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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3月26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在北京召开了“中国经济改革走势与对策座谈会”。与会专家就当前改革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
一、如何判断当前的改革形势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经过26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同时，由于改革走了一条渐进式的道路，经济体制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长期悬而未决，累积到目前的阶段，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相互交织，致使改革的形势异常严峻。
有专家指出，当前改革的有利条件是，一方面，尽管我们付出了很大的资源与环保代价，但中国基本上进入了经济发展比较好的上升时期；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已经深入人心，不可逆转，改革所倡导的很多东西现在已经变成了老百姓的现实追求。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相比，当前的改革形势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八、九十年代的改革是放权让利的改革，赢得了广大基层群众的衷心拥护；而现在出台的一些改革措施，往往是在动“存量”，触及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因此，不少基层群众对改革的态度，从拥护变成疑虑，从疑虑发展到抵触。人们以所获得实际利益作为判断改革或者评价改革的标准，以及由此产生的问题，其广泛性和深刻性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大得多。
有专家进一步指出，当前改革正处于一种僵持阶段，缺乏支持改革的行动集团与动力。制定改革政策的政府部门，习惯于从自身利益出发，为本部门“捞好处”，很难做出削弱自身权力的决策；出台的一些改革措施，往往意味着让老百姓自己“付费”，由此遭到基层群众的反对；非国有经济原本具有制度创新的动力，但一个“铁本”，一个“郎顾之争”，又为改革蒙上了一层阴影。
还有专家从国际竞争力的角度提出，20多年来，中国改革最成功的经验，就是极大地降低了制度运行的成本，由此激发了经济体制的创新活力。中国产品在国际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既得益于廉价的劳动力，又得益于对外开放所形成的较低的交易费用。但近一个时期以来，不仅原材料在涨价，能源在涨价，劳动力成本也在上升。在此情况下，由于核心部门改革滞后，导致制度费用至少降低得不明显。如果制度费用没有进一步缩减，生产成本降不下来，中国总的国际竞争优势就会逐步减弱，这将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构成严重的压力。
与会专家认为，从总体上来看，我们对改革的实际进程估计得过高。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来就宣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似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已经完成了。实际上，我们只是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在体制和机制方面，政府还远未达到按照市场经济基本原则来办事的要求，在某些方面甚至还没有破题。改革依然任重道远。
二、如何认识当前社會中存在的诸多矛盾
与会专家认为，当前我国社会出现的诸多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国家在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必然要面临的问题。
有专家指出，当时西方怎么走的？即所谓曼彻斯特资本主义的时候，英国工人没有保障，没有普选权，随即搞起了工人运动。英国政府为缓解国内矛盾开始向外扩张，搞殖民地，逐步有了实力搞社会福利保障，到了相当于现在人均1万美元的水平后才把这个社会稳定住了。但在此前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英国也走过了艰难困苦的时期。今天中国没有这个历史条件。要根本解决我国当前的诸多矛盾，还是要靠我们自己，靠改革，靠发展经济。
有专家围绕改革与发展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我们至少有三条做得不够。第一，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没有相应地充实社会保障账户；第二，在经济增长逐步加快的同时，没有妥善地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包括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第三，农村反贫困虽然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城市弱势群体的总量却在增加。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社会矛盾处理不好，可能会引发更大的社会政治危机。长时期以来，政府在改革与发展关系的处理上，总是寄希望用发展来解决体制、制度上的问题，逐步消化体制、制度中的矛盾。以金融行业为例，这么多年的快速增长，不但没有稀释金融的潜在风险，相反在金融方面积累的矛盾使风险逐步加大，可以说是我们国家风险最突出、最大的，也是相当腐败的一个领域。因此，我们决不能回避当前的矛盾，发展只能推迟矛盾的爆发，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要靠改革。
