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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在五四文学中形成一场轰轰烈烈的抗衡之势，京派文学以其对中国传统文学的承续表现出庄重典雅、含而不露的学院文风，海派文学则因较多异域文化的吸收、独特的地域限制，表现出喧嚣浮躁、纸醉金迷的都市气息。然而二者作为同时代文学流派，并非完全对立，在相同的文化传统下，二者或多或少的吸收传统文化甘露，在天道观和人道观上均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延续和熏陶。
关键词：京派；海派；传统；异域；人性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9-0123-02
众所周知，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在五四时期分庭抗礼。京派代表人物周作人、沈从文、废名等人，背离当时主流文学，乐此不疲于供奉人性小庙、独抒人性。虽然在当时饱受争议，却成为今人赏鉴五四文学的一枝独秀。海派文学因其特殊的革命年代、所居繁华盛地，使其文学因袭鸳鸯蝴蝶梦一派，续写都市绝唱，其中尤以新感觉派施蛰存、刘呐欧和穆时英为代表作家。但是，同一时代下迥然不同的两个派别，并非互为对立，而是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靠拢。鲁迅就京派与海派的关系先后撰写两篇文章，鞭辟入里的剖析二者之间既分又合的关系。鲁迅在《“京派”和“海派”》中就推翻自己前期所认为的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倾向于认为派别的演述不专与地域相关，同时认为，当初的京海之争，看作“龙虎斗”固然是错误，现在清楚看来是一道苏式“京海杂烩”。
一、京派海派文学之异
京派文学一般是因代表人物沈从文、周作人等居住于北京而名之，北京因其政治权力之心的地理原因，对于西方文明传入的接受较少，故保留较多的正统儒雅、含而不露的特色。同时，作为地处长江与沿海交汇处的上海，则更多得异域文明之风，所以地域文化造就的海派文学更多近于西方商业文化。京派与海派的差异从题材、格调上表现得极为明显，尤其从其各自的代表作家的作品中就可见端倪。
从题材上看，京派文学多以描写乡村为主，抒写乡村情怀，刻画乡村人情的真善美。北京初为新思潮发源之地，但终因文化风气南移上海，使其在接纳外界文化影响上颇为缓慢，不可避免保留了更多的乡土气息。郁达夫曾说北京是“具城市之外形，而又富有乡村的景象一的田园都市”[1]。沈从文虽久居北京，仍自称乡下人，代表作《边城》便是极为经典的乡土作品。作品的题记里，作者写到“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我不隐讳这点感情。”[2]乡土的本身并不仅仅作为故事的“背景”，更是小说着力描述的重点和中心，“乡土气息”与其他故事元素构成风土叙述、人情刻画的平台。
格调上，京派文学宁静淡雅、韵味悠远，文人生活“或者在夕阳道上得得地骑着驴子到西山去看垂死的落日，听古松作龙吟或白杨的萧萧声，或者站在北海的高塔上望着层叠起伏的街树和屋顶做梦，或者到天坛去看凉月”[3]。废名的早期创作《竹林的故事》、《桃园》，写乡间的人事与泥土的芳香，清新淡远，尚不难见出一个从湖北来的北京侨民，对他遥远的故土的较多的温情。到后来的《桥》、《莫须有先生传》，废名身上的那种古典的隐逸的风致越来越浓，乡间的翁姐男女如三脚猫太太也显出一点与作者论道说禅的趋势，文字日趋简爽古奥。即使是鲁迅的《社戏》，也不同于往日带有回忆和进行精神抚慰性质的经验描写，而是写出了庄严与热闹，虔诚和快乐。在素朴自然景物下衬托简单信仰，蕴蓄了多少抒情诗气分，具有着浓厚的虔敬和抒情诗气氛，古牧淡雅。
海派文学是海派文化的一个分支，题材以地域为特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上海迅速爆发为现代经济大都市， 成为人们争相奔走的大旅馆，汇聚不同人类文明。因此，海派文学大肆渲染都市特征，张显都市文化特色。最具代表的是30年代兴起的新感觉派，穆时英、刘呐鸥等人不遗余力地把十里洋场的都市文化在作品中喷薄而出。穆时英《上海的弧步舞》以“上海。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开篇，单刀直入，对准这个城市的都市诟病，大量注入诸如大饭店、跳舞厅、酒吧，、跑马厅、赌场、夜总会，海水浴场等奢侈、疯狂、淫荡的场所，体现出都市人的紧张、错乱、病态、无序的生活状态。刘呐欧《都市风景线》中人以客观的叙述表达人物焦躁的内心世界。“在这‘探戈宫’里的一切都在一种旋律的动摇中——男女的肢体，五彩的灯光，和光亮的酒杯，红绿的液体以及纤细的指头，石榴色的嘴唇，发焰的眼光”[4]。外物的描写精准定位到都市文化，体现以错乱、病态为美的审美经验，高扬感性，描写都市迷离错乱的外表和生活及人物深层焦虑、浮躁的心理。
