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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社区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的“抓手”与基础，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社区建设和治理，“三社联动”社区治理理念应运而生。文章以苏州市G社区的三社联动为例，从微观互动的角度研究“社区、社工机构、社会工作者”三方主体如何“联”、如何“动”。文章指出三方互联互动需要以观念融合为基础，目标一致为动力，通过资源共享、培育社区自治来促使三社联动形成内生动力。
关键词：三社联动;社区服务社会化;社区治理
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如何满足新时代的要求，提高居民的归属感、幸福感、认同感，成为当前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重要议题。而“三社联动”作为近年来不断发展的新型社区治理模式，体现了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社区治理理念，是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突破，逐渐成为相关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
江苏省苏州市致力于创新城乡基层治理模式，先后出台了《关于全面开展城乡社区服务社会化试点的意见》、《关于扩大市级社区服务社会化试点的方案》，有效提升了“三社联动”社会化、专业化水平，专业社工团队真正走进城乡社区治理的舞台，在党和基层自治组织共同领导、协同下，共同打造“三社联动”。本文通过社区服务社会化项目探索三社联动三方的内在互动机制，总结成功经验，丰富相关领域研究，为城市基层治理体系建设提供新思路。
一、相关文献回顾
“三社联动”的前身是指地方政府提出的社工与义工合作的“两社联动”以及2004年上海民政部门提出的社区、社团、社工“三社互动”，随着社区治理体系的不断发展，逐渐形成现在社区、社工、社会组织“三社联动”的概念。王思斌认为“三社联动”是指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等三个主体的联动。三社联动目前有内需驱动型、政府主导型、项目引领型、理念践行型和体制创新型五种模式。
再者是关于“三社联动”的研究现状。吕青认为经由“三社联动”要从社区管理走向社区治理，探讨了通过“三社联动”实现从社区管理到社区治理的转变。徐选国、徐永祥探讨了通过“三社联动”实现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和整合的可能。李文静、时立荣探讨了普遍存在的“项目指导型”模式，并提出“为进一步提升社区治理效果，应通过完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政策，促进社会组织与社会工作的发展，构建社会组织合作网络，形成社会力量间的自主联动，释放社会活力。”
随后学界对“三社联动”的研究更进一步，深入到具体实例中。郎晓波以杭州江干区为例，提出架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格局;杨贵华从厦门市“三社联动”的情况出发，提出创新政策、完善体制机制，营造“三社联动”的良好环境等改进意见。此时对“三社联动”三方的角色定位进行了研究，但是仍然缺乏对“三社联动”内在机制的明确表达。
学界多从宏观方面研究“三社联动”在创新社会治理方面的效力，探究“三社联动”三方在与政府互动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随后研究虽不再停留于理论式的探索中，开始以实例研究“三社联动”的具体关系，但是“现有学界和实务界更多地从政府职能转移、政府购买服务等方面来回答“三社联动”的外在化机制，而淹没了对其内在机制的探究。”导致三社联动在一定程度上陷于流于口号的困境。笔者团队通过田野调查来具体探讨三方的互动关系，观察并追踪苏州市G社区中的“三社”是怎样形成良好关系。本文将详细探索“三社联动”的内在机制，从微观视角分析三社怎样“联”，如何“动”，对“三社联动”的动力机制做出明确表达。
二、G社区个案情况
（一）G社区基础条件
首先，G社区交通便利，经济条件较好。社区位于吴中区，周边生活便利，具备基础的医疗、教育、购物、休闲等资源，日常生活生态圈较完善。其次，人口异质性程度高，外来人口众多。社区总人数15000人，户籍人口7932人，外来人口6322人。G社区外来人口占总人口的1/3。最后，拥有较丰富的社区服务资源。G社区辖区面积约1.2平方公里，有5个小区，辖区有企业76家。G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已于2020年8月正式投入使用，其中包含谈心室、多功能文体活动室、日间照料室等多个活动场地。
