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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振兴战略下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要以实际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矛盾为突破口。楚雄彝族传统文化面临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短缺、乡村民族文化“边缘化”、民族文化产业化水平不高、县域媒体传播力弱等挑战，这些问题长期困扰着民族文化产业，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因此，要做好乡村振兴战略和精准扶贫的有机衔接，加强和改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把牢乡村文化的发展方向;通过县域经济的包容性增长辐射带动乡村发展，推动民族传统文化与金融、旅游、大健康、农业、农村发展深度融合，活态保护民族文化;积极培育民族文化人才，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占领农村阵地;加强县级融媒体建设，通过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进程的双向整合，为乡村振兴“铸魂”。
关键词：乡村振兴;彝族传统文化;文化产业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9）04-0073-05
一、研究背景
（一）民族传统文化在乡村振兴中作用凸显
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的事业就大有希望[1]。为解决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差别，中共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将其列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坚定实施的七大战略之一，并制定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任务[2]。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寄托，具有“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及“推动发展”的重要功能。从某种程度上讲，当前中国的城乡差别，不仅是物质方面的差距，更是文化上的落差。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2018年2月4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对繁荣兴盛农村文化提出了要求。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发展的实质是人的全面发展，一个社会经济运行和发展应当以人为中心。随着人的创新劳动的持续积累及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社会经济发展将逐渐从满足人的有限的物质自然性需求，向满足人的无限广阔的全面发展的精神社会性需要的方向发展[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结果。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4]毛泽东同志曾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并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5]通过繁荣发展乡村文化，赋予乡村人民生活以意义感、幸福感、快乐感，更好激发人们在乡村生活的意愿[6]。
传统是民族的“密码”，民族文化是民族自信的根本，是民族行为的支配力量[7]，一个有生命力的民族，是擅长保持自己优良传统文化的民族。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楚雄“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农民老龄化”问题逐渐显现，一些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被冷落，甚至有消亡的危险[8]。在乡村振兴战略下，把文化育民、文化惠民、文化富民结合起来，实现人民群众生活富裕与精神充实，十分重要，也非常迫切。文化扶贫在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积累了很多经验，非常有必要在新时代的乡村建设中加以延续。
（二）楚雄彝族传统文化特色鲜明
彝族是我国第六大少数民族，中国户籍登记的人口有871万（2010年），散居在云南、四川、广西、贵州等地。根据2016年统计数据，云南彝族人口523.2万人，占云南总人口的10.9%，位居云南省少数民族人口第一。彝族传统文化是在中国大西南彝族地区产生和发展的、经世代相傳至今的，是具有浓郁彝族特点的文化。彝族是我国为数不多的既有自己的语言又有自己的文字的民族，彝文古籍形成年代早、数量多、内容丰富。例如：有著名的长篇叙事史诗《查姆》《梅葛》，《梅葛》史诗已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彝医药典《齐苏书》比李时珍《本草纲目》还早12年，彝医药水膏药疗法亦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0月太阳历是迄今发现的人类最精确的古代历法之一;毕摩文化、彝族服饰、民居民俗、饮食文化等独具特色。
