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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至迟在1970年末、1971年初就将中日邦交正常化提上了议事日程。
当时，最牵动周恩来的就是重新组成一个能够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工作班子!而在这个班子当中，有一个人是必不可少的，他就是廖承志。
中日邦交正常化：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据新华社原驻东京特派记者吴学文回忆：“‘文革’前，党中央的涉外工作中有个外事小组，由陈毅副总理兼外长任组长、廖承志任副组长。国务院设外事办公室，也是由陈毅任主任，廖承志任副主任。外事办公室下有个日本组，先后由杨正、王晓云任组长，组内有几名工作人员。最初由廖承志召集与日本有关的各部门开会，后来日本组起到了召集人的作用，会议多在廖副主任主持下召开……日本组可以通天，可以及时转达中央领导同志的意图和意见，所以对有关部门的对日工作具有指导性和权威性。有关计划也多经日本组报国务院外办或党中央批准……这个机制既能体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对日工作方针，又可以迅速地集中而有效地发挥各部门的对日工作力量。”
当时，对日外交中还有“一老二公四大金刚”之说。“一老”指郭沫若，“二公”即西园寺公一和廖承志，“四大金刚”即指廖承志麾下的对日事务专家赵安博、孙平化、萧向前和王晓云。
廖承志是周恩来对日事务的“首席助手”、“大管家”和“不管部长”，被誉为中国头号“知日派”和“中日关系第一人”。还不到50岁，他就被尊为“廖公”了。廖承志去世后，吴学文充满感情地写道：“廖承志同志是在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下的对日工作总负责人。他把对我国外交政策的领会与运用、对日本情况的理解与分析、同日本人士父一辈、子一辈的情谊与交往，三者融会贯通在一起，在中日关系上发挥着特有的作用，做出了重大贡献。这种作用是他人无法代替的。”
廖承志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何香凝之子，生在东京大久保，由日本乳母带大，被毛泽东戏称为“宝贝”。1972年9月27日晚间，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临别时，毛泽东指着廖承志对田中首相说：“他出生在日本，这一次你们把他带回日本。”“廖承志先生在日本很有名。如果他参加参议院的全国区选举，一定能当选。”田中首相随即笑着说。日本前首相铃木善幸也曾说：“廖承志在日本人民心目中和周恩来先生一样熟悉，都是为日中两国的友好与亲善尽力的无与伦比的人物。”
要打好仗，队伍建设十分重要。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战”情况表明：周恩来精心设计了两条与日本的联系的渠道：一条是以姬鹏飞、陆维钊、王晓云和陈抗为代表的中国外交部部、司、处三级官方外交渠道；另一条是以王国权、孙平化和萧向前为代表的中日友好协会、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及其驻东京联络处等民间外交渠道。而枢纽人物就是廖承志。据国务院原副总理、外交部长姬鹏飞回忆：“总理指定我、乔冠华、廖承志、韩念龙等人组成日本组。”
然而，在当时，因为“文革”，廖承志“运交华盖”，孙平化、萧向前等也皆以“戴罪之身”下放“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
廖承志一度称蒋介石为“世伯”，与国民党高级将领“称兄道弟”，和众多民主党派人士、海外毕人华侨、港澳同胞过往甚密，还有无数日本各界朋友……“文革”风暴席卷神州，他自然在劫难逃。当时，他在王大人胡同的家门口被贴上了大标语“火烧廖承志”；进出客人必须登记；派出所和机关“造反派”时常来光顾，“查户口”。1966年底，根据周恩来安排，廖承志住进中南海“写检查”。1968年夏天，廖承志被“转移”到养蜂夹道外办机关继续“监护”。1969年1月，他又被移至北京西皇城根民政部大院后院平房关押。
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干事少不了好帮手。像廖承志这样中国最著名的“日本通”，如果不“解放”出来，中日邦交正常化就难以着手展开。因此，周恩来要重新组建恢复对日外交班子，首先就要排除万难，“解放”廖承志!
