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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加拿大布兰顿大学音乐学院教授韦恩·鲍曼是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的倡导者及践行者，也是北美实践主义音乐教育哲学流派的重要成员。他在《变化世界中的音乐教育》一书中，以“音乐教育研究的重要性”、“音乐教育哲学的理论基础”、“实践主义音乐教育的构想及挑战”为核心议题，并展望了音乐教育发展的趋势以及新的方向。
关键词：多元;实践;音乐教育;挑战
鲍曼梳理了近两千年来西方对于音乐本质论述的哲学话语，以多元、多位视角试图重构音乐哲学的理想愿景。《变化世界中的音乐教育》是鲍曼近年来的相关文论及演讲录集合而成，在对“音乐是什么”的哲学质询之后更进一步的从不同角度说明“什么样的哲学是音乐教育所期待的”，鲍曼强调，在学术界许多关于音乐教育的哲学讨论中，往往将确立音乐教育的目的视为唯一出路，企图归纳适用于音乐教育的行为规范。然而，哲学的质询并不是明确的解答，过程与结果同样重要，“哲学不是适时地答案，而是问题与正义
在当代音乐教育中，基础具有确定性和技术性，如同音乐课堂更关注技巧知识的传授一样，基础往往是普遍、通用和稳定的，这也是现代性的知识架构特征。而后现代则是突破了现代性的线性结构，解构普遍和永恒的中心话语体系，从此视角来看，对于音乐教育的统一、合理的“工具性话语”是不存在的。在实用主义的观点之中，教育的目标被定义为增强对非普遍性的有效认识，具备差异性和辨别的能力，这也反对了现代性的盲从权威，提倡个体化的逆流直上。因此，作者建议将音乐研究教育化， 批判性地重新认识音乐教育的概念，并且以更宽阔的眼光和全方位的开放性思维来考虑音乐教育的过程、方式和目标。
文化是一个巨大的范畴，音乐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居于其中，具有“隐性的”特征。“知识”被包含于“文化”中，是“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在教育过程中不能仅仅传授给学生艰涩生硬的知识，而应该帮助他们拥有与“人”相关的所有文化素养。否则，教育只会把人培养成“学习工具”。美国的音乐人类学家布鲁诺·内特尔在他的著作中较早的阐述了他对“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理解，把“音乐教育”建构在“文化理解”的视域之上，可以说是“文化音乐教育哲学”最早的提倡者。我国音乐教育领域最早提出建立“文化音乐教育哲学”的是管建华教授。他明确提指出了把“音乐作为文化”，建构音乐 教育的文化哲学。文章从音乐教育学科地位定位、音乐知识体系等方面来强调这一理论的重要性，并且认为音乐教育哲学不能仅仅依靠“审美”这一单一的理论支撑，而是要以多学科为基础，建立综合的、与文化整合的音乐教育哲学。文化音乐教育哲学并不是一种“单一的”、“静态的”哲学种类，过去的经验告诉人们，把音乐教育当做单独的“审美教育”是行不通的。在当今世界文化大熔炉中，音乐教育不仅要包含“审美意义”，更应具有“实践意义”、“功能意义”等，把世界的多种音乐作为“文化”来传授，这是一种区别以往的以多学科为基础的动态的教育过程。
鲍曼认为，且先不论埃里奥特的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有无疏漏、是否完全正确，我们不得不承认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以往对音乐教育的认知，转而将音乐看作是一种社会文化过程，将音乐教育哲学进行大胆“转向”的举措，至今令人震惊。埃里奥特进一步开拓了人们对“音乐”、“音乐制作”、“音乐聆听”等问题的认识，并将那些以前被认为是“非音乐”的东西带入了研究领域。可以说，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所倡导的“多元的”、“实践的”观点对 21世纪音乐教育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影响。