楚雄彝族自治州成立于1958年，是全国30个民族自治州中的两个彝族自治州之一，全州设9县1市、3个民族乡，截至2017年末，全州户籍人口2645311人，其中彝族人口770120人。彝族有支系13个，占全州总人口的29.11%，占全州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80.53%。少数民族地区与外界相对隔绝，彝族同胞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在与自然环境的不断抗争中，逐渐形成彝族独有的民族传统文化，并与汉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呈现了多元一体的特征。楚雄彝族传统文化资源丰富，语言、文字、建筑、服饰、歌舞、节庆、饮食、婚丧等文化异彩纷呈，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非常鲜明，楚雄因此被称为“中国彝乡”。
（三）楚雄彝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1.把民族节庆作为展示民族自豪感的途径。“火把节”是楚雄彝族弥足珍贵的特色名片，牟定县“三月会”、大姚县“插花节”、姚安县“龙华会”、禄丰县“花会”、武定县“花山节”、双柏县“虎笙节”等民族节日广受欢迎。近年来，楚雄州委、州政府秉承“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理念，把传统节庆和文化产业相融合，不仅丰富了楚雄旅游产业的内涵，而且满足了游客对民族文化的需求，既传承发展了楚雄彝族文化，又扩大了楚雄的知名度。
2.把法规制度作为民族文化传承保护和创新开发的保障。推进民族传统生态文化保护区工作，大姚县发挥区域旅游资源的特色优势，促进跨区域特色旅游发展，推动县域旅游业水平提升。《昙华乡彝族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保护规划》通过了省级论证评审，这有助于通过民族立法保护民族传统文化;云南省人大批准《楚雄彝族自治州彝医药条例》，为彝族医药发展提供法律保障。此外，加强了民族文化公共设施和服务体系建设，截至2017年底，楚雄州有专业艺术表演团体10个、文化馆11个、博物馆4个、文管所10个、乡镇文化站103个。
3.将服饰作为发展民族文化产业的重点。彝族服饰是楚雄彝族文化的重要组成，楚雄州现有彝绣协会（合作社）57个，彝族服饰传习所14个，国家级彝绣传承人1人，省级彝绣传承人5人，州级彝绣传承人31人;有彝绣文化产业园1个，彝绣经营户400余户，绣女5万余人，彝绣经纪人88人，彝绣产业年产值突破1亿元。为了促进彝族服饰文化的发展，构建了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市场运作、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打造了民族文化精品“赛装节”，静态展示、走秀展演和定点巡演展示云南25个世居少数民族服装服饰。大姚咪依噜服饰制品有限公司将文化和旅游结合，不断优化彝绣产品设计，提高创新能力，不仅满足了游客个性化需求，还使彝族绣娘脱贫致富。 二、楚雄彝族文化发展面临的挑战
经济与文化的进步也给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带来很大压力，因为现代化本身就意味着对传统的扬弃，保留全部传统就有否定现代化的可能。在党和政府的重视支持下，楚雄彝族文化传承保护成果丰硕，但是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建设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比仍有较大差距，需要加倍努力。
（一）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短缺
彝族传统文化保留较好的地区多处于山区与半山区，公共文化事业投资很难进入，民族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不足，文化服务水平有待提高。此外以下制约因素：基层文化人才队伍不强，人员老化，结构不合理，队伍不稳定;文化站、文化广场等基层公共文化机构分布不平衡，服务水平参差不齐，对群众吸引力不足，经常是“铁将军把门”;一些易地扶贫搬迁的民族村寨，因文化传承的空间环境改变，导致民族文化基础被削弱;乡村“老龄化”“空心化”问题严重，乡村文化建设主体缺失;非遗传承人大多年龄偏大，随着这群老传人的离世，很多珍貴的彝族传统文化将随之消失;自上而下的民族文化供给单一化，民众的文化需求表达能力欠缺;民族文化艺术作品，尤其是高质量的作品供应不足，难以引起认同和情感共鸣。
（二）乡村地区民族文化日益边缘化
一个民族最容易接受的是物质文化，物质文化本来变迁就很频繁，而且容易引起社会其他方面的变迁。改革开放后，受城乡二元治理思维影响，城乡居民待遇不甚平等，“轻农文化”“去农文化”现象较为严重，农村人口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逃离农村，加入农民工队伍，退休人员由于生活不便等原因也不愿意回到乡村，农村空心化日益严重。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以前保留在地方上的人才被吸走了;原来应当回到地方上去发生领导作用的人离乡背井，不回来了。”[9]受空心化影响，彝族文化在一些乡村日益弱化、边缘化：一些自然村落、文物古迹、传统建筑被破坏，一些民俗、方言等民间文化载体遭到损毁;一些彝族青少年不会、不愿讲彝语，认为彝语落后;一些彝族村寨的文化“汉多彝少”，彝语被逐渐边缘化;乡村人际关系日益功利化，维系农村社会秩序的乡村精神日益消解;基层治理不力，一些不良风气和旧有恶习乘虚而入，封建迷信和黄赌毒等黑色文化死灰复燃[10]。以上种种都不利于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
（三）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水平不高