因此，海派文学格调上自然与京派文学不同。海派文学在都市题材的限制下，充满着“造在地狱上的天堂”里的病态文明，喧嚣浮躁、精神分裂。他们用醉眼金迷的视角打量过去、现实和将来的关系，打量靡富的都市物质文明和紧张的都市节奏。刘呐鸥的的小说集《都市风景线》是用现代情绪表现现代都市生活，充斥着飞机、电影、JAZZ、摩天大楼、色情（狂）等现代生活元素，穆时英的小说表现出上海这个旧中国带有近代工业化和殖民性特征的畸形的“花花世界”，二人都对都市人生存处境加以细细体验。新感觉派另一个作家施蛰存，则区别于刘穆二人明显的都市特征，而是寻找“都市的陌生人”的切入角度。“都市的陌生人”多是繁华与暄嚣背后的失意者，他们要么是失意的小公务员，要么是沦为四马路的“野鸡”等各种悲剧性小人物，表现出在生活的重压下，这群人在都市社会里的精神分裂与心理冲突。可见，海派文学显露城市之外乱人心智的表象、种种撩拨人的色调、缕缕亢奋的强刺激音响和一道道富有诱惑力的曲线，这一切被作家们丰富的想象、联想、幻觉、潜意识所笼罩， 建构起意象丰富、声色迷离的审美意境。
二、京派与海派文学之同
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虽然因地域不同表现出不同特色，但在相同的文化根基下，二者却不可能完全对立，甚至在很多方面互有相通。就文化传统的立场及人性的两个角度来看确有共通之处。 首先，从文化传统的角度看，中国文化建立在重农抑商、重官抑商的背景下，所以“天人合一”作为中国哲学的代表思想流传至今。“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决定着中国传统的生命与“天”息息相关。“天”作为一个概念跃然进入哲学视野时，不能狭隘的理解为“自然”，而是“意志”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天”的意志并不在乎人的意愿，即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天”的概念上，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中表现出惊人的一致。《边城》中，人可以在自然中长养、接受自然的教育，也可以在人事中历练、接受人事教育。翠翠生活于风景如画、人情美好的世界，却贮藏着人事与自然的双重悲哀。她享沐淳朴的风俗、安闲的生活，但在爱情上，竟与母亲的悲剧命运极为相似。李健吾认为：“作者的人物虽说全部良善，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唯其良善，我们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分量。这种悲哀，不仅仅由于情节的演进，而是自来事在人物的气质里的。自然越是平静，‘自然人’越显得悲哀：一个更大的命运影罩住他们的生存。[5]”这里，“更大的命运”在人力不可抵抗的前提下，中国传统文化往往将其默认为“天”的意志。
同样，声色迷离的海派文学也未能摆脱中国文化的“天“的意志和力量。施蛰存的作品《将军底头》，主人公花惊定从父系血统里看，是苗红根正的吐蕃人，但是却要奉命征剿吐蕃党项诸国的军队。身份的矛盾与分裂使得问题非常棘手，人物情感起伏不定，主人公难以摆脱加置其身的“天意”。另外，在爱情上，人物又不幸面临情感分裂。他爱上一个不能爱上的女子，否则就要像以纪律来管束自己的部下一样，断头示人。在身份与情感的双重矛盾中，花惊定最终被吐蕃将领射下头颅，可惜的是，心爱的女子漠然调侃的态度淡化了主人公壮士割腕的人文意义，自然悲哀与人情悲哀有机统一，‘自然人’在更大的命运背后突显其对于“天”的无力。