在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上，有专家指出，效率优先是从实际出发、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的。但近10多年来，我国的贫富差距逐步扩大，两极分化趋势明显，问题主要出在政府的工作层面。政府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该做的很多事情严重不到位，是有欠账的。目前，国有垄断企业倚仗超额垄断利润，对职工实行高工资、高福利待遇，使这部分职工迅速成为高收入群体；而一般的国有企业在改制中，由于常年亏损，无法对职工实行基本的经济补偿，致使大量职工陷入贫困阶层。这样的做法只会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引发更大的社会矛盾。因此，我们必须把国有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本，应该由国有经济产权转让和投资收益来解决，这里面包括垄断行业的利润。
三、如何对待目前在改革问题上的思想分歧
最近有人提出，长期以来，在计划和市场的问题上，市场讲多了，计划讲少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上，市场经济讲多了，社会主义讲少了；在公平与效率的问题上，效率讲多了，公平讲少了；在经济理论问题上，西方的经济学讲多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讲少了。这表明，当前在一些改革的基本问题上，人们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
有专家指出，对待人们的认识分歧，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态度。第一，要回到实际过程中来。所谓实事求是，就是要以现象观察做基础，仅看一件事情不能完整地反映社会的实际状况。第二，理论、概念、命题要清楚。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来看，只要是理论的东西，就要被客观实践检查。
有专家建议，对于思想认识上的分歧，可以采取“不争论”的态度。因为谁都知道国有企业里面有问题，没有问题就不改它了。倘若不改，就会一天天烂下去；若要改就要有补偿，不补偿他就不改。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但这个问题研究者要搞清楚，决策者要搞清楚，这是一个历史进程。因为我们过去搞的企业制度不好，现在要改，在改的过程就会有代价，就会出现问题，但要抓紧改，不改，最后什么也剩不下。现在有些东西无法说清楚，要少说，多做，快做，让历史翻过这一页。
有的专家提出，不论有什么样的思想分歧，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不能变。这就要求我们提出改革建议的人要胸怀全局，要对全局有清醒的认识和把握。一些提出改革建议的人，尽管是针对当前急需要解决的问题，但一定要能够提出不违背改革基本方向的建议，这样才能保证中国改革的基本方向不出问题。
讲到改革共识，有专家指出，首先，现在改革的范围之广泛，是过去所没有的；第二是难度之大，可以说超过以往任何时候；第三是分歧之多，也跟过去不一样。为什么说现在是攻坚阶段，就是这个道理。因为改革到这样一个阶段，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在社会结构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况下，利益主体多元化，产权多元化，人们的思想也是多样化的。相比较只有一种声音来说，这种情况是一种社会的进步。既然承认了这种进步，产生思想认识上的分歧是必然的。所以，形成改革共识很重要。共识不是统一思想与步调一致，而是寻求彼此理解与相互妥协。
四、如何构建和谐社会
胡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与会专家认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本质上讲，应该是一个现代法治社会，而改革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动力。
在法治的框架下构建和谐社会，最首要的任务是要限制政府的权力。与会专家指出，在当前经济运行中，以耗费资源和牺牲环境为主要特征的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的经济高速增长，是很难刹住车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推动经济增长的高速投资主要是由政府拉动的，不是市场机制本身在起作用。这些年来，过分追求GDP的增长，甚至将此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重要指标，由此形成了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政府作为经济主导，势必要垄断配置经济资源的各种权力，这不仅窒息了市场主体的自主创新活力，而且极大地危害了政府自身。政府手中拥有太多的公权，成为政府官员腐败的温床。限制政府权力应该是当前和下一步改革的重点。这一块不到位，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都很难到位。