一是开发能力不足。由于历史、自然、经济、交通等原因，大多数彝族聚居区虽然民族文化丰厚，但人们保护意识不强，开发利用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能力有限。二是开发方式不科学。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被人为移到风景区展演，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原有程序被打乱，内容和形式遭到简化，仅具象征性意义，看不到原形[11];在思想活跃、文化交融、观念碰撞的背景下，一些文化产品开发还存在价值观扭曲、浮躁粗俗、娱乐至上、唯市场化等问题[12]。三是创新力弱。文化企业缺乏创新的氛围，创新能力不足，产品流于模仿，形式内容滞后于市场需求，使其他人难以领略古朴厚重、神秘深邃的文化内涵;文化产业融资难，存在散、小、弱等问题，这也制约着文化产品的创新。四是一些非物质文化仅凭记忆与口耳相传，容易变异或流失。随着一批深谙非物质文化的高水平大毕摩、德古说唱故事家、民间歌手（多为年长者）相继辞世，一些口传经典无法解读，导致“人去艺绝”。五是发展不平衡。服饰、节庆、饮食文化发展得好，其他的彝族文化项目发展不理想。
（四）县域媒体传播力弱
“酒香也怕巷子深”，当前，媒体形态多元，媒体格局、传播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县域媒体受到很大冲击。随着经济及媒体技术快速发展，网络、新媒体传播力强，传播速度快，微视频、直播、抖音等成为潮流，对传统媒体（电视、广播）形成挤压效应。县域媒体存在诸如经费有限、从业人员数量不足、结构不合理、缺乏优秀人才等问题，造成其传播力、影响力、导引力弱，讲故事的能力差，不能完全胜任传播彝族文化的重任[13]。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乡村民族文化发展将受到制约。
三、新时代楚雄彝族文化创新发展的对策
（一）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
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是我党新时代的重要使命，但是发展不能是盲目的，首先要确保方向正确。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思想，加强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原则，增强乡村文化建设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就乡村文化振兴的对象、方向、重点任务和时间节点，进行广泛、深入地开展讨论。树立新的发展观，把政策、资金向农业、农村、农民倾斜，破解城乡和区域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质量，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提升乡村文化振兴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供给水平，提高民族特色产品、技艺等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探索民族文化保护条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按照乡村振兴的时间节点，制定支持民族文化发展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为“农村美、农业强、农民富”奠定思想和制度基础。
（二）培育文化产业发展动能
1.要加强顶层设计。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乡村振兴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不断提高村民在产业发展中的参与度和受益面，解决农村产业和农民就业问题，确保当地群众长期稳定增收、安居乐业[14]。为此要做到“规划先行”，合理布局民族文化产业，实施“民族文化+”行动，推行“民族文化+金融”战略。设立民族文化产业基金，整合资源，提升文化产业实力。
2.促进县域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很多人因为城市的文化、娱乐等公共设施完备，到大城市寻求发展，从而使资金、人才等要素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转移。县域经济是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加强中心镇的文化建设，要发挥县域带动乡镇、辐射乡村的作用，加强县域文化景观建设，并吸引、留住人才。借助电子商务、乡村淘宝等平台，推进一村一品、一县一业，使农村人口有稳定、持续的收入，通过“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来活态保护民族文化。 3.挖掘彝族文化资源的深层内涵与创意符号，建构新兴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模式，打造彝族文化品牌经典，吸引更多的人对文化产业进行投资，促进经济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民族文化+旅游”产业，破解交通瓶颈，升级“光禄古镇”“石羊古镇”“黑井古镇”等文化与生态交融的旅游小镇，构建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大格局。