鲍曼的多元文化主义音乐教育，要批判的不是别的，而是审美教育的“普遍主义”和“文化无涉”，其目标是要拓展音乐教育的文化意义和文化价值，也即是说，音乐教育的本来意义在于通过音乐认知社会、历史，积蓄未来发展的动力，通过音乐教育达到人类的理解、对话和多样性的和谐发展。现代性本质表征着音乐的普遍性、持久性和稳定不变性。鲍曼站在后现代文化的立场上，指出现代性表达的是一种线性的稳定知识结构，它忽视了知识的块面性和变化性特征，忽视了知识往往是不可通约的、不可决定性和不完全性的，因而知识的“基础”须得重新定位。重新定位的目的是将“真实的基础”和“看似真实的基础”区分开来。从实践理论的角度来看，鲍曼认为音乐实践不是单一结构的绝对性叙事，因而，我们应该尊重音乐实践中那些合理的、合乎规范的特性，“让差异成其为差异，不同成其为不同，允许基础研究是一个动态的展示而不是教条。
鲍曼提出“音乐教育需要哲学”，提出音乐教育缺乏哲学的质询和思考;音乐教育研究缺乏哲学的参与;音乐课程学习没有批判;音乐教育需要提出问题，需要改变和发展。而实践哲学可以提供“审美哲学”之外的哲学思考，同时还可以在音乐教育中正确地引导音乐的本质和价值。鲍曼的音乐教育实践主义哲学指出，当今音乐的教育常关注音乐训练、关注发展演奏某种音乐作品的技巧，但那不是音乐教育;把非表演者培养成为更加具有“审美”品味的音乐欣赏者，这也不是教育。 鲍曼认为解决这一關键问题，将音乐与教育统一的关键性即在于“道德”。他提出教育是一项道德伦理事业，尤其与人们的性格、特性、情操的陶冶和思想的转变有关，同样音乐教育也是一项道德伦理事业，二者的价值、目的和评价都涉及到道德伦理问题。
音乐教育的多元文化的教育实践，音乐教育应努力培养学习者对人类的多种音乐感受的能力。实践观点承认实践的多样性和时空性，也就是说，音乐实践植根于多元的社会互动中。此外，实践主义导向的音乐哲学也明确地把音乐的社会性存在看作是音乐整体的一个部分。 这样，多种音乐的设想才有机会得以充分展开。 换言之，多元文化理论展现给音乐教育哲学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
参考文献
[1] 韦恩·鲍曼.黄琼瑶等译[M.]变化世界中的音乐教育.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69
关键词：多元;实践;音乐教育;挑战
鲍曼梳理了近两千年来西方对于音乐本质论述的哲学话语，以多元、多位视角试图重构音乐哲学的理想愿景。《变化世界中的音乐教育》是鲍曼近年来的相关文论及演讲录集合而成，在对“音乐是什么”的哲学质询之后更进一步的从不同角度说明“什么样的哲学是音乐教育所期待的”，鲍曼强调，在学术界许多关于音乐教育的哲学讨论中，往往将确立音乐教育的目的视为唯一出路，企图归纳适用于音乐教育的行为规范。然而，哲学的质询并不是明确的解答，过程与结果同样重要，“哲学不是适时地答案，而是问题与正义
在当代音乐教育中，基础具有确定性和技术性，如同音乐课堂更关注技巧知识的传授一样，基础往往是普遍、通用和稳定的，这也是现代性的知识架构特征。而后现代则是突破了现代性的线性结构，解构普遍和永恒的中心话语体系，从此视角来看，对于音乐教育的统一、合理的“工具性话语”是不存在的。在实用主义的观点之中，教育的目标被定义为增强对非普遍性的有效认识，具备差异性和辨别的能力，这也反对了现代性的盲从权威，提倡个体化的逆流直上。因此，作者建议将音乐研究教育化， 批判性地重新认识音乐教育的概念，并且以更宽阔的眼光和全方位的开放性思维来考虑音乐教育的过程、方式和目标。
