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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书法史上，无论是汉字的演变还是书法教育的发展，都在汉代显得尤为突出。甘肃作为中国简牍大省之一，出土的这一时期的习字简可以作为反映汉代书法教育状况的例证，汉代的书法教育，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探究汉代书法教育有利于当今时代背景下书法的发展，为现代书法教育应如何从汉代书法教育中汲取营养，发挥其独特的文化传承作用，应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汉代;习字简;甘肃简牍;书法教育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距今两千多年的汉代是书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时期。无论是汉字本身的演变还是书法教育的发展，在这一时期都显得至关重要。单就教育而言，汉代书法教育不仅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而且对后世甚至当今社会的书法教育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二、汉代书法教育
（一）汉代书法教育的背景
西汉初期，统治者为巩固国家安定，恢复生产、稳定秩序，吸取了前朝秦亡的经验教训，采取了与民“修养生息”的政策，推崇“黄老之策”的“无为而治”，修养民本。汉武帝即位后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張，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得以确立，为汉文化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国家重视艺术人才的培育，创立“鸿都门学”，在当时的艺术教育方面起到了极大的积极作用。
（二）汉代书法教育的类型
1.将吏习字
汉代对官吏的选拔考核，在书法上有着严格的要求，就日常公文而言，字体有书写不端正的，就会被举名而论罪。《汉书·艺文志》记载：“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学童考试，有背诵九千字以上能力的人，才可以当史。接着再用六体来作为考试内容，然后成绩最佳者被任命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官民上书，字有写得不端正的，就要举报。因而这一时期吏员加强对书法的学习临摹，也就成为了必然。
2.童蒙书法教育
东汉王充的《论衡·自纪篇》中记叙有关自己童年的学习经历，是关于当时书法教育比较详细的记载：“（充）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童百人以上，皆以过失袒谪。或以书丑得鞭。充书日进，又无过失，手书既成，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经明德就，谢师而专门授笔。”由此可知，当时的蒙童书法教育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蒙学教育，教儿童识字和书写的学习本领。使用的教材则是当时通行的“字书”，如《仓颉篇》、《急就篇》等，第二阶段则是在学到识字和书写的本领以后，辞师离开书馆，从师学习《孝经》、《论语》、《尚书》等儒家典籍。
三、甘肃简牍遗书概况——习字简
（一）习字简的概念及类型
甘肃省作为中国简牍大省之一，其西部的河西走廊有着“汉简之都”的美誉，迄今为止出土的历代简牍有七万多枚，仅汉简的出土数量就占全国汉简出土总数量的的82%以上。因其所涉及到的内容广泛且保存的历史资料较为丰富而备受学术界的关注。而习字简作为秦汉简牍中的独具特色的一类，无论从内涵、影响亦或是艺术价值来讲，在中国书法史上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以及生命力。
习字简，顾名思义，即练习写字之简。从其内容来说可分为文书用字和字书简。文书用字简主要指抄写某些文书中的文字，而字书简则是指临摹字书中的文字;从习字简的创作对象来看，可以分为将吏习字和学童习字。
（二）习字简的摹本
《急就篇》——汉代最重要的蒙童教材
西汉元帝时期黄门令史游所著《急就篇》，是一部关于儿童识字、习字的字书，也是历史上产生年代最早且至今保存最为完整的一部蒙学教育书籍。篇中内容因分章叙述，故而又称为《急就章》。其内容可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姓氏”，其中罗列了一百多个姓，三字成句，句意贯通;第二部分是“器服百物”，叙述了饮食、衣物、音乐等诸多方面，七字一句且押韵，读来朗朗上口;第三部分是“文学法理”，包括官职和法律等。由此可见，书中所体现的自然及社会知识极为丰富。儿童通过学习该字书，可以获得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比较全面的所必需的基本知识与技能。为其日后的学习生活和仕途生涯打下扎实的基础。因此，《急就篇》一经出现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从京城到边陲，从贵族到布衣，都将其作为启蒙学习的教材。以至于后世编写的童蒙字书如《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俱是以该字书为先导的。
四、结语
书法艺术作为中华民族原生的传统文化艺术，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作为一门艺术而言，它是独立存在的，是与音乐、绘画、舞蹈、文学等齐同的。但它又依附于中华传统文化之上，以强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与之息息相关。同时，就现存的简牍遗书来看，针对当今书法教育也能获得一些启示：字书与习字的统一不仅能丰富习字者的知识储备，提高习字者的书写体验，达到“学”与“习”的最终目的，亦能够加深书法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使得书法艺术不单单只是一门技艺，培育出更多兼有文化与技法的传承者，赋予书法艺术本身该有的灵魂。
结合甘肃出土的汉简——习字简来看，可以从其中发现和得到大量的有关甘肃汉代书法教育的状况，从而总结出有利于当今书法教育发展的经验——“学”与“习”相结合。将书法艺术与中华优秀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正视汉字与文学艺术在文化史上的重要性，并将这一重要性质贯彻到书法的教育和学习之中，付诸于现实的书法教育之中，让书法教育带给学子们的不仅仅只有“一笔好字”，更要有“一肚子文章”。严格围绕“两个一”，以达到书法教育的真正目的。
参考文献
[1]李兴涛.浅议汉代书法教育的基本特征.大众文艺.2011.19
[2]米文佐.敦煌简牍遗书中的汉唐书法教育.中国书法.2016.5
[3]裴永亮.汉简习字简与汉代书法发展相关问题.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4]常爽.汉代书法教育类型研究.河南大学.2011
