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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习惯上我们一般将“经典”并称，但在实际形成过程中，“典”早于“经”，在春秋早期，“典”的含义涵盖了经典的含义。直到春秋中后期，“典”中一部分即西周时期的经典文献才被尊称为经；战国时期，诸子著作也被尊称为“经”——这二者都成为先秦时期经典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典；经；六艺；诸子
中图分类号：H1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3-0197-02
所谓经典，辞海释义为“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我国现存的经典文献中，有相当一部分产生于先秦。那么，先秦经典的初始含义是什么？经典一词是如何形成并固定下来的？本文将从文献学的角度分别探讨“典”、“经”的形成及其原始风貌。
一、典之形成
所谓“典”，甲骨文作 或 ，金文作 ，《说文解字》注曰：“五帝之書也，從冊在丌上。尊閣之也。莊都說典大冊也。”许慎认为典是“五帝之书”，强调其历史之古，“從冊在丌上，尊阁之也”，则意在表明典具有尊贵的地位。目前我们所能追溯的最古老的“典”是商代之典。于省吾先生《释工典》一文云：“契文之工典，工应读为贡，典即古典字，典亦册也，书祝告知辞于典册，祭而献于神，故云贡典也。”是“典”在商代主要用来祭祀先祖或神灵。
周人之典，承殷典而来，但其内容却有了很大的扩充。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一为祭典。这是承殷典而来。周人虽不像殷人那样迷信鬼神，但祭祀也是一件是严肃而神圣的事情。《左传》称：“国家大事，在祀与戎。”周之祭祀有自己的规则，《国语·鲁语上》展禽谏臧文仲中曾言，除社稷山川等自然神能够接受祭祀外，个人被祭祀必须是对国家有大功，即所谓“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扞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祭典不仅对受祭祀的对象有严格要求，而且对祭祀时所用之物，也有约束规定。《国语·楚语上》记载楚臣屈到喜欢吃菱角，死后想以菱角为祭。但祭典中没有以菱角为祭的先例，所以，屈到死后，他的儿子屈建以“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国之典”为理由，拒绝了父亲生前的请求。周代本以“尊尊亲亲”治国，但屈建的做法不但没受到质疑，反而得到了君子“违而道”的称赞。可见祭典对时人的约束力及其权威性。
除祭典外，周代又有法典。一般来说，只要国家概念一诞生，法规制度就会随之而起。而在任何一个国家，法律的权威性一定是毋庸置疑的，否则国家机器将无法运转。故而，法律、法规成为典则，是必然的。《周礼》记载：“凡治，以典待邦国之治。”又有《小宰》：“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之贰，以逆邦国、都鄙、官府之治。”此处之“典”，当为法典。又有《国语·周语下》载：“灵王二十二年，太子晋谏曰：‘自后稷以来宁乱，及文、武、成、康而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难也如是。厉始革典，十四王矣。”所谓“厉始革典”之“典”，韦昭注为“法典”。将周之倾败归为周厉王公然违背国之法典，可见法典对一国之重要性。
与法典含义类似的，是所谓“典刑。”《诗经·大雅·荡》云：“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国语·晋语八》载叔向语，即所谓“吾闻国家有大事，必顺于典刑，而访之耉老，而后行之”。可见典刑是一国之刑法，治国之基要。《国语·楚语》又有邮无正谏赵简子无杀尹铎语：“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训，重之以师保，加之以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难。”是典刑亦是先王治理国家之典。
春秋时期，诸侯争霸，诸侯之间盟会之辞也上升到了典的地位，在特定的时期内具备了与法同等的约束力。《国语·晋语二》记载：齐桓公约束诸侯“怀之以典言”，韦昭注曰：“典，法也。法言，指阳谷之会以四教令诸侯之属。”亦即齐桓公以阳谷会盟所拟定之规则“无障谷，无贮粟，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之典言（见《公羊传·桓公三年》）约束诸侯。诸国盟会之约虽非周之旧典，但一样具有一定的束缚力。春秋以降，周天子失去了天下共主的地位，春秋霸主的出现实际上取代了天子之位号令诸侯，由霸主们主持签订的盟约也因此在一定时期内具备较强的约束力，这部分盟约上升到“典”，是可以理解的。