（三）坚定文化自信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要发挥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挖掘民族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引导民族文化与主流价值观对接;积极争取上级部门民族文化的资金投入，做大做强文化产业;以核心价值观为统领，深化民族团结教育，将民族团结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全过程，增强少数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同时提高全民族成员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认识。其次，加强古村落、民族文化名村（寨）保护，防止建设性破坏;征集文化创意，把民族文化融入民居设计中，从形态构成、风格特征、经济性、适用性和可持续性等方面打造“彝乡新居”;保障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权利，在彝族聚居区中小学开设彝汉双语课程，鼓励各民族互学语言文字;建设民族艺术乡镇、民族团结乡村;开展农村（社区）公益电影放映活动，推出一批优秀的文艺作品，组织丰富多彩的公益性民族文化活动，让民族文化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15]。第三，树立开放意识，促进民族传统文化的自我扬弃，实现异质文化互补，逐步形成新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植根于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如果仅作为观赏的摆设，创新发展就失去了动力;要用现代生活方式改造传统生活方式，消除民族生活中的消极因素，用社会化的生活方式使民族生活由狭隘、封闭走向进步、开放[16]。
（四）提升县域媒体传播力
传播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普遍源泉。习近平同志在人民日报社调研社强调，要运用信息媒体，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发挥縣域媒体在贴近乡村、贴近生活的方面的优势，宣传彝族文化;推进三网融合，构建县域媒体联盟。译制制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节目、民族文化短视频，开设电视宣传栏目，加强优势资源共建共享，将民族文化通过有趣的形式、快捷的方式传播出去[17]。
（五）挖掘培育民间文化人才
乡村振兴的主体是人，乡村文化振兴缺的是人才。将民族文化融入民族地区教育体系，使民族文化得到更好地保护、传承、普及、弘扬和振兴。发挥非遗传承人作用，抓紧对其掌握的民族文化进行记录保存，并号召本民族年轻人学习;支持非遗传承人走向市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他们的价值。把人才培养和市场发展结合起来，把非遗传承和创新创业结合起来，培养更多的文化创意人才;增强文化保护意识，提升民众的思想文化素养;积极培育新乡贤，推动乡贤参与民族文化建设，引导乡村社会见贤思齐。在年轻一代上投资，培育新型农民，激励他们学习、宣传民族的优秀文化;借助彝族文化创新创业，吸引更多有理想、有文化、有抱负、有能力、对家乡充满感情的人才回到农村，发挥他们在建设家乡、保护与传承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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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姜黎梅）
关键词：乡村振兴;彝族传统文化;文化产业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9）04-0073-05
一、研究背景
（一）民族传统文化在乡村振兴中作用凸显
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的事业就大有希望[1]。为解决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差别，中共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将其列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坚定实施的七大战略之一，并制定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任务[2]。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寄托，具有“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及“推动发展”的重要功能。从某种程度上讲，当前中国的城乡差别，不仅是物质方面的差距，更是文化上的落差。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2018年2月4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对繁荣兴盛农村文化提出了要求。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发展的实质是人的全面发展，一个社会经济运行和发展应当以人为中心。随着人的创新劳动的持续积累及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社会经济发展将逐渐从满足人的有限的物质自然性需求，向满足人的无限广阔的全面发展的精神社会性需要的方向发展[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结果。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4]毛泽东同志曾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并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5]通过繁荣发展乡村文化，赋予乡村人民生活以意义感、幸福感、快乐感，更好激发人们在乡村生活的意愿[6]。
