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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871.4 文献标识码：A
摘要：云南“红心艺术公社”的创立，显得有些特别。也许是云南独特的生态环境所特有的包容。但一点是确实的，“红心艺术公社”的各个成员，他们自己策划展览、自己做评论、自己出展刊，他们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信念。它的发展为云南的年轻艺术家提供了一个能够展示自己的可能，也为云南艺术生态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极大的推动和加强了云南艺术的新生力量！
关键词：“红心艺术公社”；集体；个体；游戏；时代精神
一、“红心艺术公社”的建立——游戏式的集体选择
二十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从一个传统、单一的政治型社会转向经济型社会。艺术运动同样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85思潮”对整个美术界带来的不单是视觉上的革命，还是思维上对“自我”的回归和寻找。对于70、80年代后出生的这一代人来说，他们关注的是自身的生活状态和心情，强烈的参与感，希望得到别人的关注。这一代人年轻、自信、自我，似乎玩世不恭，他们具有天生的游戏天赋，他们抛弃且漫不经心地“复述”父辈严肃的生活体系。
我们回到“红心艺术公社”的建立来看，同样能看出这样的特点。
1994年抽签决定了薛涛为社长，兰庆伦、段义松、袁兴木为副社长，后来石志民、段国兴等加入，此时人员人数为十三人。“红心社”最初取名为“红星合作社”，直到1998年才改为“红心艺术公社”。1994年8月1日制定了“红星合作社”总章，其中还建立了基金会和财政部，社员每月交5元，作为社内活动费用，由财政部统一管理；定期在每年8月1日召开会议，在会议上共同讨论社内情况、社员情况及工作展望等问题；要有人想加入“红心艺术公社”必须写申请书才能成为社员，经所有社员讨论后决定是否允许加入。在社员申请书中，写得最多的语句就是“有共同的兴趣和追求”。在申请书最后，会由社长写道：“志趣相投，同意加入。”在红心社建立之初，社员都还属于在读的学生，因为他们都是玩伴，有相同的兴趣，想通过建立一个有组织性的社团，达到相互促进学习的作用，但这其中还有一个更加关键的因素，那就是通过建立这个社团，来模仿父辈的生活模式，他们在其中调侃式地快乐着。从“红星合作社”总章来看，其建立只是为了促进学习而开展起来的，并没有对未来的目标或一个共同的理想作长远的规划。从整个程序和机构布置来看，这一切是在“游戏”中模仿和调侃官方机构中而诞生的。这是一个“群体”游戏选择的结果，它的诞生是非严肃性的，幼稚的。
很显然这一时期，他们是没有这样的认识的，不过这些看似非长远的行为，在后来却给他们带来另一种新的认识。
二“红心艺术公社”的发展
1、2000年至2003年的“红心艺术公社”
经过几年的沉寂后，2000年“红心社”的部分社员在云南艺术学院美术馆举办了“红心艺术公社”——“红心双年展”，在此期间陈长伟、吴建中、等人参加了进来，但遗憾的是最早加入“红心社”的一些社员，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坚持下来。
2002年薛涛再接替了段义松担任社长，并且以“AA”制的方式筹钱出了“红心社”的第一本画册。年末由“红心社”组织，薛涛策划并在叶永青先生的大力支持下，在昆明创库内的上河车间、诺地卡、彼岸艺术空间举行了《羊来了！——2002云南青年艺术家自选作品展》展览获得了良好的反响。
2003年“红心艺术公社”再次组织和策划了《高原反应——2003年云南青年艺术家联展》，这次展览组织了昆明、大理、丽江、曲靖、德宏等各地区的年轻人，一共有27位艺术家参加了进来，这是一次“上海——昆明”的巡回展览。先在上海光大会展中心参加“首届上海春季艺术沙龙”，在展览上扬晶及其作品《不安分的板凳》被组委会评为“全国十佳青年艺术家”称号，然后回到昆明在云南油画学会等多方支持下在“云南美术馆”再次展览，进一步的展示了云南艺术的新生力量。这是“红心艺术公社”走出云南的第一次展览，它呈现出生活在高原的艺术家们独特的文化感受和创造活力及为探索新的展览机制和运行模式而进行的不懈努力。
这一年，和丽斌、和嘉、张吉洪、张琼飞、尹雁华，成为了这个集体中的一员。展览也得到一些云南重要艺术家的支持。此时的“红心艺术公社”成员，他们拥有更高的热情，他们聚到了一起，它在不停的成长。