典又有训典之意。除了法律法规被认为是无可置疑的外，先王先公之训诰也被认为是典，称之为训典。如《国语·楚语》记载：“……及为成师，居太傅，端刑法，缉训典，国无奸民，后之人可则，是以受随、范。”又有《国语·楚语》载左史倚相因“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故而称之为楚国之“宝”，可见训典正是先王之遗训典则。训本是尚书八体之一，主要是君主对臣下或长辈对晚辈的训词。《国语·郑语》记载有专门的训书，到了春秋中后期，这类古老的训，也称为典，即所谓训典，训典也是治理国家的重要借鉴。
以上所列周之“典”，均是治理国家之准则。关于这一类的典，周礼天官有“六典”之说，在六典之中，对后世影响最深的，是“礼典”。所谓“礼典”，即将西周礼乐制度上升为典。《国语·周语》云：“若启先王之遗训，省其典图刑法，而观其废兴者，皆可知也。”此处之典，韦昭注曰：“礼也。”又有春秋中期，晋侯派大臣随会聘于周，周定王为随会论不用全烝之故，“武子遂不敢对而退，归乃讲聚三代之典礼，于是乎修执秩以为晋法。晋国据此设置典礼之官。”徐元诰先生注曰：“谓晋于是始备三代典礼之官也。”礼乐本是周天子才能拥有的特权，但春秋之后，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所以晋国在春秋中期也置“典礼”之官。所谓典礼即使周官的“礼典”。将礼仪制度上升为典，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进步。在后世，这种制度性的、宗教性的典仪、规则，一部分作为礼经被儒家搜集整理并继承下来，另外的则因时代进步、宗教势力的衰落而湮灭无踪。
到了春秋中后期，“礼典”的范畴突破了礼乐制度层面的内容，而将代表礼乐文明之典籍《诗》《书》视为礼典的一部分。将先王的文化典籍尊之为典，是中国上古时期的传统。《尚书·多士》篇中有“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的记载，《尚书正义》注曰：“言汝所亲知，殷先世有册书典籍。”可见此处之典，不仅仅是祭神所用，而又有典籍之意。《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楚灵王评价左史倚相“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其中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杜预注曰：“均古书也。”《尚书》中有《尧典》《舜典》，《逸周书》有《程典》《宝典》《本典》，都是记录先王尧、舜、周文王治理国家之典籍要言。可见早在上古时期，书籍文献就已经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媒介被赋予了“典”之地位。而到了春秋后期，《诗》《书》也被认为是“典”。台湾学者曾勤良先生说：“吴公子季札聘鲁观周乐，由季札观风雅颂及歌舞所作之评述，可略知孔子论《诗》之前《诗经》形式，已由吟咏性情转化而为礼乐教化之经典。”认为在孔子之前，《诗》已经具备了其经典地位，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实际上，将《诗》《书》视之为典，并将之作为自己言行之论据，早在西周后期就已见端倪。如《国语·周语上》载王子晋劝谏周灵王时说：“度之天神则非祥也，比之地物则非义也，……观之《诗》《书》与民之宪言则皆亡王之为也。”王子晋认为治理国家需要参考《诗》《书》及民之宪言，这无疑是将《诗》《书》上升到了“典”的地位。之后又有《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载赵衰语：“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国语·楚语》记载楚庄王时，申叔时论教育太子之道，已明确将《诗》、礼、乐作为必修的科目。可见大约在春秋中叶时，《诗》、《书》、礼、乐已具备了相当的权威性，成为指导人们行为准则之“典”。儒家诞生之后，经孔子及其后学的阐释，在《诗》、《书》、礼、乐之外，又有《易》和《春秋》被列入“典”之行列，并称为“六艺”。 二、经之形成
六艺在战国时期又被尊称为“六经”。《庄子·天运篇》云：“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老子曰：“……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老子认为六经是“先王之陈迹”，其实正是强调六经乃是先王旧典；汉·刘熙《释名·释典艺》曰：“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此处之经，亦是专指儒家五经而言（乐经在汉代已佚）。清末学者章学诚也说：“六经非孔氏旧书，乃《周官》之旧典也。”可见，“经”自周“典”无疑。孔颖达《尚书正义》云：“然经之与典，俱训为常，名典不名经者，以经是总名，包殷、周以上……典者，经中之别，特指尧舜之德，于常行之内道为最优，故名典不名经也。”孔颖达认为“经”是殷周典籍的总名，“典”是经中之别，特指尧舜之德。尧舜时期尚无文字，孔说当然不足为凭，但孔说强调尧舜之德的同时，其实也强调了尧舜之古，突出了典之原初性和经之后起的本质。