传统是民族的“密码”，民族文化是民族自信的根本，是民族行为的支配力量[7]，一个有生命力的民族，是擅长保持自己优良传统文化的民族。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楚雄“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农民老龄化”问题逐渐显现，一些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被冷落，甚至有消亡的危险[8]。在乡村振兴战略下，把文化育民、文化惠民、文化富民结合起来，实现人民群众生活富裕与精神充实，十分重要，也非常迫切。文化扶贫在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积累了很多经验，非常有必要在新时代的乡村建设中加以延续。
（二）楚雄彝族传统文化特色鲜明
彝族是我国第六大少数民族，中国户籍登记的人口有871万（2010年），散居在云南、四川、广西、贵州等地。根据2016年统计数据，云南彝族人口523.2万人，占云南总人口的10.9%，位居云南省少数民族人口第一。彝族传统文化是在中国大西南彝族地区产生和发展的、经世代相傳至今的，是具有浓郁彝族特点的文化。彝族是我国为数不多的既有自己的语言又有自己的文字的民族，彝文古籍形成年代早、数量多、内容丰富。例如：有著名的长篇叙事史诗《查姆》《梅葛》，《梅葛》史诗已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彝医药典《齐苏书》比李时珍《本草纲目》还早12年，彝医药水膏药疗法亦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0月太阳历是迄今发现的人类最精确的古代历法之一;毕摩文化、彝族服饰、民居民俗、饮食文化等独具特色。
楚雄彝族自治州成立于1958年，是全国30个民族自治州中的两个彝族自治州之一，全州设9县1市、3个民族乡，截至2017年末，全州户籍人口2645311人，其中彝族人口770120人。彝族有支系13个，占全州总人口的29.11%，占全州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80.53%。少数民族地区与外界相对隔绝，彝族同胞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在与自然环境的不断抗争中，逐渐形成彝族独有的民族传统文化，并与汉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呈现了多元一体的特征。楚雄彝族传统文化资源丰富，语言、文字、建筑、服饰、歌舞、节庆、饮食、婚丧等文化异彩纷呈，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非常鲜明，楚雄因此被称为“中国彝乡”。
（三）楚雄彝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1.把民族节庆作为展示民族自豪感的途径。“火把节”是楚雄彝族弥足珍贵的特色名片，牟定县“三月会”、大姚县“插花节”、姚安县“龙华会”、禄丰县“花会”、武定县“花山节”、双柏县“虎笙节”等民族节日广受欢迎。近年来，楚雄州委、州政府秉承“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理念，把传统节庆和文化产业相融合，不仅丰富了楚雄旅游产业的内涵，而且满足了游客对民族文化的需求，既传承发展了楚雄彝族文化，又扩大了楚雄的知名度。
2.把法规制度作为民族文化传承保护和创新开发的保障。推进民族传统生态文化保护区工作，大姚县发挥区域旅游资源的特色优势，促进跨区域特色旅游发展，推动县域旅游业水平提升。《昙华乡彝族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保护规划》通过了省级论证评审，这有助于通过民族立法保护民族传统文化;云南省人大批准《楚雄彝族自治州彝医药条例》，为彝族医药发展提供法律保障。此外，加强了民族文化公共设施和服务体系建设，截至2017年底，楚雄州有专业艺术表演团体10个、文化馆11个、博物馆4个、文管所10个、乡镇文化站103个。
3.将服饰作为发展民族文化产业的重点。彝族服饰是楚雄彝族文化的重要组成，楚雄州现有彝绣协会（合作社）57个，彝族服饰传习所14个，国家级彝绣传承人1人，省级彝绣传承人5人，州级彝绣传承人31人;有彝绣文化产业园1个，彝绣经营户400余户，绣女5万余人，彝绣经纪人88人，彝绣产业年产值突破1亿元。为了促进彝族服饰文化的发展，构建了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市场运作、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打造了民族文化精品“赛装节”，静态展示、走秀展演和定点巡演展示云南25个世居少数民族服装服饰。大姚咪依噜服饰制品有限公司将文化和旅游结合，不断优化彝绣产品设计，提高创新能力，不仅满足了游客个性化需求，还使彝族绣娘脱贫致富。 二、楚雄彝族文化发展面临的挑战
经济与文化的进步也给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带来很大压力，因为现代化本身就意味着对传统的扬弃，保留全部传统就有否定现代化的可能。在党和政府的重视支持下，楚雄彝族文化传承保护成果丰硕，但是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建设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比仍有较大差距，需要加倍努力。
（一）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短缺