先闻其名：未成曲调先有情
在“文革”中，周恩来曾呕心沥血、殚心竭虑地保护了党和国家的许多优秀干部。其中，“解放”廖承志，可以说是周恩来一手策划的一个杰作，极具智慧和喜剧性。周恩来为此连走了三步妙棋。
第一步棋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名”。
1971年6月，廖承志回家探视因患肺炎再次入院治疗的九旬老母何香凝，周恩来让秘书通知他，不必再回“隔离审查”的西皇城根民政部大院，什么时候回去等通知。
自1967年7月到1971年8月，廖承志已在中国政坛销声匿迹了4年。1971年8月21日21时30分，日本著名政治家、自由民主党顾问松村谦三先生在东京国立第一医院因病逝世，终年88岁。松村先生患病期间，曾收到周恩来总理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的慰问电。8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郭沫若、廖承志致松村谦三家属的唁电，意外出现了沉寂已久的廖承志的名字!这是廖承志的名字在时隔4年之后第一次见诸报端，虽说只是露“名”而未露“面”，但“未成曲调先有情”。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这是周恩来在“解放”廖承志问题上，下出的第一手棋!当时，郭沫若是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廖承志则自1963年10月中日友好协会成立以来就一直担任着会长，但此时他还没有获得“解放”，所以也就没有“身份”。为了照顾廖承志，郭沫若也免去了“头衔”，这在以往的报道中是极为鲜见的。
彼时，对廖承志的“隔离审查”刚结束不久。据他自述：“已经同以前住的‘别墅’永远告别，回到家来了”，“但尚未完全解决问题，还需要等待，可是比以前进了一大步了”，“我现在心绞痛、早跳都停了，只是脚还有些软，不能多走路，每天在花园兜两个圈子，便是我最大限度的活动量了。现在每月还要去医院检查一两次，并要连着吃半年那个‘anginin’”。
然而，中日邦交前线一再“告急”，需要得力的“大将”。故而周恩来不动声色地加紧了实施有关廖承志的复出“计划”。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机会终于来了!1971年9月13日，林彪“折戟沉沙”，这不啻是周恩来解放大批遭迫害老干部的“东风”!周恩来的第二步棋就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10月17日晚间，应邀来华演出的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将在北京演出他们在华三周演出活动的最后一场。遵照周恩来的嘱咐，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给廖承志送去入场门票。
其实，早在两天之前，也就是10月15日晚，周恩来已陪同来访的柬埔寨首相宾努和英·萨利特使观看了该团演出的革命芭蕾舞剧《白毛女》。一起观看演出的除了于会泳、浩亮等“文革”“红人”外，还有姚文元。
这毕竟是4年来廖承志第一次出现在公众场合，一向谨慎细心的周恩来不敢大意。他可不愿意“金棍子”姚文元一时兴起把廖承志复出的事绐搅黄了。观看17日晚间演出的，还有吴德、王国权、韩念龙、李强、张奚若、于会泳、狄福才、黄厚民、林巧稚、罗叔章、丁雪松、刘西林等，以及越南客人。最令人叫绝的是新华社次日报道的末尾：“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久病初愈，今天也出席观看了演出。”真可谓“此时无声胜有声”。这刻意为之、极为少见的神来之笔就是周恩来的创意!这是新闻为政治服务的一个经典案例。
如果周恩来的第一步棋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那么第二步棋就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了。周恩来小心翼翼走出这两步棋，步子不大，声响也不大。第二步棋和第三步棋之间，周恩来又非常巧妙地来了个“过渡”和“缓冲”。