2000年以后的“红心艺术公社”进入了全新的开始，他们渐渐抛开了最初不成熟的东西，慢慢进入了当代艺术创作。从整个云南艺术动态看，“红心艺术公社”活跃的原因与这时期的艺术环境紧密联系的。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两代艺术家的努力之下，已经为云南搭建起了新的艺术平台，上河会馆以及创库工作室的建立，为后辈展示了另一种非官方体制的创作思路和运行模式。前辈艺术家展现的全新艺术理念，为今后的“红心艺术公社”的发展带来了希望。此时的“红心社”它变得更为开放，把“个体”的艺术表现方法用“群体”的方式展示，为云南的年轻艺术家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展示平台。
2、2004年至2005“红心艺术公社”的转折
经过几次展览后，有了一定经验的“红心艺术公社”有自信将自己的作品在更大的地方展出。薛涛带着社员的资料在上海联系更新一次展览的场地，经过努力，最终定在“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
2004年5月的展览取名为《紫外线——红心艺术公社第四次作品展》，此次展览共有13人参加，这次展览再次冲击了上海滩，一群地处高原的边缘地区的年轻人，展示出他们自己对艺术的理解，他们的状态不是呆滞的、封闭的，而是充满鲜活的生命气息的，在那里他们感动着来参观的人。“在各种先锋艺术团体早已解体的情况下保持十年的紧密团结合作，不断参加展览、活动，积极对外开展艺术交流，真正体现了这批年青人对艺术的理想的一颗‘红心’。我们为这样的精神而感动，这样的一种理想情怀也是我们一直倡导的。” 这次展览把云南一群年轻的艺术家介绍到地处国际舞台的上海滩上，也是由于这次展览大部分策展人知道了云南部分的年青艺术生态，让外界进一步了解了云南自二十一世纪以来更年轻的艺术新生力量。《紫外线——红心艺术公社第四次作品展》是一次突破性的展览，展览上的作品大都被“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收藏。
2005年薛涛在北京索家村创建了“候鸟天空”艺术空间，这样，云南的“红心艺术公社”在北京落户。同年9月薛涛在策划了《娱乐至上》的展览，展览再次宣扬了年轻的这一代人的生活态度。就像一次愉悦的释放心灵的智力游戏，其中体会到每个人在面对今天这个消费和娱乐为主导的商业社会是各种不同的内心体验。
2004年后的“红心艺术公社”再次向前跨了一大步，有了更新的突破。至此，它的成员已由最初的13人扩展到现在的19人。“红心艺术公社”从最初的模仿式的“游戏”到后来在艺术创作中的“游戏式的娱乐”，它的发展是迅速的。从它的发展可以看出云南新生代的另一个侧面，它的发展壮大到艺术思想日趋成熟，是“70后”与“80后”新生代对社会的解读，它代表了这代人的“群体”娱乐精神。
正因为这样的时间转折，“红星社”由儿时相约相互学习发展到展示于国际舞台中，这是一个极大的突破，同时成为云南艺术新生力量。
摘要：云南“红心艺术公社”的创立，显得有些特别。也许是云南独特的生态环境所特有的包容。但一点是确实的，“红心艺术公社”的各个成员，他们自己策划展览、自己做评论、自己出展刊，他们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信念。它的发展为云南的年轻艺术家提供了一个能够展示自己的可能，也为云南艺术生态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极大的推动和加强了云南艺术的新生力量！
关键词：“红心艺术公社”；集体；个体；游戏；时代精神
一、“红心艺术公社”的建立——游戏式的集体选择
二十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从一个传统、单一的政治型社会转向经济型社会。艺术运动同样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85思潮”对整个美术界带来的不单是视觉上的革命，还是思维上对“自我”的回归和寻找。对于70、80年代后出生的这一代人来说，他们关注的是自身的生活状态和心情，强烈的参与感，希望得到别人的关注。这一代人年轻、自信、自我，似乎玩世不恭，他们具有天生的游戏天赋，他们抛弃且漫不经心地“复述”父辈严肃的生活体系。
我们回到“红心艺术公社”的建立来看，同样能看出这样的特点。
1994年抽签决定了薛涛为社长，兰庆伦、段义松、袁兴木为副社长，后来石志民、段国兴等加入，此时人员人数为十三人。“红心社”最初取名为“红星合作社”，直到1998年才改为“红心艺术公社”。1994年8月1日制定了“红星合作社”总章，其中还建立了基金会和财政部，社员每月交5元，作为社内活动费用，由财政部统一管理；定期在每年8月1日召开会议，在会议上共同讨论社内情况、社员情况及工作展望等问题；要有人想加入“红心艺术公社”必须写申请书才能成为社员，经所有社员讨论后决定是否允许加入。在社员申请书中，写得最多的语句就是“有共同的兴趣和追求”。在申请书最后，会由社长写道：“志趣相投，同意加入。”在红心社建立之初，社员都还属于在读的学生，因为他们都是玩伴，有相同的兴趣，想通过建立一个有组织性的社团，达到相互促进学习的作用，但这其中还有一个更加关键的因素，那就是通过建立这个社团，来模仿父辈的生活模式，他们在其中调侃式地快乐着。从“红星合作社”总章来看，其建立只是为了促进学习而开展起来的，并没有对未来的目标或一个共同的理想作长远的规划。从整个程序和机构布置来看，这一切是在“游戏”中模仿和调侃官方机构中而诞生的。这是一个“群体”游戏选择的结果，它的诞生是非严肃性的，幼稚的。
