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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徐坤小说“嬉戏诸神”、恣意调侃已扩展为一种狂欢化的书写方式，尤其是在她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中，具体表现在对专用语、同音同形词的创造性使用以及对仿拟和性隐语的创造性使用三个方面。
【关键词】徐坤；语言；狂欢化
徐坤在小说里“嬉戏诸神”（戴锦华语）如入无人之境地恣意调侃，创造了一种喜剧的景观，让读者忍俊不禁。事实上，徐坤文本中所体现的恣意汪洋，随心所欲而又妙语连珠的反讽、调侃已扩展为一种狂欢化的书写方式。因为这些已经涉及到了巴赫金所总结出的“随便而又亲昵的接触，插科打诨，俯就粗鄙等”狂欢节特有的范畴。巴赫金概括出狂欢化语言的几个特征：“这就是：粗鄙化、戏谑化、褒贬双重性。”
徐坤在她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里采用游戏的方式暴露了商业大潮中知识分子的种种丑态，把昔日的神圣拉下了神坛。 她身为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不愿把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如实展示以赚取同情，更不愿用“痛打落水狗”的方式对其落井下石，她选择了先将知识分子的存在荒诞放大到极致，然后再消而解之的游戏和狂欢化的处理方式。
首先，徐坤在小说中对专用语、同音同形词的创造性使用，对于这些词语，徐坤或偷换概念，或杂糅使用，或泛化其所指，或放任其能指，使文本中“泛滥着有目共睹的能指狂欢”。
我们先来看徐坤是怎样偷换专有名词概念的。在《先锋》中出现了撒旦（谐音为“傻蛋” ）、鸡皮（即“嬉皮”）、朱丽叶、王老五、悟空等。他们都是《先锋》之前一些很有知名度的文本或话语中的人名存留。但一进入《先锋》中，这些专有名词便转换成另一种明确而又唯一的客观所指：撒旦指一名1985年兴起、1989年沉沦、1995年复出的先锋派画家，悟空则是指90年代古寺里的一名小和尚。不过，《先锋》里的撒旦也具有魔鬼撒旦的叛逆性，那古寺里的小和尚悟空也有师兄弟为悟能、悟净。由此可见，前后者音形一致，客观所指不同但非本质特征相交，在文本表层中呈现出的是能指狂欢和文本深层的所指错位。
另外，徐坤还对专用语进行了杂糅使用，给读者呈现出一幅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艺坛西洋景。
《先锋》中：“F：废；废都；废墟；废墟画派：崛起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代表人物：撒旦、鸡皮、鸭皮、屁特。代表作：《存在》，《我的红卫兵时代》，《人或者牛》，《行走》。影响或者贡献：唱念做打俱佳，呈前卫状，做先锋科。在纯洁绘画语言方面开创了中国后现代艺术的先河。”
另外，《先锋》中还创造性地运用了同音同形词，通过并举它们不同语义的方法全面细致地指认同一客观所指，从而使其能指膨胀，所指变得无意义，最后所指取消，只剩下众多能指在一起虚无地狂欢，我们看文本中对“先锋”一词的解释：
①先锋就是存在，就是我的红卫兵时代，就是人或者牛，就是行走。
②先锋就是进口超重低音音响，可接CD唱盘，卡拉OK功能完美齐全。
徐坤是犀利的，也是无情的，她对先锋的不同解释最后指向的是虚无，暴露的是许多“先锋派”的虚伪，揭示的是艺术以及艺术家的支离破碎的存在境遇，其次，徐坤还善于运用仿拟的方式来创造语句，放任语句的能指，达到一种语言的狂欢效果。读徐坤小说，你会时常发现一些“似曾相识”而又“不伦不类”的语句，初读让人忍俊不禁，而后又感到意味深长。这就是仿拟的表现，仿拟：一般都是通过仿词、仿语、仿句、仿调，对此前较出名，较流行的话语进行“生吞活剥”，意在“以故为新”、“点铁成金”，或用作他指。这种语言手段使徐坤的小说充满了轻松愉快的时尚气息。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几个仿拟的例子。
兽道主义——人道主义——狗道主义，存在主义——不存在主义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咱家园。”（仿拟汤显祖语）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全靠我们自己。”（仿拟《国际歌》语）