彝族传统文化保留较好的地区多处于山区与半山区，公共文化事业投资很难进入，民族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不足，文化服务水平有待提高。此外以下制约因素：基层文化人才队伍不强，人员老化，结构不合理，队伍不稳定;文化站、文化广场等基层公共文化机构分布不平衡，服务水平参差不齐，对群众吸引力不足，经常是“铁将军把门”;一些易地扶贫搬迁的民族村寨，因文化传承的空间环境改变，导致民族文化基础被削弱;乡村“老龄化”“空心化”问题严重，乡村文化建设主体缺失;非遗传承人大多年龄偏大，随着这群老传人的离世，很多珍貴的彝族传统文化将随之消失;自上而下的民族文化供给单一化，民众的文化需求表达能力欠缺;民族文化艺术作品，尤其是高质量的作品供应不足，难以引起认同和情感共鸣。
（二）乡村地区民族文化日益边缘化
一个民族最容易接受的是物质文化，物质文化本来变迁就很频繁，而且容易引起社会其他方面的变迁。改革开放后，受城乡二元治理思维影响，城乡居民待遇不甚平等，“轻农文化”“去农文化”现象较为严重，农村人口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逃离农村，加入农民工队伍，退休人员由于生活不便等原因也不愿意回到乡村，农村空心化日益严重。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以前保留在地方上的人才被吸走了;原来应当回到地方上去发生领导作用的人离乡背井，不回来了。”[9]受空心化影响，彝族文化在一些乡村日益弱化、边缘化：一些自然村落、文物古迹、传统建筑被破坏，一些民俗、方言等民间文化载体遭到损毁;一些彝族青少年不会、不愿讲彝语，认为彝语落后;一些彝族村寨的文化“汉多彝少”，彝语被逐渐边缘化;乡村人际关系日益功利化，维系农村社会秩序的乡村精神日益消解;基层治理不力，一些不良风气和旧有恶习乘虚而入，封建迷信和黄赌毒等黑色文化死灰复燃[10]。以上种种都不利于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
（三）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水平不高
一是开发能力不足。由于历史、自然、经济、交通等原因，大多数彝族聚居区虽然民族文化丰厚，但人们保护意识不强，开发利用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能力有限。二是开发方式不科学。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被人为移到风景区展演，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原有程序被打乱，内容和形式遭到简化，仅具象征性意义，看不到原形[11];在思想活跃、文化交融、观念碰撞的背景下，一些文化产品开发还存在价值观扭曲、浮躁粗俗、娱乐至上、唯市场化等问题[12]。三是创新力弱。文化企业缺乏创新的氛围，创新能力不足，产品流于模仿，形式内容滞后于市场需求，使其他人难以领略古朴厚重、神秘深邃的文化内涵;文化产业融资难，存在散、小、弱等问题，这也制约着文化产品的创新。四是一些非物质文化仅凭记忆与口耳相传，容易变异或流失。随着一批深谙非物质文化的高水平大毕摩、德古说唱故事家、民间歌手（多为年长者）相继辞世，一些口传经典无法解读，导致“人去艺绝”。五是发展不平衡。服饰、节庆、饮食文化发展得好，其他的彝族文化项目发展不理想。
（四）县域媒体传播力弱
“酒香也怕巷子深”，当前，媒体形态多元，媒体格局、传播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县域媒体受到很大冲击。随着经济及媒体技术快速发展，网络、新媒体传播力强，传播速度快，微视频、直播、抖音等成为潮流，对传统媒体（电视、广播）形成挤压效应。县域媒体存在诸如经费有限、从业人员数量不足、结构不合理、缺乏优秀人才等问题，造成其传播力、影响力、导引力弱，讲故事的能力差，不能完全胜任传播彝族文化的重任[13]。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乡村民族文化发展将受到制约。
三、新时代楚雄彝族文化创新发展的对策
（一）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
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是我党新时代的重要使命，但是发展不能是盲目的，首先要确保方向正确。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思想，加强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原则，增强乡村文化建设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就乡村文化振兴的对象、方向、重点任务和时间节点，进行广泛、深入地开展讨论。树立新的发展观，把政策、资金向农业、农村、农民倾斜，破解城乡和区域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质量，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提升乡村文化振兴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供给水平，提高民族特色产品、技艺等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探索民族文化保护条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按照乡村振兴的时间节点，制定支持民族文化发展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为“农村美、农业强、农民富”奠定思想和制度基础。
（二）培育文化产业发展动能
