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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政治意识坚冰逐渐消融，使这一时期身心皆被束缚的女性得以喘息，女性意识获得觉醒和解放，新时期女性文学踏上了新的征程。九十年代女性作家陈染的《私人生活》《与往事干杯》等都极具代表性，她以独特的女性体验和细腻的文笔，对当时的女性写作起了一种先锋引领作用，在当代文坛上大放异彩。陈染在创作中有很多新的开拓，本文从性别角度切入，以同时期男作家创作为参照，对其作品进行分析。
一、向日常生活叙事的转变
在女性写作方面，古往今来，被记录下来的女性作者可能仅仅是极少的一部分，但是女性开始尝试写作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很久远的年代。进入父权制社会后，女性的才华和机敏都被剥夺和压制，整个社会只有一种声音，“女子无才便是德”，更不用说把女性的优秀作品保留下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女性尽管依然深受男权文化影响和束缚，但越来越多地在社会上发声，在文坛上也开始大放异彩。20世纪90年代，陈染等女性作家逐渐挣脱学习男性写作的常规和禁锢，开始关注自己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体验，并将自己的内心世界诉诸公众。这是一次大胆的突破，也是一次震颤男权社会的呐喊。王蒙在评论陈染的作品时这样说：“她们明确地承认自己是女人，宣告自己是女人，有自己的特殊问题和感受。她们有许多话要说。她们描绘了色彩斑斓的女性世界，她们传达了微妙灵动的女性心理，她们激荡着热烈执着的女性爱怨情仇。”在九十年代女性作家中，颠覆男权文化写作特点的充分自由的感性表达成了她们旗帜鲜明的叙事特点，这种个人型的叙述声音使她们为当代文坛涂抹了崭新的色彩。
九十年代女性作家更加关注对日常生活的书写。一方面，陈染等女性作家在此时期并没有完全脱离社会，正相反，她们比以往更加积极地主动去体验现实世界，并以丰富细腻的情感态度去体会社会与人生。如此一来，她们以女性特有的视角和情感体验，把日常生活呈现给读者，在某种层面上，与男性作家共同完成了书写社会的使命。另外，与男性作家关注宏观的历史时代背景，追求理性宏大的叙事有所不同，陈染作品中展现出一种新奇的写作姿态，她把写作的视角主动内移，从以往表现贤良淑德大家闺秀的人生跌落起伏，逐渐向书写某时期个人情感、私人生活转变，并开始大胆展示自己丰富的内心世界，敢于正视自己的情感和欲望，对情与欲的渴望与追求进行淋漓尽致的书写。九十年代女性作家在作品中所体现的先锋性，对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产生了深刻影响。
二、对亲情伦理的新思考
在亲情伦理方面，九十年代女性作家对母女关系、父女关系都做了更加深刻和成熟的考察。首先，在父权制文化中，“母亲”几乎是温柔、慈爱、美丽的代名词，这就意味着对“母亲”这一群体的人间情怀的遮蔽。“母亲”也是活生生的人，有喜怒哀乐的情感变化，有愤怒、嫉妒、控制欲的一面。她们并不是完美的。在九十年代女性作家笔下，“母亲”有了更贴近现实与人性的真实性格，暴躁与执拗使得母亲站在了子女的对立面，母女关系不再是单纯的依赖与依靠。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对母亲来说，女儿既是她的分身，又是另一个人，母亲既极其疼爱她。又与之敌对。”《无处告别》中，母亲失去了另一半，便把生活全部的重心完全转移到黛二身上，以此来获得自己存在的价值感和成就感。这份爱太过于沉重，以至于变得偏执与压抑。陈染在文中探入黛二的内心世界：“母亲，是我永恒的负疚情节。多么害怕有一天，我的母亲用死来让我负疚而死。母亲，饶我！”这种母女之间的对立与逃离颠覆了以往男权文化中一味的慈母形象。