很显然这一时期，他们是没有这样的认识的，不过这些看似非长远的行为，在后来却给他们带来另一种新的认识。
二“红心艺术公社”的发展
1、2000年至2003年的“红心艺术公社”
经过几年的沉寂后，2000年“红心社”的部分社员在云南艺术学院美术馆举办了“红心艺术公社”——“红心双年展”，在此期间陈长伟、吴建中、等人参加了进来，但遗憾的是最早加入“红心社”的一些社员，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坚持下来。
2002年薛涛再接替了段义松担任社长，并且以“AA”制的方式筹钱出了“红心社”的第一本画册。年末由“红心社”组织，薛涛策划并在叶永青先生的大力支持下，在昆明创库内的上河车间、诺地卡、彼岸艺术空间举行了《羊来了！——2002云南青年艺术家自选作品展》展览获得了良好的反响。
2003年“红心艺术公社”再次组织和策划了《高原反应——2003年云南青年艺术家联展》，这次展览组织了昆明、大理、丽江、曲靖、德宏等各地区的年轻人，一共有27位艺术家参加了进来，这是一次“上海——昆明”的巡回展览。先在上海光大会展中心参加“首届上海春季艺术沙龙”，在展览上扬晶及其作品《不安分的板凳》被组委会评为“全国十佳青年艺术家”称号，然后回到昆明在云南油画学会等多方支持下在“云南美术馆”再次展览，进一步的展示了云南艺术的新生力量。这是“红心艺术公社”走出云南的第一次展览，它呈现出生活在高原的艺术家们独特的文化感受和创造活力及为探索新的展览机制和运行模式而进行的不懈努力。
这一年，和丽斌、和嘉、张吉洪、张琼飞、尹雁华，成为了这个集体中的一员。展览也得到一些云南重要艺术家的支持。此时的“红心艺术公社”成员，他们拥有更高的热情，他们聚到了一起，它在不停的成长。
2000年以后的“红心艺术公社”进入了全新的开始，他们渐渐抛开了最初不成熟的东西，慢慢进入了当代艺术创作。从整个云南艺术动态看，“红心艺术公社”活跃的原因与这时期的艺术环境紧密联系的。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两代艺术家的努力之下，已经为云南搭建起了新的艺术平台，上河会馆以及创库工作室的建立，为后辈展示了另一种非官方体制的创作思路和运行模式。前辈艺术家展现的全新艺术理念，为今后的“红心艺术公社”的发展带来了希望。此时的“红心社”它变得更为开放，把“个体”的艺术表现方法用“群体”的方式展示，为云南的年轻艺术家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展示平台。
2、2004年至2005“红心艺术公社”的转折
经过几次展览后，有了一定经验的“红心艺术公社”有自信将自己的作品在更大的地方展出。薛涛带着社员的资料在上海联系更新一次展览的场地，经过努力，最终定在“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
2004年5月的展览取名为《紫外线——红心艺术公社第四次作品展》，此次展览共有13人参加，这次展览再次冲击了上海滩，一群地处高原的边缘地区的年轻人，展示出他们自己对艺术的理解，他们的状态不是呆滞的、封闭的，而是充满鲜活的生命气息的，在那里他们感动着来参观的人。“在各种先锋艺术团体早已解体的情况下保持十年的紧密团结合作，不断参加展览、活动，积极对外开展艺术交流，真正体现了这批年青人对艺术的理想的一颗‘红心’。我们为这样的精神而感动，这样的一种理想情怀也是我们一直倡导的。” 这次展览把云南一群年轻的艺术家介绍到地处国际舞台的上海滩上，也是由于这次展览大部分策展人知道了云南部分的年青艺术生态，让外界进一步了解了云南自二十一世纪以来更年轻的艺术新生力量。《紫外线——红心艺术公社第四次作品展》是一次突破性的展览，展览上的作品大都被“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收藏。
2005年薛涛在北京索家村创建了“候鸟天空”艺术空间，这样，云南的“红心艺术公社”在北京落户。同年9月薛涛在策划了《娱乐至上》的展览，展览再次宣扬了年轻的这一代人的生活态度。就像一次愉悦的释放心灵的智力游戏，其中体会到每个人在面对今天这个消费和娱乐为主导的商业社会是各种不同的内心体验。
2004年后的“红心艺术公社”再次向前跨了一大步，有了更新的突破。至此，它的成员已由最初的13人扩展到现在的19人。“红心艺术公社”从最初的模仿式的“游戏”到后来在艺术创作中的“游戏式的娱乐”，它的发展是迅速的。从它的发展可以看出云南新生代的另一个侧面，它的发展壮大到艺术思想日趋成熟，是“70后”与“80后”新生代对社会的解读，它代表了这代人的“群体”娱乐精神。
正因为这样的时间转折，“红星社”由儿时相约相互学习发展到展示于国际舞台中，这是一个极大的突破，同时成为云南艺术新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