“自古英雄谁无死，我是屁特我怕谁。”（仿拟文天祥诗和王朔语）
徐坤的一系列从结构、数字、语气等方面进行的戏仿与原句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有对权威话语的解构，也有对大众话语的认同，传达出了作者的一种“戏说”姿态，一种走向民间、走向大众的狂欢化的倾向。再次，徐坤小说中性隐语的大量使用，呈现出了语言的粗鄙化。在我们的文化概念中，性往往与不道德、肮脏和丑陋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日常语言中带有性暗示或描写性器官、性活动的词句便自然具有了“脏”的特点。徐坤是一位具有自觉的女性意识的作家，她在《狗日的足球》、《游行》、《斯人》等小说中，对“性隐语”狂放恣肆的使用，无疑是对男权文化的挑战。下面我们看几个例子。
“帘幕低垂时，让我们跨上战马……而是三套马车，是铁骑嗒嗒，是静静的顿河，是勇敢的哥萨克，是红梅花儿开，是卡秋莎。他正颔首阖目，缅怀一种古典的激情中，雄姿勃发，奋力催策着。”（《游行》）
（性隐语与文学话语、歌曲音乐家杂糅）
“不。凭良心说黑戊还是很能干的，他腰间悬挂着一只尖锐无比似乎能够荡涤一切的巨笔，能够肆意挥洒出百露琼浆花言巧语柔情蜜意，这让林格感到十分满意。”（《游行》）
（性隐语与文学话语套用）
可见，徐坤利用性隐语对男权文化实施着无情的解构，用语言的狂欢实践着解构的狂欢，表现出了另类的女性写作。可以说，“她是在男权话语中心的社会里，做着女性争取话语权利的突围表演，一次来历不明去路也不明的狂妄冲杀。”徐坤在用自己的文本填充着女性书写的“空白之页”，“在新的文化格局重整重建的过渡时期中，获得自己独立的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程正民《巴赫金的文化诗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0页。
[2]沈华柱《对话的妙语——巴赫金语言哲学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90页。
[3]徐坤《从此越来越明亮》，《北京文学》1995年第11期。
[4]徐坤《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寫作》，《小说界》1998年第4期。
【关键词】徐坤；语言；狂欢化
徐坤在小说里“嬉戏诸神”（戴锦华语）如入无人之境地恣意调侃，创造了一种喜剧的景观，让读者忍俊不禁。事实上，徐坤文本中所体现的恣意汪洋，随心所欲而又妙语连珠的反讽、调侃已扩展为一种狂欢化的书写方式。因为这些已经涉及到了巴赫金所总结出的“随便而又亲昵的接触，插科打诨，俯就粗鄙等”狂欢节特有的范畴。巴赫金概括出狂欢化语言的几个特征：“这就是：粗鄙化、戏谑化、褒贬双重性。”
徐坤在她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里采用游戏的方式暴露了商业大潮中知识分子的种种丑态，把昔日的神圣拉下了神坛。 她身为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不愿把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如实展示以赚取同情，更不愿用“痛打落水狗”的方式对其落井下石，她选择了先将知识分子的存在荒诞放大到极致，然后再消而解之的游戏和狂欢化的处理方式。
首先，徐坤在小说中对专用语、同音同形词的创造性使用，对于这些词语，徐坤或偷换概念，或杂糅使用，或泛化其所指，或放任其能指，使文本中“泛滥着有目共睹的能指狂欢”。
我们先来看徐坤是怎样偷换专有名词概念的。在《先锋》中出现了撒旦（谐音为“傻蛋” ）、鸡皮（即“嬉皮”）、朱丽叶、王老五、悟空等。他们都是《先锋》之前一些很有知名度的文本或话语中的人名存留。但一进入《先锋》中，这些专有名词便转换成另一种明确而又唯一的客观所指：撒旦指一名1985年兴起、1989年沉沦、1995年复出的先锋派画家，悟空则是指90年代古寺里的一名小和尚。不过，《先锋》里的撒旦也具有魔鬼撒旦的叛逆性，那古寺里的小和尚悟空也有师兄弟为悟能、悟净。由此可见，前后者音形一致，客观所指不同但非本质特征相交，在文本表层中呈现出的是能指狂欢和文本深层的所指错位。
另外，徐坤还对专用语进行了杂糅使用，给读者呈现出一幅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艺坛西洋景。