对父女关系的书写上，传统人伦关系中，父亲是一家之主，对妻子、子女具有统治与支配的权力，女性意识觉醒后，女性文学中从对父亲的崇拜、敬畏到厌恶与反抗，塑造了不同的“逆父”形象，而九十年代女性文学更是关注到对“父亲”形象的日常书写，使这一形象更具人伦情感。《私人生活》中，倪拗拗的父亲专制霸道、蛮横无理，对妻子、女儿采取漠视的态度，既不是一个好丈夫，更不是一个好父亲。父亲并不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他与周围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的行为和活动切实地影响着身边人的行为和心理，从而显得更加真实和更具情感色彩。父爱的蛮横、毫无责任担当的行为使倪拗拗对父亲厌恶和排斥，愤怒使她丢失恐惧，她扬言绝不嫁给一个像父亲一样的男人。然而，父爱的缺失又使她陷入一种痛苦的矛盾之中，她的内心深藏对父爱的渴望，以至于使她在情窦初开的年纪，很轻易地便被比自己年长很多的男人俘获引诱。陈染笔下对父亲的痛恨，并不是单纯的塑造一个“恶父”形象，矛头也不是单纯指向父权制文化，她更深切地展示了在女儿的成长中父亲角色的不可或缺性。陈染通过母女关系、父女关系的书写，展示了九十年代女性作家对日常生活中人伦情感的挖掘。
三、在审美表达方面的新开拓
在审美表达方面，首先，是对个人型叙述声音的强调。九十年代女性作家消解宏大的历史叙事，回归对日常生活的感性体验，写“我”当下的所思所感所做。《私人生活》主要写“我”（倪拗拗）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体验，作品第一章便写道，“我”是“一个残缺时代里的残缺的人”。“我”孑然一身，靠母亲留下的遗产独自生活，拒绝工作，拒绝交谈，活在自己的幻想和想象之中，孤独成为“我”生命的常态，而幻想和想象便是“我”孤独常态中的重要的填补项。小说写道：“我继续自己脑中的无声的影片，这个习惯是我可以避开喧嚣的人群，甚至避开的母亲而不感到寂寞。”直到“我”完全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女性，这个习惯依然存在，以至于当“我”遇到最喜欢的“尹楠”，邂逅了青春成长中最美好的感情，“我”还是把他划入了父亲、T老师的阵营，一个“他们”便在“我”和“尹楠”之间竖起了一道坚固的城墙。在陈染笔下，自始至终，男人和女人便处于一种隔阂和对立状态。
其次，“复调”的女性叙述声音的运用。一部好的作品，往往并不是单一的叙事，实际情况更加复杂。陈染的《私人生活》中，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第一人称叙事，但在某些情况下，穿插运用集体型叙述声音，“我”与“我们”彼此共生。《私人生活》中，“禾”是“我”知己和朋友，并在某种程度上承担着母亲的一部分角色，是“我”人生中感情和性爱的启蒙者，使“我”在懵懂随着“禾”的引导而平静或激荡。在描写“禾”的部分，作者经常穿插集体型叙述声音，这里用了“我们”一词，“我们越来越发现在对方那里有着广泛的契合点”。作者笔下，“禾”与“我”之间的鸿沟并不是不可跨越的，而是随着“我”的长大，渐渐懂得其实“禾”是“我”的同类，“我们”都是具有孤独能力的女人。“禾”寡居和孤独，在很多年后，在“我”的生命中复制般地重演。“我”独自一人生活在一栋房子里，正常人的外表下，是“我”情绪孤独散漫和喜欢蜷缩在浴缸中的病态。同时，“我”在“禾”那里也體会到了性爱的乐趣，这时的“我”不需要男人来“施舍”，这也是作者对女性欲望的集体认同。在这里，作者运用了大量的集体型叙述，更加决绝地将“我们”与“他们”决裂。总之，九十年代女性作家通过个人型叙述、集体型叙述等交叉运用，以独特的感性方式表达日常生活的体验、内心世界的流动。
陈染等九十年代女性作家在写作上的新开拓，使得她们能够更加充分地发出女性的声音，填补文学中女性体验不足的缺憾，对以始终以男性叙事为主流的文坛具有丰富和补充作用，对男权文化具有一定的颠覆效果。从这方面来说，具有极大的开拓意义。另外，在看到九十年代女性作家成就的同时，其中的不足和局限也同样不可忽视。陈染等九十年代女性作家过多地注重“个人化写作”“身体写作”，而几乎完全忽视了宏观的历史背景，使得她们的作品与整个社会和大的时代背景割裂;作品中过多的想象和幻想使得作品呈现出一种无理性和无逻辑;对个人日常生活的烦琐叙述使作者忽视了作品思想境界的提升。