1.要加强顶层设计。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乡村振兴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不断提高村民在产业发展中的参与度和受益面，解决农村产业和农民就业问题，确保当地群众长期稳定增收、安居乐业[14]。为此要做到“规划先行”，合理布局民族文化产业，实施“民族文化+”行动，推行“民族文化+金融”战略。设立民族文化产业基金，整合资源，提升文化产业实力。
2.促进县域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很多人因为城市的文化、娱乐等公共设施完备，到大城市寻求发展，从而使资金、人才等要素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转移。县域经济是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加强中心镇的文化建设，要发挥县域带动乡镇、辐射乡村的作用，加强县域文化景观建设，并吸引、留住人才。借助电子商务、乡村淘宝等平台，推进一村一品、一县一业，使农村人口有稳定、持续的收入，通过“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来活态保护民族文化。 3.挖掘彝族文化资源的深层内涵与创意符号，建构新兴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模式，打造彝族文化品牌经典，吸引更多的人对文化产业进行投资，促进经济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民族文化+旅游”产业，破解交通瓶颈，升级“光禄古镇”“石羊古镇”“黑井古镇”等文化与生态交融的旅游小镇，构建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大格局。
（三）坚定文化自信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要发挥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挖掘民族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引导民族文化与主流价值观对接;积极争取上级部门民族文化的资金投入，做大做强文化产业;以核心价值观为统领，深化民族团结教育，将民族团结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全过程，增强少数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同时提高全民族成员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认识。其次，加强古村落、民族文化名村（寨）保护，防止建设性破坏;征集文化创意，把民族文化融入民居设计中，从形态构成、风格特征、经济性、适用性和可持续性等方面打造“彝乡新居”;保障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权利，在彝族聚居区中小学开设彝汉双语课程，鼓励各民族互学语言文字;建设民族艺术乡镇、民族团结乡村;开展农村（社区）公益电影放映活动，推出一批优秀的文艺作品，组织丰富多彩的公益性民族文化活动，让民族文化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15]。第三，树立开放意识，促进民族传统文化的自我扬弃，实现异质文化互补，逐步形成新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植根于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如果仅作为观赏的摆设，创新发展就失去了动力;要用现代生活方式改造传统生活方式，消除民族生活中的消极因素，用社会化的生活方式使民族生活由狭隘、封闭走向进步、开放[16]。
（四）提升县域媒体传播力
传播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普遍源泉。习近平同志在人民日报社调研社强调，要运用信息媒体，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发挥縣域媒体在贴近乡村、贴近生活的方面的优势，宣传彝族文化;推进三网融合，构建县域媒体联盟。译制制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节目、民族文化短视频，开设电视宣传栏目，加强优势资源共建共享，将民族文化通过有趣的形式、快捷的方式传播出去[17]。
（五）挖掘培育民间文化人才
乡村振兴的主体是人，乡村文化振兴缺的是人才。将民族文化融入民族地区教育体系，使民族文化得到更好地保护、传承、普及、弘扬和振兴。发挥非遗传承人作用，抓紧对其掌握的民族文化进行记录保存，并号召本民族年轻人学习;支持非遗传承人走向市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他们的价值。把人才培养和市场发展结合起来，把非遗传承和创新创业结合起来，培养更多的文化创意人才;增强文化保护意识，提升民众的思想文化素养;积极培育新乡贤，推动乡贤参与民族文化建设，引导乡村社会见贤思齐。在年轻一代上投资，培育新型农民，激励他们学习、宣传民族的优秀文化;借助彝族文化创新创业，吸引更多有理想、有文化、有抱负、有能力、对家乡充满感情的人才回到农村，发挥他们在建设家乡、保护与传承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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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姜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