其次，京派和海派均表现出对个体人性的关注及对生存状态下人类的关怀。京派作家中，沈从文说到，“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6]”京派不仅在小说上追求人性，而且诗歌、散文、文学批评中都着意于表现人性。在沈从文的文学构图中，不只是有着天道、地道，更突出的是人道，后者常常就是自然有机的一部分。他的文学世界看似在抒写乡村牧歌情怀，实则对人的赞扬，突出被隐藏着的个人、集体、社会、文化之间的纠缠、联结和冲突。翠翠在《边城》中是一个悲哀的，但微笑的人物，由自然美、人性美和人情美构成，“微笑”的背后是一个人借助自然和人性、人情的力量救助自己、纠正自己、发展自己的顽强的生命意志，以支撑自己应对现实和绝望。这是蕴藏在清新朴实的文字后面强大的人性与人情的力量。
海派文学中，透过表象我们可以窥探到，糜烂的都市生活中挣扎着一个个苍白的灵魂，人们在金钱、物质到处泛滥的社会里，找不到一隅可以安放千疮百孔的心灵，只能借以纸醉金迷的生活在麻木的内心里寻找渴望的生活目标。人们生活在一个窒息的圈子里，被制度、社会所缠束，找不到可以自由呼吸的地方。施蛰存的作品里有大量生活在都市底层的人们，他们无法摆脱困窘的生活做着困兽般的挣扎。《阿秀》中乡下姑娘阿秀因家境贫寒被卖给上海一位房地产富商家做第七房姨太太。虚伪专横的丈夫，留给她的只是更多苦恼。虽然，阿秀后来愤而出走再嫁他人，但是命运并没有因此变得公正，使主人公最终落入风尘。穆时英笔下《南北极》里的小狮子喜欢玉姐儿不成，赌气独闯繁华都市上海，遭受凌辱不断，最终连夜逃离。这些作品里，客观的真实叙述之下，还原了作家们对人性人情极为热烈的关注和关怀。
三、结语
京派和海派在30年代的争论是文学发展到那个时代所不能避免的文学交锋，二者分别以传承中国传统文学的根基和吸纳异域文明之风而存在的流派，没有孰优孰劣之分，可以算作古典文学与通俗文学在五四时期一次有力撞击，这次撞击的结果是使得文学的园地呈现出不同的蓬勃势头，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贡献出更为有益的滋养。
参考文献：
〔1〕郁达夫.住所的话[J].文学，1935（5）.
〔2〕沈从文.边城题记[J].大公报·文艺副刊，1934（16）.
〔3〕王彬.中国现代小说名家名作原版库（刘呐欧卷）[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1.
〔4〕胡风.京派看不到的世界[J].文学，1935（5）.
〔5〕郭宏安.李健吾批评文集[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56.
〔6〕沈从文.沈从文全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2.
（责任编辑 徐阳）
关键词：京派；海派；传统；异域；人性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9-0123-02
众所周知，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在五四时期分庭抗礼。京派代表人物周作人、沈从文、废名等人，背离当时主流文学，乐此不疲于供奉人性小庙、独抒人性。虽然在当时饱受争议，却成为今人赏鉴五四文学的一枝独秀。海派文学因其特殊的革命年代、所居繁华盛地，使其文学因袭鸳鸯蝴蝶梦一派，续写都市绝唱，其中尤以新感觉派施蛰存、刘呐欧和穆时英为代表作家。但是，同一时代下迥然不同的两个派别，并非互为对立，而是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靠拢。鲁迅就京派与海派的关系先后撰写两篇文章，鞭辟入里的剖析二者之间既分又合的关系。鲁迅在《“京派”和“海派”》中就推翻自己前期所认为的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倾向于认为派别的演述不专与地域相关，同时认为，当初的京海之争，看作“龙虎斗”固然是错误，现在清楚看来是一道苏式“京海杂烩”。
一、京派海派文学之异
京派文学一般是因代表人物沈从文、周作人等居住于北京而名之，北京因其政治权力之心的地理原因，对于西方文明传入的接受较少，故保留较多的正统儒雅、含而不露的特色。同时，作为地处长江与沿海交汇处的上海，则更多得异域文明之风，所以地域文化造就的海派文学更多近于西方商业文化。京派与海派的差异从题材、格调上表现得极为明显，尤其从其各自的代表作家的作品中就可见端倪。