（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一、向日常生活叙事的转变
在女性写作方面，古往今来，被记录下来的女性作者可能仅仅是极少的一部分，但是女性开始尝试写作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很久远的年代。进入父权制社会后，女性的才华和机敏都被剥夺和压制，整个社会只有一种声音，“女子无才便是德”，更不用说把女性的优秀作品保留下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女性尽管依然深受男权文化影响和束缚，但越来越多地在社会上发声，在文坛上也开始大放异彩。20世纪90年代，陈染等女性作家逐渐挣脱学习男性写作的常规和禁锢，开始关注自己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体验，并将自己的内心世界诉诸公众。这是一次大胆的突破，也是一次震颤男权社会的呐喊。王蒙在评论陈染的作品时这样说：“她们明确地承认自己是女人，宣告自己是女人，有自己的特殊问题和感受。她们有许多话要说。她们描绘了色彩斑斓的女性世界，她们传达了微妙灵动的女性心理，她们激荡着热烈执着的女性爱怨情仇。”在九十年代女性作家中，颠覆男权文化写作特点的充分自由的感性表达成了她们旗帜鲜明的叙事特点，这种个人型的叙述声音使她们为当代文坛涂抹了崭新的色彩。
九十年代女性作家更加关注对日常生活的书写。一方面，陈染等女性作家在此时期并没有完全脱离社会，正相反，她们比以往更加积极地主动去体验现实世界，并以丰富细腻的情感态度去体会社会与人生。如此一来，她们以女性特有的视角和情感体验，把日常生活呈现给读者，在某种层面上，与男性作家共同完成了书写社会的使命。另外，与男性作家关注宏观的历史时代背景，追求理性宏大的叙事有所不同，陈染作品中展现出一种新奇的写作姿态，她把写作的视角主动内移，从以往表现贤良淑德大家闺秀的人生跌落起伏，逐渐向书写某时期个人情感、私人生活转变，并开始大胆展示自己丰富的内心世界，敢于正视自己的情感和欲望，对情与欲的渴望与追求进行淋漓尽致的书写。九十年代女性作家在作品中所体现的先锋性，对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产生了深刻影响。
二、对亲情伦理的新思考
在亲情伦理方面，九十年代女性作家对母女关系、父女关系都做了更加深刻和成熟的考察。首先，在父权制文化中，“母亲”几乎是温柔、慈爱、美丽的代名词，这就意味着对“母亲”这一群体的人间情怀的遮蔽。“母亲”也是活生生的人，有喜怒哀乐的情感变化，有愤怒、嫉妒、控制欲的一面。她们并不是完美的。在九十年代女性作家笔下，“母亲”有了更贴近现实与人性的真实性格，暴躁与执拗使得母亲站在了子女的对立面，母女关系不再是单纯的依赖与依靠。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对母亲来说，女儿既是她的分身，又是另一个人，母亲既极其疼爱她。又与之敌对。”《无处告别》中，母亲失去了另一半，便把生活全部的重心完全转移到黛二身上，以此来获得自己存在的价值感和成就感。这份爱太过于沉重，以至于变得偏执与压抑。陈染在文中探入黛二的内心世界：“母亲，是我永恒的负疚情节。多么害怕有一天，我的母亲用死来让我负疚而死。母亲，饶我！”这种母女之间的对立与逃离颠覆了以往男权文化中一味的慈母形象。