1971年12月4日晚，在冈崎嘉平太和田川诚一的率领下，日本日中备忘录贸易谈判代表团抵达北京。负责接待的是中日友协副会长王国权。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日友协特意安排他们在12月14日登门拜访了廖承志。那天，田川诚一在日记里记录了他拜访廖承志时的情景：“今天访问廖承志先生住宅似乎是中方为了进一步烘托友好气氛而特意安排的。最近中方的态度，以及对待我们备忘录贸易有关人员的态度也充分表现了这一点……廖承志先生出乎意料的精神非常好，似乎稍微瘦了一些。他的流畅的日语丝毫也没有生疏……友情一如既往。虽然没有明说，可是这次会见仿佛将迄今为止彼此经历的艰辛统统吹走了一般。廖承志先生大概也有同感吧。”
田川诚一等人还有所不知，周恩来其实是“戏中有戏”!意味深长的是周恩来刻意“低调”：一是不在公众场合，而是在家中，契合“久病初愈”；其次，廖承志的这一外事活动没有见诸报端，但却在日本流传开来。这真是周恩来的智慧，他还在暗暗地等待着更好的时机。
渠成水到：皇天不负有心人
皇天不负有心人，这一回周恩来、廖承志要感谢毛泽东，还有陈毅的在天之灵了。周恩来的第三步棋是“天时地利，水到渠成”。
“千万战友仰遗容，敬爱领袖佩黑纱。”1972年1月10日下午，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的追悼大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午后1时，身着睡衣的毛泽东突然通知调车，急匆匆在睡衣外套上大衣，就冒着隆冬北京彻骨的寒风，去到了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追悼会(第一次参加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的追悼会)。情况陡然生变，陈毅追悼会的原定规格“低于谢富治、略高于彭绍辉”，显然已被打破。周恩来在毛泽东的轿车驶出中南海时，已紧急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及各民主党派人士：凡愿参加的均可参加。原定由李德生主持、叶剑英致悼词的安排显然已不合适。叶剑英趁毛泽东在八宝山贵宾室和西哈努克亲王夫妇谈话之际，将陈毅的悼词悄悄地交到了周恩来手中，他满含希冀的目光停留在总理憔悴的脸上。追悼会开始以后，周恩来满含深情地缓缓致悼词……
陈毅的追悼会哭声一片，几乎成了林彪罪行的控诉大会。众多与会者泪如雨下，为陈老总，也为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而哭!次日，见报的新华社电讯稿末尾有一句并不起眼的“闲笔”：“向陈毅同志遗体告别的还有廖承志、华罗庚、罗叔章、荣毅仁、王冶秋、赵朴初等”。微言大义，较之4个多月前的松村谦三唁电，级别规格之高，影响辐射之大，不言而喻。与其说是出席丧事活动，毋宁说是廖承志的一次标准亮相!
廖承志“解放”三部曲就这样在周恩来的“导演”下，成功地进入了尾声。据前驻芬兰、伊朗、荷兰、菲律宾大使陈辛仁回忆：“周总理从电话中得知毛主席要求参加陈毅追悼会后，立即通知廖承志也来参加，使他‘解放’了。”上世纪50年代末，廖承志就是以陈毅为主任的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的常务副主任，参加追悼会完全顺理成章。
接下来，廖承志又看了日本齿轮座剧团在北京举行的最后一场演出，随后又先后参加了埃德加·斯诺先生和谢富治的追悼会。
在此前后，周恩来还多次在外交部为廖承志复出大造舆论。在外交部和各有关部门研究日本问题的会议上，他话里有话地对外交部军代表说：“你们怎么都说不清楚呢?我要给你们请个顾问来!”到后来，周恩来再也不是弦外有音，而是直截了当地为廖承志仗义执言。曾担任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日语翻译的林丽韫当时就多次亲耳听到周恩来焦急地问：“廖承志问题做结论了没有?快点解决他的问题，他是日本通!”“请廖承志当顾问，这些问题就容易搞清楚了!”周恩来大声疾呼：“现在中日建交工作很紧，我需要廖承志参与工作，你们抓紧工作，把廖承志给解放出来!”“这个是我亲耳听到的，好几次。在总理的关注、督促下，外交部的军代表、军管小组，才把他解放出来。”“是总理将他保护出来的，并安排他任外交部顾问。”
3个月后的4月3日晚上8时，廖承志携夫人经普椿正式“站出来”工作了!