（二）G社区服务背景
新时代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新要求，社区作为国家治理的“抓手”需要不断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G社区书记结合新时代的要求和社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努力探索社区发展的可能性。2019年6月，社区服务社会化项目正式由A社工机构在G社区落地实行。社区开展了面向困境老人、青少年等群体的基础类服务，针对社区资源开发、社会组织培育的增能类服务，包括党团阵地建设的治理类服务。G社区目前初步形成了以党为领导、基层自治组织为主导、居民群众为主体、社区社会组织和驻区单位共同参与的基层治理体制。
三、三社联动动力机制探析：基于G社区的个案研究
（一）观念融合
来自西方的社会工作深受宗教思想的影响，面对中国的文化背景和制度环境，社会工作的务实性和实践性决定了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议题无可避免。目前本土化面临的议题是如何实现与党建引领相融合。在G社区中Z社工有意识地将专业价值与基层党建相融合，打造良好的社区治理体系。在“党建联盟”系列活动中G社区书记提出加强基层党建、发挥党建联盟“乘积”效应的思路;Z社工发挥专业所长搭建系统的服务框架，将服务内容与党建紧密结合，设计并开展了“党员说+”、“党课学习”等主题的活动;A社工机构链接社会资源与社区资源形成互补，为活动的开展提供保障。社会工作者在服务中主动融入本土观念有别于囿于专业固守西化价值取向，实现了社区、社工、社会组织三方价值观念的统一，为三方的互动奠定了基础。
（二）目標驱动 三社联动的深层动力来自于三方主体共同目标的驱动。目标的利益相关性决定了“三社”参与联动的积极性。那三方主体如何形成共同的目标呢？通过G社区的实践可以看出，G社区作为居民自治的基本单位，目标是增强社区治理水平、促进基层党建的发展，其根本目标是实现居民利益最大化。A社工机构在服务G社区的过程中，目标是解决社区问题、满足社区需求等。社会工作者以助人自助为价值追求，推动自身价值的实现为目标。因此社区、社工机构和社会工作者在推动G社区发展，服务社区居民上具有一致性，并以此作为共同目标，为联动提供充足动力。
（三）资源共享
在三社联动中，单独一方能够承担的公共服务和拥有的资源是有限的，所以三社联动强调各方之间资源共享，以促进联动效能的最大化。在G社区三社联动的过程中，社区书记整合辖区内党建资源，形成块状聚力，促进了G社区党建品牌的建立和基层党建的发展。A社工机构链接高校智库资源，寻求社会力量支持。Z社工则挖掘周边商业资源，为居民提供多样化的服务。社区能够提供场地环境支持、党建等资源，社会组织和社工为社区提供更专业更全面的社会支持力量。
（四）社区自治
实现社区自治是促进社区治理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在专业服务结束后，社区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三社联动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A社工机构从建立社区本土组织和提升社区工作者专业能力两方面入手，聘请专业教师为居民开展培训活动，成立了合唱团、舞蹈队等多个社区本土社会组织，丰富居民业余生活的同时实现居民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目标;针对社区工作者开展专业培训，激发潜能，进而提升社区工作者能力，打造专业社区工作者队伍，为社区发展增能。
三社联动作为促进多元主体治理、提升社区治理水平的机制，一直离不开国家力量的推动。政府对社会服务的购买以及政策的出台是推动三社联动发展的显性力量也是三社联动存在的前提，为三方互动提供了制度、资金保障。
学界普遍认为，在中国大陆当前“政-社”关系下，依靠政府结合既有体制来推动社会工作本土化是不可避免的选择。政府在社区体现为居委会，社工需要结合现实谋求发展。社工作为被签约方，能否在社区立足并寻找到生长点首先需要取得社区的信任，而理念的一致则是建立信任关系的必要步骤。社工需要抓住党建为民这一中心，与自己的专业价值观相融合，理解当前的实际情况与社区需求，做到专业与本土的互嵌，为三社的“联动”奠定基础。在联动过程中，三方需要保持目标上的一致性，做到资源共享，赋能社区自治。三方主体在兼顾自身利益的同时寻求目标上的共同点，目标一致性的建立为三方的互动提供了实际动力。资源共享是实现联动效能最大化的基本条件，在三方合作前期，主要依托社区提供资源和信息;成熟后，社会工作者和社工机构可在协助社区链接资源的同时自主挖掘周边资源、社区信息，搭建资源共享平台为社区补充更专业、更全面的信息和资源。在社工离开社区以后如何做到效果可持续是三社联动面临的重要议题。赋能社区工作者，增进其专业工作技巧，完善社区内部治理;将居民日常活动组织化，为社区发展培育内生动力。社工同时搭建了社区议事平台，不断促进多元主体参与治理，赋能社区自治，实现三社联动效果的可持续。