对父女关系的书写上，传统人伦关系中，父亲是一家之主，对妻子、子女具有统治与支配的权力，女性意识觉醒后，女性文学中从对父亲的崇拜、敬畏到厌恶与反抗，塑造了不同的“逆父”形象，而九十年代女性文学更是关注到对“父亲”形象的日常书写，使这一形象更具人伦情感。《私人生活》中，倪拗拗的父亲专制霸道、蛮横无理，对妻子、女儿采取漠视的态度，既不是一个好丈夫，更不是一个好父亲。父亲并不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他与周围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的行为和活动切实地影响着身边人的行为和心理，从而显得更加真实和更具情感色彩。父爱的蛮横、毫无责任担当的行为使倪拗拗对父亲厌恶和排斥，愤怒使她丢失恐惧，她扬言绝不嫁给一个像父亲一样的男人。然而，父爱的缺失又使她陷入一种痛苦的矛盾之中，她的内心深藏对父爱的渴望，以至于使她在情窦初开的年纪，很轻易地便被比自己年长很多的男人俘获引诱。陈染笔下对父亲的痛恨，并不是单纯的塑造一个“恶父”形象，矛头也不是单纯指向父权制文化，她更深切地展示了在女儿的成长中父亲角色的不可或缺性。陈染通过母女关系、父女关系的书写，展示了九十年代女性作家对日常生活中人伦情感的挖掘。
三、在审美表达方面的新开拓
在审美表达方面，首先，是对个人型叙述声音的强调。九十年代女性作家消解宏大的历史叙事，回归对日常生活的感性体验，写“我”当下的所思所感所做。《私人生活》主要写“我”（倪拗拗）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体验，作品第一章便写道，“我”是“一个残缺时代里的残缺的人”。“我”孑然一身，靠母亲留下的遗产独自生活，拒绝工作，拒绝交谈，活在自己的幻想和想象之中，孤独成为“我”生命的常态，而幻想和想象便是“我”孤独常态中的重要的填补项。小说写道：“我继续自己脑中的无声的影片，这个习惯是我可以避开喧嚣的人群，甚至避开的母亲而不感到寂寞。”直到“我”完全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女性，这个习惯依然存在，以至于当“我”遇到最喜欢的“尹楠”，邂逅了青春成长中最美好的感情，“我”还是把他划入了父亲、T老师的阵营，一个“他们”便在“我”和“尹楠”之间竖起了一道坚固的城墙。在陈染笔下，自始至终，男人和女人便处于一种隔阂和对立状态。
其次，“复调”的女性叙述声音的运用。一部好的作品，往往并不是单一的叙事，实际情况更加复杂。陈染的《私人生活》中，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第一人称叙事，但在某些情况下，穿插运用集体型叙述声音，“我”与“我们”彼此共生。《私人生活》中，“禾”是“我”知己和朋友，并在某种程度上承担着母亲的一部分角色，是“我”人生中感情和性爱的启蒙者，使“我”在懵懂随着“禾”的引导而平静或激荡。在描写“禾”的部分，作者经常穿插集体型叙述声音，这里用了“我们”一词，“我们越来越发现在对方那里有着广泛的契合点”。作者笔下，“禾”与“我”之间的鸿沟并不是不可跨越的，而是随着“我”的长大，渐渐懂得其实“禾”是“我”的同类，“我们”都是具有孤独能力的女人。“禾”寡居和孤独，在很多年后，在“我”的生命中复制般地重演。“我”独自一人生活在一栋房子里，正常人的外表下，是“我”情绪孤独散漫和喜欢蜷缩在浴缸中的病态。同时，“我”在“禾”那里也體会到了性爱的乐趣，这时的“我”不需要男人来“施舍”，这也是作者对女性欲望的集体认同。在这里，作者运用了大量的集体型叙述，更加决绝地将“我们”与“他们”决裂。总之，九十年代女性作家通过个人型叙述、集体型叙述等交叉运用，以独特的感性方式表达日常生活的体验、内心世界的流动。
陈染等九十年代女性作家在写作上的新开拓，使得她们能够更加充分地发出女性的声音，填补文学中女性体验不足的缺憾，对以始终以男性叙事为主流的文坛具有丰富和补充作用，对男权文化具有一定的颠覆效果。从这方面来说，具有极大的开拓意义。另外，在看到九十年代女性作家成就的同时，其中的不足和局限也同样不可忽视。陈染等九十年代女性作家过多地注重“个人化写作”“身体写作”，而几乎完全忽视了宏观的历史背景，使得她们的作品与整个社会和大的时代背景割裂;作品中过多的想象和幻想使得作品呈现出一种无理性和无逻辑;对个人日常生活的烦琐叙述使作者忽视了作品思想境界的提升。
（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