随着廖承志这位中国对日事务的“大将”一升帐，众“金刚”见天之日也就为期不远了。差不多同时。1971年9月末，周恩来又陆续将一些对日工作专家如萧向前、孙平化从农村“五七”干校调回了北京，组建了对日外交班子。
在1972年夏季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攻坚阶段，廖承志和另一位日本问题专家张香山成了仅有的两名“文革”时期被任命为外交部顾问的人。一位当事者这样回忆说：“中日关系处于复交前夕的重要时刻，外交部召集对日工作有关同志开会。廖公以外交部顾问身份在会上做报告……他站在讲坛上，讲形势，讲任务，我们与会者都感到他心胸开阔，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
张宁据《百年潮》宗道一/文 整理
当时，最牵动周恩来的就是重新组成一个能够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工作班子!而在这个班子当中，有一个人是必不可少的，他就是廖承志。
中日邦交正常化：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据新华社原驻东京特派记者吴学文回忆：“‘文革’前，党中央的涉外工作中有个外事小组，由陈毅副总理兼外长任组长、廖承志任副组长。国务院设外事办公室，也是由陈毅任主任，廖承志任副主任。外事办公室下有个日本组，先后由杨正、王晓云任组长，组内有几名工作人员。最初由廖承志召集与日本有关的各部门开会，后来日本组起到了召集人的作用，会议多在廖副主任主持下召开……日本组可以通天，可以及时转达中央领导同志的意图和意见，所以对有关部门的对日工作具有指导性和权威性。有关计划也多经日本组报国务院外办或党中央批准……这个机制既能体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对日工作方针，又可以迅速地集中而有效地发挥各部门的对日工作力量。”
当时，对日外交中还有“一老二公四大金刚”之说。“一老”指郭沫若，“二公”即西园寺公一和廖承志，“四大金刚”即指廖承志麾下的对日事务专家赵安博、孙平化、萧向前和王晓云。
廖承志是周恩来对日事务的“首席助手”、“大管家”和“不管部长”，被誉为中国头号“知日派”和“中日关系第一人”。还不到50岁，他就被尊为“廖公”了。廖承志去世后，吴学文充满感情地写道：“廖承志同志是在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下的对日工作总负责人。他把对我国外交政策的领会与运用、对日本情况的理解与分析、同日本人士父一辈、子一辈的情谊与交往，三者融会贯通在一起，在中日关系上发挥着特有的作用，做出了重大贡献。这种作用是他人无法代替的。”
廖承志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何香凝之子，生在东京大久保，由日本乳母带大，被毛泽东戏称为“宝贝”。1972年9月27日晚间，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临别时，毛泽东指着廖承志对田中首相说：“他出生在日本，这一次你们把他带回日本。”“廖承志先生在日本很有名。如果他参加参议院的全国区选举，一定能当选。”田中首相随即笑着说。日本前首相铃木善幸也曾说：“廖承志在日本人民心目中和周恩来先生一样熟悉，都是为日中两国的友好与亲善尽力的无与伦比的人物。”
要打好仗，队伍建设十分重要。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战”情况表明：周恩来精心设计了两条与日本的联系的渠道：一条是以姬鹏飞、陆维钊、王晓云和陈抗为代表的中国外交部部、司、处三级官方外交渠道；另一条是以王国权、孙平化和萧向前为代表的中日友好协会、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及其驻东京联络处等民间外交渠道。而枢纽人物就是廖承志。据国务院原副总理、外交部长姬鹏飞回忆：“总理指定我、乔冠华、廖承志、韩念龙等人组成日本组。”
然而，在当时，因为“文革”，廖承志“运交华盖”，孙平化、萧向前等也皆以“戴罪之身”下放“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
廖承志一度称蒋介石为“世伯”，与国民党高级将领“称兄道弟”，和众多民主党派人士、海外毕人华侨、港澳同胞过往甚密，还有无数日本各界朋友……“文革”风暴席卷神州，他自然在劫难逃。当时，他在王大人胡同的家门口被贴上了大标语“火烧廖承志”；进出客人必须登记；派出所和机关“造反派”时常来光顾，“查户口”。1966年底，根据周恩来安排，廖承志住进中南海“写检查”。1968年夏天，廖承志被“转移”到养蜂夹道外办机关继续“监护”。1969年1月，他又被移至北京西皇城根民政部大院后院平房关押。
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干事少不了好帮手。像廖承志这样中国最著名的“日本通”，如果不“解放”出来，中日邦交正常化就难以着手展开。因此，周恩来要重新组建恢复对日外交班子，首先就要排除万难，“解放”廖承志!