不过，经虽晚出，但在后世有代典而行之势。所谓“经”，《说文解字》云：“織也。从糸巠聲。”段玉裁注为：“織之從絲謂之經。必先有經而後有緯。是故三綱五常六藝謂之天地之常經。”章太炎先生说，“案经者，编丝缀属之称”。因为古代的竹简都要以丝线编连在一起，所以又引申为书籍。《国语·周语上》载春秋早期，单穆公谏周景王无铸大钱，云“国无经，何以出令？”韦昭注曰：“国君以善政为经。”是在此时“经”尚未有经典之意。大约到了春秋中后期，“经”才开始作为贵重的书籍和“典”并称。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家学派为了自重其说，将其著作称之为“经”，如《墨子》有《经说上（下）》篇。《老子》分《道经》和《德经》两部分，医家有《皇帝内经》，兵书亦有称经者，如《国语·吴语》有“挟经秉枹”之语，韦昭注曰：“挟经，兵书也。”是战国诸子经典著作均可称之为经。至此，“经”、“典”合流，经取代典，成为一个专门术语。
到了汉代，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作为“不刊之鸿论”，成为儒家经典的尊称，战国诸子之作，不能再称“经”。西汉末，出现了“经典”一词的合用，《汉书·孙宝传》：“周公上圣，召公大贤。尚犹有不相说，著於经典，两不相损。”此后，“经”专指儒家五经，而经典则可指一切“经时间淘洗可以常驻人心的东西；失而复得可以传之永久的东西”（参见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从典至经再到经典一词的诞生，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见证了中国早期学术史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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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徐元诰.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
〔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
〔3〕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1991.
〔4〕曾勤良.左传引诗赋诗之诗教研究[M].台北：文津出版社，中华民国八十二年一月版.
（责任编辑 张海鹏）
关键词：典；经；六艺；诸子
中图分类号：H1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3-0197-02
所谓经典，辞海释义为“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我国现存的经典文献中，有相当一部分产生于先秦。那么，先秦经典的初始含义是什么？经典一词是如何形成并固定下来的？本文将从文献学的角度分别探讨“典”、“经”的形成及其原始风貌。
一、典之形成
所谓“典”，甲骨文作 或 ，金文作 ，《说文解字》注曰：“五帝之書也，從冊在丌上。尊閣之也。莊都說典大冊也。”许慎认为典是“五帝之书”，强调其历史之古，“從冊在丌上，尊阁之也”，则意在表明典具有尊贵的地位。目前我们所能追溯的最古老的“典”是商代之典。于省吾先生《释工典》一文云：“契文之工典，工应读为贡，典即古典字，典亦册也，书祝告知辞于典册，祭而献于神，故云贡典也。”是“典”在商代主要用来祭祀先祖或神灵。
周人之典，承殷典而来，但其内容却有了很大的扩充。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一为祭典。这是承殷典而来。周人虽不像殷人那样迷信鬼神，但祭祀也是一件是严肃而神圣的事情。《左传》称：“国家大事，在祀与戎。”周之祭祀有自己的规则，《国语·鲁语上》展禽谏臧文仲中曾言，除社稷山川等自然神能够接受祭祀外，个人被祭祀必须是对国家有大功，即所谓“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扞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祭典不仅对受祭祀的对象有严格要求，而且对祭祀时所用之物，也有约束规定。《国语·楚语上》记载楚臣屈到喜欢吃菱角，死后想以菱角为祭。但祭典中没有以菱角为祭的先例，所以，屈到死后，他的儿子屈建以“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国之典”为理由，拒绝了父亲生前的请求。周代本以“尊尊亲亲”治国，但屈建的做法不但没受到质疑，反而得到了君子“违而道”的称赞。可见祭典对时人的约束力及其权威性。