限制政府权力的有效方式是，将一部分权力向社会中介组织、向社会利益主体转移。有专家指出，目前出现的许多社会问题，基本是地方政府在协调，中央在协调，而缺乏社会矛盾中各方利益主体代表的积极参与。比如，侵占耕地涉及到农民的利益，城市拆迁涉及到市民的利益，拖欠工资涉及到民工的利益，工人下岗涉及职工的利益，政府定价涉及到相关行业的利益，垄断壁垒涉及到非国有企业的利益等等。如果事无巨细，都由政府出面解决，甚至由总理出面解决，那这个政府的工作效率就可想而知了。一个常识性的问题是，这些不同的利益主体为什么不能自己维护自己的利益？而非要知识分子为其呼吁，非要别人来代表？现代法治社会需要各种利益主体组织起来，成立自己的行会、协会、公会、商会等等，这些中介组织将成为联接民间与政府的重要纽带和桥梁。当前，在我国社会生活中，伴随着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已经形成了自由结社的客观要求。对此，我们应该因势利导，由不同利益主体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自己谋取自己的利益。这样做，不仅能有效地缓解社会矛盾，而且能使政府从大量、繁琐的事务中解脱出来。
在改革的推进方式上，与会专家发表了不同的意见。有专家认为，改革应该从当前最紧迫且最容易推进的领域入手。现在，国企改革与政府改革的问题非常难办，因为谁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硬要改革，总有点儿与虎谋皮的味道。因此，能否适当地绕开这两个难点，一头推进市场化的改革，加快推进市场化的进程，特别是包括资本、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的市场化，当然金融首当其冲。另一头是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解决可能发生的社会危机。现在我们社会潜伏的问题确实太大了，地区之间的差距、城乡的差距和个人收入差距，都在不断地扩大，这些问题必须得到切实地解决。要通过国家税收，调节高收入人群；通过建立全社会的保障体系，解决弱势群体的保障问题。以此化解社会矛盾，防范社会危机。也有专家认为，中国的改革从来都是逼出来的。经济发展好的时候，大家没有改革的迫切性，改革的迫切性来自于“倒逼”。加入WTO就是对中国改革非常大的倒逼机制，WTO意味着规则的改变与透明，这是一种外来的倒逼机制。另一个倒逼机制来自于地方政府与各种社会、经济利益主体。他们的自主创新行为，将会不断地要求改变体制的束缚，由此推进改革的不断深入。逼一点，改一点，这就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基本路径。还有专家提出，搞经济特区，实行不同于国内的政策，是中国改革的一大创造。目前，加入WTO、政治体制改革、法治建设，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国这么大，不可能全面铺开。一定要在小范围内先进行实验，与原有的体制接轨，找出一种既符合我们的政体，又符合国际规则的体制形式。因此，可以考虑搞一小块地方做实验，做窗口。
与会专家认为，如果说以往的改革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那么今后的改革将是一个法治化的过程，这将是一个更加漫长的历史过程。创建不同利益主体平等协商、谈判、妥协的法治环境将是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整个社会置身在法治的框架下，政府、经济社会组织和个人都要按照法律所确立的规则行事。只有在遵循法治原则的基础之上，一个和谐美满的社会才会真正实现。
（作者单位：中国体改研究会）
一、如何判断当前的改革形势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经过26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同时，由于改革走了一条渐进式的道路，经济体制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长期悬而未决，累积到目前的阶段，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相互交织，致使改革的形势异常严峻。
有专家指出，当前改革的有利条件是，一方面，尽管我们付出了很大的资源与环保代价，但中国基本上进入了经济发展比较好的上升时期；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已经深入人心，不可逆转，改革所倡导的很多东西现在已经变成了老百姓的现实追求。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相比，当前的改革形势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八、九十年代的改革是放权让利的改革，赢得了广大基层群众的衷心拥护；而现在出台的一些改革措施，往往是在动“存量”，触及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因此，不少基层群众对改革的态度，从拥护变成疑虑，从疑虑发展到抵触。人们以所获得实际利益作为判断改革或者评价改革的标准，以及由此产生的问题，其广泛性和深刻性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大得多。
有专家进一步指出，当前改革正处于一种僵持阶段，缺乏支持改革的行动集团与动力。制定改革政策的政府部门，习惯于从自身利益出发，为本部门“捞好处”，很难做出削弱自身权力的决策；出台的一些改革措施，往往意味着让老百姓自己“付费”，由此遭到基层群众的反对；非国有经济原本具有制度创新的动力，但一个“铁本”，一个“郎顾之争”，又为改革蒙上了一层阴影。
还有专家从国际竞争力的角度提出，20多年来，中国改革最成功的经验，就是极大地降低了制度运行的成本，由此激发了经济体制的创新活力。中国产品在国际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既得益于廉价的劳动力，又得益于对外开放所形成的较低的交易费用。但近一个时期以来，不仅原材料在涨价，能源在涨价，劳动力成本也在上升。在此情况下，由于核心部门改革滞后，导致制度费用至少降低得不明显。如果制度费用没有进一步缩减，生产成本降不下来，中国总的国际竞争优势就会逐步减弱，这将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构成严重的压力。