先闻其名：未成曲调先有情
在“文革”中，周恩来曾呕心沥血、殚心竭虑地保护了党和国家的许多优秀干部。其中，“解放”廖承志，可以说是周恩来一手策划的一个杰作，极具智慧和喜剧性。周恩来为此连走了三步妙棋。
第一步棋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名”。
1971年6月，廖承志回家探视因患肺炎再次入院治疗的九旬老母何香凝，周恩来让秘书通知他，不必再回“隔离审查”的西皇城根民政部大院，什么时候回去等通知。
自1967年7月到1971年8月，廖承志已在中国政坛销声匿迹了4年。1971年8月21日21时30分，日本著名政治家、自由民主党顾问松村谦三先生在东京国立第一医院因病逝世，终年88岁。松村先生患病期间，曾收到周恩来总理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的慰问电。8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郭沫若、廖承志致松村谦三家属的唁电，意外出现了沉寂已久的廖承志的名字!这是廖承志的名字在时隔4年之后第一次见诸报端，虽说只是露“名”而未露“面”，但“未成曲调先有情”。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这是周恩来在“解放”廖承志问题上，下出的第一手棋!当时，郭沫若是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廖承志则自1963年10月中日友好协会成立以来就一直担任着会长，但此时他还没有获得“解放”，所以也就没有“身份”。为了照顾廖承志，郭沫若也免去了“头衔”，这在以往的报道中是极为鲜见的。
彼时，对廖承志的“隔离审查”刚结束不久。据他自述：“已经同以前住的‘别墅’永远告别，回到家来了”，“但尚未完全解决问题，还需要等待，可是比以前进了一大步了”，“我现在心绞痛、早跳都停了，只是脚还有些软，不能多走路，每天在花园兜两个圈子，便是我最大限度的活动量了。现在每月还要去医院检查一两次，并要连着吃半年那个‘anginin’”。
然而，中日邦交前线一再“告急”，需要得力的“大将”。故而周恩来不动声色地加紧了实施有关廖承志的复出“计划”。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机会终于来了!1971年9月13日，林彪“折戟沉沙”，这不啻是周恩来解放大批遭迫害老干部的“东风”!周恩来的第二步棋就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10月17日晚间，应邀来华演出的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将在北京演出他们在华三周演出活动的最后一场。遵照周恩来的嘱咐，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给廖承志送去入场门票。
其实，早在两天之前，也就是10月15日晚，周恩来已陪同来访的柬埔寨首相宾努和英·萨利特使观看了该团演出的革命芭蕾舞剧《白毛女》。一起观看演出的除了于会泳、浩亮等“文革”“红人”外，还有姚文元。
这毕竟是4年来廖承志第一次出现在公众场合，一向谨慎细心的周恩来不敢大意。他可不愿意“金棍子”姚文元一时兴起把廖承志复出的事绐搅黄了。观看17日晚间演出的，还有吴德、王国权、韩念龙、李强、张奚若、于会泳、狄福才、黄厚民、林巧稚、罗叔章、丁雪松、刘西林等，以及越南客人。最令人叫绝的是新华社次日报道的末尾：“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久病初愈，今天也出席观看了演出。”真可谓“此时无声胜有声”。这刻意为之、极为少见的神来之笔就是周恩来的创意!这是新闻为政治服务的一个经典案例。
如果周恩来的第一步棋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那么第二步棋就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了。周恩来小心翼翼走出这两步棋，步子不大，声响也不大。第二步棋和第三步棋之间，周恩来又非常巧妙地来了个“过渡”和“缓冲”。
1971年12月4日晚，在冈崎嘉平太和田川诚一的率领下，日本日中备忘录贸易谈判代表团抵达北京。负责接待的是中日友协副会长王国权。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日友协特意安排他们在12月14日登门拜访了廖承志。那天，田川诚一在日记里记录了他拜访廖承志时的情景：“今天访问廖承志先生住宅似乎是中方为了进一步烘托友好气氛而特意安排的。最近中方的态度，以及对待我们备忘录贸易有关人员的态度也充分表现了这一点……廖承志先生出乎意料的精神非常好，似乎稍微瘦了一些。他的流畅的日语丝毫也没有生疏……友情一如既往。虽然没有明说，可是这次会见仿佛将迄今为止彼此经历的艰辛统统吹走了一般。廖承志先生大概也有同感吧。”