除祭典外，周代又有法典。一般来说，只要国家概念一诞生，法规制度就会随之而起。而在任何一个国家，法律的权威性一定是毋庸置疑的，否则国家机器将无法运转。故而，法律、法规成为典则，是必然的。《周礼》记载：“凡治，以典待邦国之治。”又有《小宰》：“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之贰，以逆邦国、都鄙、官府之治。”此处之“典”，当为法典。又有《国语·周语下》载：“灵王二十二年，太子晋谏曰：‘自后稷以来宁乱，及文、武、成、康而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难也如是。厉始革典，十四王矣。”所谓“厉始革典”之“典”，韦昭注为“法典”。将周之倾败归为周厉王公然违背国之法典，可见法典对一国之重要性。
与法典含义类似的，是所谓“典刑。”《诗经·大雅·荡》云：“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国语·晋语八》载叔向语，即所谓“吾闻国家有大事，必顺于典刑，而访之耉老，而后行之”。可见典刑是一国之刑法，治国之基要。《国语·楚语》又有邮无正谏赵简子无杀尹铎语：“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训，重之以师保，加之以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难。”是典刑亦是先王治理国家之典。
春秋时期，诸侯争霸，诸侯之间盟会之辞也上升到了典的地位，在特定的时期内具备了与法同等的约束力。《国语·晋语二》记载：齐桓公约束诸侯“怀之以典言”，韦昭注曰：“典，法也。法言，指阳谷之会以四教令诸侯之属。”亦即齐桓公以阳谷会盟所拟定之规则“无障谷，无贮粟，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之典言（见《公羊传·桓公三年》）约束诸侯。诸国盟会之约虽非周之旧典，但一样具有一定的束缚力。春秋以降，周天子失去了天下共主的地位，春秋霸主的出现实际上取代了天子之位号令诸侯，由霸主们主持签订的盟约也因此在一定时期内具备较强的约束力，这部分盟约上升到“典”，是可以理解的。
典又有训典之意。除了法律法规被认为是无可置疑的外，先王先公之训诰也被认为是典，称之为训典。如《国语·楚语》记载：“……及为成师，居太傅，端刑法，缉训典，国无奸民，后之人可则，是以受随、范。”又有《国语·楚语》载左史倚相因“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故而称之为楚国之“宝”，可见训典正是先王之遗训典则。训本是尚书八体之一，主要是君主对臣下或长辈对晚辈的训词。《国语·郑语》记载有专门的训书，到了春秋中后期，这类古老的训，也称为典，即所谓训典，训典也是治理国家的重要借鉴。
以上所列周之“典”，均是治理国家之准则。关于这一类的典，周礼天官有“六典”之说，在六典之中，对后世影响最深的，是“礼典”。所谓“礼典”，即将西周礼乐制度上升为典。《国语·周语》云：“若启先王之遗训，省其典图刑法，而观其废兴者，皆可知也。”此处之典，韦昭注曰：“礼也。”又有春秋中期，晋侯派大臣随会聘于周，周定王为随会论不用全烝之故，“武子遂不敢对而退，归乃讲聚三代之典礼，于是乎修执秩以为晋法。晋国据此设置典礼之官。”徐元诰先生注曰：“谓晋于是始备三代典礼之官也。”礼乐本是周天子才能拥有的特权，但春秋之后，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所以晋国在春秋中期也置“典礼”之官。所谓典礼即使周官的“礼典”。将礼仪制度上升为典，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进步。在后世，这种制度性的、宗教性的典仪、规则，一部分作为礼经被儒家搜集整理并继承下来，另外的则因时代进步、宗教势力的衰落而湮灭无踪。
到了春秋中后期，“礼典”的范畴突破了礼乐制度层面的内容，而将代表礼乐文明之典籍《诗》《书》视为礼典的一部分。将先王的文化典籍尊之为典，是中国上古时期的传统。《尚书·多士》篇中有“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的记载，《尚书正义》注曰：“言汝所亲知，殷先世有册书典籍。”可见此处之典，不仅仅是祭神所用，而又有典籍之意。《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楚灵王评价左史倚相“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其中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杜预注曰：“均古书也。”《尚书》中有《尧典》《舜典》，《逸周书》有《程典》《宝典》《本典》，都是记录先王尧、舜、周文王治理国家之典籍要言。可见早在上古时期，书籍文献就已经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媒介被赋予了“典”之地位。而到了春秋后期，《诗》《书》也被认为是“典”。