《先锋》中：“F：废；废都；废墟；废墟画派：崛起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代表人物：撒旦、鸡皮、鸭皮、屁特。代表作：《存在》，《我的红卫兵时代》，《人或者牛》，《行走》。影响或者贡献：唱念做打俱佳，呈前卫状，做先锋科。在纯洁绘画语言方面开创了中国后现代艺术的先河。”
另外，《先锋》中还创造性地运用了同音同形词，通过并举它们不同语义的方法全面细致地指认同一客观所指，从而使其能指膨胀，所指变得无意义，最后所指取消，只剩下众多能指在一起虚无地狂欢，我们看文本中对“先锋”一词的解释：
①先锋就是存在，就是我的红卫兵时代，就是人或者牛，就是行走。
②先锋就是进口超重低音音响，可接CD唱盘，卡拉OK功能完美齐全。
徐坤是犀利的，也是无情的，她对先锋的不同解释最后指向的是虚无，暴露的是许多“先锋派”的虚伪，揭示的是艺术以及艺术家的支离破碎的存在境遇，其次，徐坤还善于运用仿拟的方式来创造语句，放任语句的能指，达到一种语言的狂欢效果。读徐坤小说，你会时常发现一些“似曾相识”而又“不伦不类”的语句，初读让人忍俊不禁，而后又感到意味深长。这就是仿拟的表现，仿拟：一般都是通过仿词、仿语、仿句、仿调，对此前较出名，较流行的话语进行“生吞活剥”，意在“以故为新”、“点铁成金”，或用作他指。这种语言手段使徐坤的小说充满了轻松愉快的时尚气息。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几个仿拟的例子。
兽道主义——人道主义——狗道主义，存在主义——不存在主义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咱家园。”（仿拟汤显祖语）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全靠我们自己。”（仿拟《国际歌》语）
“自古英雄谁无死，我是屁特我怕谁。”（仿拟文天祥诗和王朔语）
徐坤的一系列从结构、数字、语气等方面进行的戏仿与原句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有对权威话语的解构，也有对大众话语的认同，传达出了作者的一种“戏说”姿态，一种走向民间、走向大众的狂欢化的倾向。再次，徐坤小说中性隐语的大量使用，呈现出了语言的粗鄙化。在我们的文化概念中，性往往与不道德、肮脏和丑陋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日常语言中带有性暗示或描写性器官、性活动的词句便自然具有了“脏”的特点。徐坤是一位具有自觉的女性意识的作家，她在《狗日的足球》、《游行》、《斯人》等小说中，对“性隐语”狂放恣肆的使用，无疑是对男权文化的挑战。下面我们看几个例子。
“帘幕低垂时，让我们跨上战马……而是三套马车，是铁骑嗒嗒，是静静的顿河，是勇敢的哥萨克，是红梅花儿开，是卡秋莎。他正颔首阖目，缅怀一种古典的激情中，雄姿勃发，奋力催策着。”（《游行》）
（性隐语与文学话语、歌曲音乐家杂糅）
“不。凭良心说黑戊还是很能干的，他腰间悬挂着一只尖锐无比似乎能够荡涤一切的巨笔，能够肆意挥洒出百露琼浆花言巧语柔情蜜意，这让林格感到十分满意。”（《游行》）
（性隐语与文学话语套用）
可见，徐坤利用性隐语对男权文化实施着无情的解构，用语言的狂欢实践着解构的狂欢，表现出了另类的女性写作。可以说，“她是在男权话语中心的社会里，做着女性争取话语权利的突围表演，一次来历不明去路也不明的狂妄冲杀。”徐坤在用自己的文本填充着女性书写的“空白之页”，“在新的文化格局重整重建的过渡时期中，获得自己独立的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程正民《巴赫金的文化诗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0页。
[2]沈华柱《对话的妙语——巴赫金语言哲学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90页。
[3]徐坤《从此越来越明亮》，《北京文学》1995年第11期。
[4]徐坤《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寫作》，《小说界》199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