田川诚一等人还有所不知，周恩来其实是“戏中有戏”!意味深长的是周恩来刻意“低调”：一是不在公众场合，而是在家中，契合“久病初愈”；其次，廖承志的这一外事活动没有见诸报端，但却在日本流传开来。这真是周恩来的智慧，他还在暗暗地等待着更好的时机。
渠成水到：皇天不负有心人
皇天不负有心人，这一回周恩来、廖承志要感谢毛泽东，还有陈毅的在天之灵了。周恩来的第三步棋是“天时地利，水到渠成”。
“千万战友仰遗容，敬爱领袖佩黑纱。”1972年1月10日下午，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的追悼大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午后1时，身着睡衣的毛泽东突然通知调车，急匆匆在睡衣外套上大衣，就冒着隆冬北京彻骨的寒风，去到了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追悼会(第一次参加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的追悼会)。情况陡然生变，陈毅追悼会的原定规格“低于谢富治、略高于彭绍辉”，显然已被打破。周恩来在毛泽东的轿车驶出中南海时，已紧急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及各民主党派人士：凡愿参加的均可参加。原定由李德生主持、叶剑英致悼词的安排显然已不合适。叶剑英趁毛泽东在八宝山贵宾室和西哈努克亲王夫妇谈话之际，将陈毅的悼词悄悄地交到了周恩来手中，他满含希冀的目光停留在总理憔悴的脸上。追悼会开始以后，周恩来满含深情地缓缓致悼词……
陈毅的追悼会哭声一片，几乎成了林彪罪行的控诉大会。众多与会者泪如雨下，为陈老总，也为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而哭!次日，见报的新华社电讯稿末尾有一句并不起眼的“闲笔”：“向陈毅同志遗体告别的还有廖承志、华罗庚、罗叔章、荣毅仁、王冶秋、赵朴初等”。微言大义，较之4个多月前的松村谦三唁电，级别规格之高，影响辐射之大，不言而喻。与其说是出席丧事活动，毋宁说是廖承志的一次标准亮相!
廖承志“解放”三部曲就这样在周恩来的“导演”下，成功地进入了尾声。据前驻芬兰、伊朗、荷兰、菲律宾大使陈辛仁回忆：“周总理从电话中得知毛主席要求参加陈毅追悼会后，立即通知廖承志也来参加，使他‘解放’了。”上世纪50年代末，廖承志就是以陈毅为主任的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的常务副主任，参加追悼会完全顺理成章。
接下来，廖承志又看了日本齿轮座剧团在北京举行的最后一场演出，随后又先后参加了埃德加·斯诺先生和谢富治的追悼会。
在此前后，周恩来还多次在外交部为廖承志复出大造舆论。在外交部和各有关部门研究日本问题的会议上，他话里有话地对外交部军代表说：“你们怎么都说不清楚呢?我要给你们请个顾问来!”到后来，周恩来再也不是弦外有音，而是直截了当地为廖承志仗义执言。曾担任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日语翻译的林丽韫当时就多次亲耳听到周恩来焦急地问：“廖承志问题做结论了没有?快点解决他的问题，他是日本通!”“请廖承志当顾问，这些问题就容易搞清楚了!”周恩来大声疾呼：“现在中日建交工作很紧，我需要廖承志参与工作，你们抓紧工作，把廖承志给解放出来!”“这个是我亲耳听到的，好几次。在总理的关注、督促下，外交部的军代表、军管小组，才把他解放出来。”“是总理将他保护出来的，并安排他任外交部顾问。”
3个月后的4月3日晚上8时，廖承志携夫人经普椿正式“站出来”工作了!
随着廖承志这位中国对日事务的“大将”一升帐，众“金刚”见天之日也就为期不远了。差不多同时。1971年9月末，周恩来又陆续将一些对日工作专家如萧向前、孙平化从农村“五七”干校调回了北京，组建了对日外交班子。
在1972年夏季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攻坚阶段，廖承志和另一位日本问题专家张香山成了仅有的两名“文革”时期被任命为外交部顾问的人。一位当事者这样回忆说：“中日关系处于复交前夕的重要时刻，外交部召集对日工作有关同志开会。廖公以外交部顾问身份在会上做报告……他站在讲坛上，讲形势，讲任务，我们与会者都感到他心胸开阔，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
张宁据《百年潮》宗道一/文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