台湾学者曾勤良先生说：“吴公子季札聘鲁观周乐，由季札观风雅颂及歌舞所作之评述，可略知孔子论《诗》之前《诗经》形式，已由吟咏性情转化而为礼乐教化之经典。”认为在孔子之前，《诗》已经具备了其经典地位，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实际上，将《诗》《书》视之为典，并将之作为自己言行之论据，早在西周后期就已见端倪。如《国语·周语上》载王子晋劝谏周灵王时说：“度之天神则非祥也，比之地物则非义也，……观之《诗》《书》与民之宪言则皆亡王之为也。”王子晋认为治理国家需要参考《诗》《书》及民之宪言，这无疑是将《诗》《书》上升到了“典”的地位。之后又有《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载赵衰语：“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国语·楚语》记载楚庄王时，申叔时论教育太子之道，已明确将《诗》、礼、乐作为必修的科目。可见大约在春秋中叶时，《诗》、《书》、礼、乐已具备了相当的权威性，成为指导人们行为准则之“典”。儒家诞生之后，经孔子及其后学的阐释，在《诗》、《书》、礼、乐之外，又有《易》和《春秋》被列入“典”之行列，并称为“六艺”。 二、经之形成
六艺在战国时期又被尊称为“六经”。《庄子·天运篇》云：“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老子曰：“……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老子认为六经是“先王之陈迹”，其实正是强调六经乃是先王旧典；汉·刘熙《释名·释典艺》曰：“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此处之经，亦是专指儒家五经而言（乐经在汉代已佚）。清末学者章学诚也说：“六经非孔氏旧书，乃《周官》之旧典也。”可见，“经”自周“典”无疑。孔颖达《尚书正义》云：“然经之与典，俱训为常，名典不名经者，以经是总名，包殷、周以上……典者，经中之别，特指尧舜之德，于常行之内道为最优，故名典不名经也。”孔颖达认为“经”是殷周典籍的总名，“典”是经中之别，特指尧舜之德。尧舜时期尚无文字，孔说当然不足为凭，但孔说强调尧舜之德的同时，其实也强调了尧舜之古，突出了典之原初性和经之后起的本质。
不过，经虽晚出，但在后世有代典而行之势。所谓“经”，《说文解字》云：“織也。从糸巠聲。”段玉裁注为：“織之從絲謂之經。必先有經而後有緯。是故三綱五常六藝謂之天地之常經。”章太炎先生说，“案经者，编丝缀属之称”。因为古代的竹简都要以丝线编连在一起，所以又引申为书籍。《国语·周语上》载春秋早期，单穆公谏周景王无铸大钱，云“国无经，何以出令？”韦昭注曰：“国君以善政为经。”是在此时“经”尚未有经典之意。大约到了春秋中后期，“经”才开始作为贵重的书籍和“典”并称。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家学派为了自重其说，将其著作称之为“经”，如《墨子》有《经说上（下）》篇。《老子》分《道经》和《德经》两部分，医家有《皇帝内经》，兵书亦有称经者，如《国语·吴语》有“挟经秉枹”之语，韦昭注曰：“挟经，兵书也。”是战国诸子经典著作均可称之为经。至此，“经”、“典”合流，经取代典，成为一个专门术语。
到了汉代，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作为“不刊之鸿论”，成为儒家经典的尊称，战国诸子之作，不能再称“经”。西汉末，出现了“经典”一词的合用，《汉书·孙宝传》：“周公上圣，召公大贤。尚犹有不相说，著於经典，两不相损。”此后，“经”专指儒家五经，而经典则可指一切“经时间淘洗可以常驻人心的东西；失而复得可以传之永久的东西”（参见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从典至经再到经典一词的诞生，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见证了中国早期学术史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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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徐元诰.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
〔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
〔3〕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1991.
〔4〕曾勤良.左传引诗赋诗之诗教研究[M].台北：文津出版社，中华民国八十二年一月版.
（责任编辑 张海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