从题材上看，京派文学多以描写乡村为主，抒写乡村情怀，刻画乡村人情的真善美。北京初为新思潮发源之地，但终因文化风气南移上海，使其在接纳外界文化影响上颇为缓慢，不可避免保留了更多的乡土气息。郁达夫曾说北京是“具城市之外形，而又富有乡村的景象一的田园都市”[1]。沈从文虽久居北京，仍自称乡下人，代表作《边城》便是极为经典的乡土作品。作品的题记里，作者写到“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我不隐讳这点感情。”[2]乡土的本身并不仅仅作为故事的“背景”，更是小说着力描述的重点和中心，“乡土气息”与其他故事元素构成风土叙述、人情刻画的平台。
格调上，京派文学宁静淡雅、韵味悠远，文人生活“或者在夕阳道上得得地骑着驴子到西山去看垂死的落日，听古松作龙吟或白杨的萧萧声，或者站在北海的高塔上望着层叠起伏的街树和屋顶做梦，或者到天坛去看凉月”[3]。废名的早期创作《竹林的故事》、《桃园》，写乡间的人事与泥土的芳香，清新淡远，尚不难见出一个从湖北来的北京侨民，对他遥远的故土的较多的温情。到后来的《桥》、《莫须有先生传》，废名身上的那种古典的隐逸的风致越来越浓，乡间的翁姐男女如三脚猫太太也显出一点与作者论道说禅的趋势，文字日趋简爽古奥。即使是鲁迅的《社戏》，也不同于往日带有回忆和进行精神抚慰性质的经验描写，而是写出了庄严与热闹，虔诚和快乐。在素朴自然景物下衬托简单信仰，蕴蓄了多少抒情诗气分，具有着浓厚的虔敬和抒情诗气氛，古牧淡雅。
海派文学是海派文化的一个分支，题材以地域为特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上海迅速爆发为现代经济大都市， 成为人们争相奔走的大旅馆，汇聚不同人类文明。因此，海派文学大肆渲染都市特征，张显都市文化特色。最具代表的是30年代兴起的新感觉派，穆时英、刘呐鸥等人不遗余力地把十里洋场的都市文化在作品中喷薄而出。穆时英《上海的弧步舞》以“上海。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开篇，单刀直入，对准这个城市的都市诟病，大量注入诸如大饭店、跳舞厅、酒吧，、跑马厅、赌场、夜总会，海水浴场等奢侈、疯狂、淫荡的场所，体现出都市人的紧张、错乱、病态、无序的生活状态。刘呐欧《都市风景线》中人以客观的叙述表达人物焦躁的内心世界。“在这‘探戈宫’里的一切都在一种旋律的动摇中——男女的肢体，五彩的灯光，和光亮的酒杯，红绿的液体以及纤细的指头，石榴色的嘴唇，发焰的眼光”[4]。外物的描写精准定位到都市文化，体现以错乱、病态为美的审美经验，高扬感性，描写都市迷离错乱的外表和生活及人物深层焦虑、浮躁的心理。
因此，海派文学格调上自然与京派文学不同。海派文学在都市题材的限制下，充满着“造在地狱上的天堂”里的病态文明，喧嚣浮躁、精神分裂。他们用醉眼金迷的视角打量过去、现实和将来的关系，打量靡富的都市物质文明和紧张的都市节奏。刘呐鸥的的小说集《都市风景线》是用现代情绪表现现代都市生活，充斥着飞机、电影、JAZZ、摩天大楼、色情（狂）等现代生活元素，穆时英的小说表现出上海这个旧中国带有近代工业化和殖民性特征的畸形的“花花世界”，二人都对都市人生存处境加以细细体验。新感觉派另一个作家施蛰存，则区别于刘穆二人明显的都市特征，而是寻找“都市的陌生人”的切入角度。“都市的陌生人”多是繁华与暄嚣背后的失意者，他们要么是失意的小公务员，要么是沦为四马路的“野鸡”等各种悲剧性小人物，表现出在生活的重压下，这群人在都市社会里的精神分裂与心理冲突。可见，海派文学显露城市之外乱人心智的表象、种种撩拨人的色调、缕缕亢奋的强刺激音响和一道道富有诱惑力的曲线，这一切被作家们丰富的想象、联想、幻觉、潜意识所笼罩， 建构起意象丰富、声色迷离的审美意境。
二、京派与海派文学之同
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虽然因地域不同表现出不同特色，但在相同的文化根基下，二者却不可能完全对立，甚至在很多方面互有相通。就文化传统的立场及人性的两个角度来看确有共通之处。 首先，从文化传统的角度看，中国文化建立在重农抑商、重官抑商的背景下，所以“天人合一”作为中国哲学的代表思想流传至今。“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决定着中国传统的生命与“天”息息相关。“天”作为一个概念跃然进入哲学视野时，不能狭隘的理解为“自然”，而是“意志”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天”的意志并不在乎人的意愿，即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天”的概念上，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中表现出惊人的一致。