与会专家认为，从总体上来看，我们对改革的实际进程估计得过高。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来就宣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似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已经完成了。实际上，我们只是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在体制和机制方面，政府还远未达到按照市场经济基本原则来办事的要求，在某些方面甚至还没有破题。改革依然任重道远。
二、如何认识当前社會中存在的诸多矛盾
与会专家认为，当前我国社会出现的诸多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国家在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必然要面临的问题。
有专家指出，当时西方怎么走的？即所谓曼彻斯特资本主义的时候，英国工人没有保障，没有普选权，随即搞起了工人运动。英国政府为缓解国内矛盾开始向外扩张，搞殖民地，逐步有了实力搞社会福利保障，到了相当于现在人均1万美元的水平后才把这个社会稳定住了。但在此前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英国也走过了艰难困苦的时期。今天中国没有这个历史条件。要根本解决我国当前的诸多矛盾，还是要靠我们自己，靠改革，靠发展经济。
有专家围绕改革与发展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我们至少有三条做得不够。第一，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没有相应地充实社会保障账户；第二，在经济增长逐步加快的同时，没有妥善地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包括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第三，农村反贫困虽然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城市弱势群体的总量却在增加。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社会矛盾处理不好，可能会引发更大的社会政治危机。长时期以来，政府在改革与发展关系的处理上，总是寄希望用发展来解决体制、制度上的问题，逐步消化体制、制度中的矛盾。以金融行业为例，这么多年的快速增长，不但没有稀释金融的潜在风险，相反在金融方面积累的矛盾使风险逐步加大，可以说是我们国家风险最突出、最大的，也是相当腐败的一个领域。因此，我们决不能回避当前的矛盾，发展只能推迟矛盾的爆发，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要靠改革。
在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上，有专家指出，效率优先是从实际出发、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的。但近10多年来，我国的贫富差距逐步扩大，两极分化趋势明显，问题主要出在政府的工作层面。政府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该做的很多事情严重不到位，是有欠账的。目前，国有垄断企业倚仗超额垄断利润，对职工实行高工资、高福利待遇，使这部分职工迅速成为高收入群体；而一般的国有企业在改制中，由于常年亏损，无法对职工实行基本的经济补偿，致使大量职工陷入贫困阶层。这样的做法只会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引发更大的社会矛盾。因此，我们必须把国有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本，应该由国有经济产权转让和投资收益来解决，这里面包括垄断行业的利润。
三、如何对待目前在改革问题上的思想分歧
最近有人提出，长期以来，在计划和市场的问题上，市场讲多了，计划讲少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上，市场经济讲多了，社会主义讲少了；在公平与效率的问题上，效率讲多了，公平讲少了；在经济理论问题上，西方的经济学讲多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讲少了。这表明，当前在一些改革的基本问题上，人们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
有专家指出，对待人们的认识分歧，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态度。第一，要回到实际过程中来。所谓实事求是，就是要以现象观察做基础，仅看一件事情不能完整地反映社会的实际状况。第二，理论、概念、命题要清楚。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来看，只要是理论的东西，就要被客观实践检查。
有专家建议，对于思想认识上的分歧，可以采取“不争论”的态度。因为谁都知道国有企业里面有问题，没有问题就不改它了。倘若不改，就会一天天烂下去；若要改就要有补偿，不补偿他就不改。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但这个问题研究者要搞清楚，决策者要搞清楚，这是一个历史进程。因为我们过去搞的企业制度不好，现在要改，在改的过程就会有代价，就会出现问题，但要抓紧改，不改，最后什么也剩不下。现在有些东西无法说清楚，要少说，多做，快做，让历史翻过这一页。
有的专家提出，不论有什么样的思想分歧，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不能变。这就要求我们提出改革建议的人要胸怀全局，要对全局有清醒的认识和把握。一些提出改革建议的人，尽管是针对当前急需要解决的问题，但一定要能够提出不违背改革基本方向的建议，这样才能保证中国改革的基本方向不出问题。