[6]沈利.汉代简牍书法形态研究.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1
作者简介：安阳（1997.4-），男，汉族，甘肃西和人，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在读，专业：美术，研究方向：书法。
关键词：汉代;习字简;甘肃简牍;书法教育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距今两千多年的汉代是书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时期。无论是汉字本身的演变还是书法教育的发展，在这一时期都显得至关重要。单就教育而言，汉代书法教育不仅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而且对后世甚至当今社会的书法教育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二、汉代书法教育
（一）汉代书法教育的背景
西汉初期，统治者为巩固国家安定，恢复生产、稳定秩序，吸取了前朝秦亡的经验教训，采取了与民“修养生息”的政策，推崇“黄老之策”的“无为而治”，修养民本。汉武帝即位后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張，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得以确立，为汉文化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国家重视艺术人才的培育，创立“鸿都门学”，在当时的艺术教育方面起到了极大的积极作用。
（二）汉代书法教育的类型
1.将吏习字
汉代对官吏的选拔考核，在书法上有着严格的要求，就日常公文而言，字体有书写不端正的，就会被举名而论罪。《汉书·艺文志》记载：“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学童考试，有背诵九千字以上能力的人，才可以当史。接着再用六体来作为考试内容，然后成绩最佳者被任命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官民上书，字有写得不端正的，就要举报。因而这一时期吏员加强对书法的学习临摹，也就成为了必然。
2.童蒙书法教育
东汉王充的《论衡·自纪篇》中记叙有关自己童年的学习经历，是关于当时书法教育比较详细的记载：“（充）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童百人以上，皆以过失袒谪。或以书丑得鞭。充书日进，又无过失，手书既成，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经明德就，谢师而专门授笔。”由此可知，当时的蒙童书法教育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蒙学教育，教儿童识字和书写的学习本领。使用的教材则是当时通行的“字书”，如《仓颉篇》、《急就篇》等，第二阶段则是在学到识字和书写的本领以后，辞师离开书馆，从师学习《孝经》、《论语》、《尚书》等儒家典籍。
三、甘肃简牍遗书概况——习字简
（一）习字简的概念及类型
甘肃省作为中国简牍大省之一，其西部的河西走廊有着“汉简之都”的美誉，迄今为止出土的历代简牍有七万多枚，仅汉简的出土数量就占全国汉简出土总数量的的82%以上。因其所涉及到的内容广泛且保存的历史资料较为丰富而备受学术界的关注。而习字简作为秦汉简牍中的独具特色的一类，无论从内涵、影响亦或是艺术价值来讲，在中国书法史上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以及生命力。
习字简，顾名思义，即练习写字之简。从其内容来说可分为文书用字和字书简。文书用字简主要指抄写某些文书中的文字，而字书简则是指临摹字书中的文字;从习字简的创作对象来看，可以分为将吏习字和学童习字。
（二）习字简的摹本
《急就篇》——汉代最重要的蒙童教材
西汉元帝时期黄门令史游所著《急就篇》，是一部关于儿童识字、习字的字书，也是历史上产生年代最早且至今保存最为完整的一部蒙学教育书籍。篇中内容因分章叙述，故而又称为《急就章》。其内容可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姓氏”，其中罗列了一百多个姓，三字成句，句意贯通;第二部分是“器服百物”，叙述了饮食、衣物、音乐等诸多方面，七字一句且押韵，读来朗朗上口;第三部分是“文学法理”，包括官职和法律等。由此可见，书中所体现的自然及社会知识极为丰富。儿童通过学习该字书，可以获得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比较全面的所必需的基本知识与技能。为其日后的学习生活和仕途生涯打下扎实的基础。因此，《急就篇》一经出现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从京城到边陲，从贵族到布衣，都将其作为启蒙学习的教材。以至于后世编写的童蒙字书如《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俱是以该字书为先导的。
四、结语
书法艺术作为中华民族原生的传统文化艺术，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作为一门艺术而言，它是独立存在的，是与音乐、绘画、舞蹈、文学等齐同的。但它又依附于中华传统文化之上，以强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与之息息相关。同时，就现存的简牍遗书来看，针对当今书法教育也能获得一些启示：字书与习字的统一不仅能丰富习字者的知识储备，提高习字者的书写体验，达到“学”与“习”的最终目的，亦能够加深书法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使得书法艺术不单单只是一门技艺，培育出更多兼有文化与技法的传承者，赋予书法艺术本身该有的灵魂。
结合甘肃出土的汉简——习字简来看，可以从其中发现和得到大量的有关甘肃汉代书法教育的状况，从而总结出有利于当今书法教育发展的经验——“学”与“习”相结合。将书法艺术与中华优秀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正视汉字与文学艺术在文化史上的重要性，并将这一重要性质贯彻到书法的教育和学习之中，付诸于现实的书法教育之中，让书法教育带给学子们的不仅仅只有“一笔好字”，更要有“一肚子文章”。严格围绕“两个一”，以达到书法教育的真正目的。
参考文献
[1]李兴涛.浅议汉代书法教育的基本特征.大众文艺.2011.19
[2]米文佐.敦煌简牍遗书中的汉唐书法教育.中国书法.2016.5
[3]裴永亮.汉简习字简与汉代书法发展相关问题.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4]常爽.汉代书法教育类型研究.河南大学.2011
[6]沈利.汉代简牍书法形态研究.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1
作者简介：安阳（1997.4-），男，汉族，甘肃西和人，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在读，专业：美术，研究方向：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