《边城》中，人可以在自然中长养、接受自然的教育，也可以在人事中历练、接受人事教育。翠翠生活于风景如画、人情美好的世界，却贮藏着人事与自然的双重悲哀。她享沐淳朴的风俗、安闲的生活，但在爱情上，竟与母亲的悲剧命运极为相似。李健吾认为：“作者的人物虽说全部良善，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唯其良善，我们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分量。这种悲哀，不仅仅由于情节的演进，而是自来事在人物的气质里的。自然越是平静，‘自然人’越显得悲哀：一个更大的命运影罩住他们的生存。[5]”这里，“更大的命运”在人力不可抵抗的前提下，中国传统文化往往将其默认为“天”的意志。
同样，声色迷离的海派文学也未能摆脱中国文化的“天“的意志和力量。施蛰存的作品《将军底头》，主人公花惊定从父系血统里看，是苗红根正的吐蕃人，但是却要奉命征剿吐蕃党项诸国的军队。身份的矛盾与分裂使得问题非常棘手，人物情感起伏不定，主人公难以摆脱加置其身的“天意”。另外，在爱情上，人物又不幸面临情感分裂。他爱上一个不能爱上的女子，否则就要像以纪律来管束自己的部下一样，断头示人。在身份与情感的双重矛盾中，花惊定最终被吐蕃将领射下头颅，可惜的是，心爱的女子漠然调侃的态度淡化了主人公壮士割腕的人文意义，自然悲哀与人情悲哀有机统一，‘自然人’在更大的命运背后突显其对于“天”的无力。
其次，京派和海派均表现出对个体人性的关注及对生存状态下人类的关怀。京派作家中，沈从文说到，“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6]”京派不仅在小说上追求人性，而且诗歌、散文、文学批评中都着意于表现人性。在沈从文的文学构图中，不只是有着天道、地道，更突出的是人道，后者常常就是自然有机的一部分。他的文学世界看似在抒写乡村牧歌情怀，实则对人的赞扬，突出被隐藏着的个人、集体、社会、文化之间的纠缠、联结和冲突。翠翠在《边城》中是一个悲哀的，但微笑的人物，由自然美、人性美和人情美构成，“微笑”的背后是一个人借助自然和人性、人情的力量救助自己、纠正自己、发展自己的顽强的生命意志，以支撑自己应对现实和绝望。这是蕴藏在清新朴实的文字后面强大的人性与人情的力量。
海派文学中，透过表象我们可以窥探到，糜烂的都市生活中挣扎着一个个苍白的灵魂，人们在金钱、物质到处泛滥的社会里，找不到一隅可以安放千疮百孔的心灵，只能借以纸醉金迷的生活在麻木的内心里寻找渴望的生活目标。人们生活在一个窒息的圈子里，被制度、社会所缠束，找不到可以自由呼吸的地方。施蛰存的作品里有大量生活在都市底层的人们，他们无法摆脱困窘的生活做着困兽般的挣扎。《阿秀》中乡下姑娘阿秀因家境贫寒被卖给上海一位房地产富商家做第七房姨太太。虚伪专横的丈夫，留给她的只是更多苦恼。虽然，阿秀后来愤而出走再嫁他人，但是命运并没有因此变得公正，使主人公最终落入风尘。穆时英笔下《南北极》里的小狮子喜欢玉姐儿不成，赌气独闯繁华都市上海，遭受凌辱不断，最终连夜逃离。这些作品里，客观的真实叙述之下，还原了作家们对人性人情极为热烈的关注和关怀。
三、结语
京派和海派在30年代的争论是文学发展到那个时代所不能避免的文学交锋，二者分别以传承中国传统文学的根基和吸纳异域文明之风而存在的流派，没有孰优孰劣之分，可以算作古典文学与通俗文学在五四时期一次有力撞击，这次撞击的结果是使得文学的园地呈现出不同的蓬勃势头，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贡献出更为有益的滋养。
参考文献：
〔1〕郁达夫.住所的话[J].文学，1935（5）.
〔2〕沈从文.边城题记[J].大公报·文艺副刊，1934（16）.
〔3〕王彬.中国现代小说名家名作原版库（刘呐欧卷）[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1.
〔4〕胡风.京派看不到的世界[J].文学，1935（5）.
〔5〕郭宏安.李健吾批评文集[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56.
〔6〕沈从文.沈从文全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2.
（责任编辑 徐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