讲到改革共识，有专家指出，首先，现在改革的范围之广泛，是过去所没有的；第二是难度之大，可以说超过以往任何时候；第三是分歧之多，也跟过去不一样。为什么说现在是攻坚阶段，就是这个道理。因为改革到这样一个阶段，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在社会结构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况下，利益主体多元化，产权多元化，人们的思想也是多样化的。相比较只有一种声音来说，这种情况是一种社会的进步。既然承认了这种进步，产生思想认识上的分歧是必然的。所以，形成改革共识很重要。共识不是统一思想与步调一致，而是寻求彼此理解与相互妥协。
四、如何构建和谐社会
胡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与会专家认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本质上讲，应该是一个现代法治社会，而改革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动力。
在法治的框架下构建和谐社会，最首要的任务是要限制政府的权力。与会专家指出，在当前经济运行中，以耗费资源和牺牲环境为主要特征的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的经济高速增长，是很难刹住车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推动经济增长的高速投资主要是由政府拉动的，不是市场机制本身在起作用。这些年来，过分追求GDP的增长，甚至将此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重要指标，由此形成了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政府作为经济主导，势必要垄断配置经济资源的各种权力，这不仅窒息了市场主体的自主创新活力，而且极大地危害了政府自身。政府手中拥有太多的公权，成为政府官员腐败的温床。限制政府权力应该是当前和下一步改革的重点。这一块不到位，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都很难到位。
限制政府权力的有效方式是，将一部分权力向社会中介组织、向社会利益主体转移。有专家指出，目前出现的许多社会问题，基本是地方政府在协调，中央在协调，而缺乏社会矛盾中各方利益主体代表的积极参与。比如，侵占耕地涉及到农民的利益，城市拆迁涉及到市民的利益，拖欠工资涉及到民工的利益，工人下岗涉及职工的利益，政府定价涉及到相关行业的利益，垄断壁垒涉及到非国有企业的利益等等。如果事无巨细，都由政府出面解决，甚至由总理出面解决，那这个政府的工作效率就可想而知了。一个常识性的问题是，这些不同的利益主体为什么不能自己维护自己的利益？而非要知识分子为其呼吁，非要别人来代表？现代法治社会需要各种利益主体组织起来，成立自己的行会、协会、公会、商会等等，这些中介组织将成为联接民间与政府的重要纽带和桥梁。当前，在我国社会生活中，伴随着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已经形成了自由结社的客观要求。对此，我们应该因势利导，由不同利益主体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自己谋取自己的利益。这样做，不仅能有效地缓解社会矛盾，而且能使政府从大量、繁琐的事务中解脱出来。
在改革的推进方式上，与会专家发表了不同的意见。有专家认为，改革应该从当前最紧迫且最容易推进的领域入手。现在，国企改革与政府改革的问题非常难办，因为谁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硬要改革，总有点儿与虎谋皮的味道。因此，能否适当地绕开这两个难点，一头推进市场化的改革，加快推进市场化的进程，特别是包括资本、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的市场化，当然金融首当其冲。另一头是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解决可能发生的社会危机。现在我们社会潜伏的问题确实太大了，地区之间的差距、城乡的差距和个人收入差距，都在不断地扩大，这些问题必须得到切实地解决。要通过国家税收，调节高收入人群；通过建立全社会的保障体系，解决弱势群体的保障问题。以此化解社会矛盾，防范社会危机。也有专家认为，中国的改革从来都是逼出来的。经济发展好的时候，大家没有改革的迫切性，改革的迫切性来自于“倒逼”。加入WTO就是对中国改革非常大的倒逼机制，WTO意味着规则的改变与透明，这是一种外来的倒逼机制。另一个倒逼机制来自于地方政府与各种社会、经济利益主体。他们的自主创新行为，将会不断地要求改变体制的束缚，由此推进改革的不断深入。逼一点，改一点，这就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基本路径。还有专家提出，搞经济特区，实行不同于国内的政策，是中国改革的一大创造。目前，加入WTO、政治体制改革、法治建设，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国这么大，不可能全面铺开。一定要在小范围内先进行实验，与原有的体制接轨，找出一种既符合我们的政体，又符合国际规则的体制形式。因此，可以考虑搞一小块地方做实验，做窗口。
与会专家认为，如果说以往的改革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那么今后的改革将是一个法治化的过程，这将是一个更加漫长的历史过程。创建不同利益主体平等协商、谈判、妥协的法治环境将是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整个社会置身在法治的框架下，政府、经济社会组织和个人都要按照法律所确立的规则行事。只有在遵循法治原则的基础之上，一个和谐美满的社会才会真正实现。
（作者单位：中国体改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