文化是一个巨大的范畴，音乐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居于其中，具有“隐性的”特征。“知识”被包含于“文化”中，是“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在教育过程中不能仅仅传授给学生艰涩生硬的知识，而应该帮助他们拥有与“人”相关的所有文化素养。否则，教育只会把人培养成“学习工具”。美国的音乐人类学家布鲁诺·内特尔在他的著作中较早的阐述了他对“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理解，把“音乐教育”建构在“文化理解”的视域之上，可以说是“文化音乐教育哲学”最早的提倡者。我国音乐教育领域最早提出建立“文化音乐教育哲学”的是管建华教授。他明确提指出了把“音乐作为文化”，建构音乐 教育的文化哲学。文章从音乐教育学科地位定位、音乐知识体系等方面来强调这一理论的重要性，并且认为音乐教育哲学不能仅仅依靠“审美”这一单一的理论支撑，而是要以多学科为基础，建立综合的、与文化整合的音乐教育哲学。文化音乐教育哲学并不是一种“单一的”、“静态的”哲学种类，过去的经验告诉人们，把音乐教育当做单独的“审美教育”是行不通的。在当今世界文化大熔炉中，音乐教育不仅要包含“审美意义”，更应具有“实践意义”、“功能意义”等，把世界的多种音乐作为“文化”来传授，这是一种区别以往的以多学科为基础的动态的教育过程。
鲍曼认为，且先不论埃里奥特的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有无疏漏、是否完全正确，我们不得不承认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以往对音乐教育的认知，转而将音乐看作是一种社会文化过程，将音乐教育哲学进行大胆“转向”的举措，至今令人震惊。埃里奥特进一步开拓了人们对“音乐”、“音乐制作”、“音乐聆听”等问题的认识，并将那些以前被认为是“非音乐”的东西带入了研究领域。可以说，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所倡导的“多元的”、“实践的”观点对 21世纪音乐教育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影响。
鲍曼的多元文化主义音乐教育，要批判的不是别的，而是审美教育的“普遍主义”和“文化无涉”，其目标是要拓展音乐教育的文化意义和文化价值，也即是说，音乐教育的本来意义在于通过音乐认知社会、历史，积蓄未来发展的动力，通过音乐教育达到人类的理解、对话和多样性的和谐发展。现代性本质表征着音乐的普遍性、持久性和稳定不变性。鲍曼站在后现代文化的立场上，指出现代性表达的是一种线性的稳定知识结构，它忽视了知识的块面性和变化性特征，忽视了知识往往是不可通约的、不可决定性和不完全性的，因而知识的“基础”须得重新定位。重新定位的目的是将“真实的基础”和“看似真实的基础”区分开来。从实践理论的角度来看，鲍曼认为音乐实践不是单一结构的绝对性叙事，因而，我们应该尊重音乐实践中那些合理的、合乎规范的特性，“让差异成其为差异，不同成其为不同，允许基础研究是一个动态的展示而不是教条。
鲍曼提出“音乐教育需要哲学”，提出音乐教育缺乏哲学的质询和思考;音乐教育研究缺乏哲学的参与;音乐课程学习没有批判;音乐教育需要提出问题，需要改变和发展。而实践哲学可以提供“审美哲学”之外的哲学思考，同时还可以在音乐教育中正确地引导音乐的本质和价值。鲍曼的音乐教育实践主义哲学指出，当今音乐的教育常关注音乐训练、关注发展演奏某种音乐作品的技巧，但那不是音乐教育;把非表演者培养成为更加具有“审美”品味的音乐欣赏者，这也不是教育。 鲍曼认为解决这一關键问题，将音乐与教育统一的关键性即在于“道德”。他提出教育是一项道德伦理事业，尤其与人们的性格、特性、情操的陶冶和思想的转变有关，同样音乐教育也是一项道德伦理事业，二者的价值、目的和评价都涉及到道德伦理问题。
音乐教育的多元文化的教育实践，音乐教育应努力培养学习者对人类的多种音乐感受的能力。实践观点承认实践的多样性和时空性，也就是说，音乐实践植根于多元的社会互动中。此外，实践主义导向的音乐哲学也明确地把音乐的社会性存在看作是音乐整体的一个部分。 这样，多种音乐的设想才有机会得以充分展开。 换言之，多元文化理论展现给音乐教育哲学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
参考文献
[1] 韦恩·鲍曼.黄琼瑶等译[M.]变化世界中的音乐教育.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