笔者团队在调研中发现，在社区这一特定场域下权力中心明显由社区这一主体扮演，三社联动三方实际处于地位不平衡的状态，而三方的地位对联动的效果会产生实际影响。社区能否在一定程度上给予社工信任和发挥主体性的空间，社会组织是否有能力同时扮演好监督者和赋能者的角色，影响着三社可否真正“动”起来。
四、三社联动动力机制的完善：基于G社区的实践反思
三社联动作为新型的社区治理系统，由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联结形成，关于三社联动的理论研究一直在不断深化和拓展，但笔者团队通过对G社区的调查发现，三社联动的理论研究一定程度上并未与实践中所遇到的情况相适配，因此需要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不断进行反思。
（一）平衡三方主体地位
三社联动中的三方主体在资源、方法、理念等方面各有优势，三方在平等的基础上良好互动，能够全方位回应社区居民的需求。但通过调查发现，在开展服务的过程中，三方主体的地位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一是以社区为主，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为辅。二是社会工作者会承担额外的工作。如社区将原本的行政任务交给社会工作者承担，社会工作者成为“下属”、“被指示”的角色。长期不平衡的模式会阻碍社会组织与社工的独立性和专业化的发展。因此，社工机构与社会工作者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提升社工机构参与社会服务的能力，加强专业人员的培养;同时，在三社联动的过程中需要明确三方主体责任，加强监管，平衡三方主体地位。
（二）主体特质促进联动发展
三社联动是否能动起来，除三方地位是否平等之外，核心人物的个人特质也会对其产生影响。在对G社区的调查中发现，G社区书记对社区治理和社区服务有着独到的见解，结合国家和地方政策推动社区治理，贯彻党的领导，打造G社区党建品牌，Z社工拥有很强的专业能力，能够为社区带来切实有效的服务，同时善于建立非正式关系网络，能够更深入的了解到社区的需求并开展针对性的服务。社工机构负责人不限制社工工作的开展，为社工服务的开展提供多元化的资源支持。这些互动主体的个人特质是G社区三社联动动起来的重要因素之一。
参考文献：
[1]姜振华.社区协同治理视野中的“三社联动”：生成路径与互构性关系——基于北京市将台地区的探索[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2）：73-82.
[2]王思斌.“三社联动”的逻辑与类型[J].中国社会工作，2016（02）：61.
[3]叶南客，陈金城.我国“三社联动”的模式选择与策略研究[J].南京社会科学，2010（12）：75-80+87.
[4]吕青.创新社会管理的“三社联动”路径探析[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7（06）：7-12.
[5]徐选国，徐永祥.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三社联动”：内涵、机制及其实践逻辑——基于深圳市H社区的探索[J].社会科学，2016（07）：87-96.
[6]李文静，时立荣.“社会自主联动”：“三社联动”社区治理机制的完善路径[J].探索，2016（03）：135-141.
[7]郎曉波.“三社联动”推进社会建设——来自杭州江干区的经验[J].浙江学刊，2013（06）：66-70.
[8]杨贵华.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三社联动”助力基层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研究——基于厦门市的调研[J].发展研究，2015（11）：85-89.
[9]徐选国，徐永祥.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三社联动”：内涵、机制及其实践逻辑——基于深圳市H社区的探索[J].社会科学，2016（07）：87-96.
[10]王思斌.试论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J].浙江学刊，2001（02）：55-60.
[11]闫学芬，韩建民.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三社联动”：机制与流程分析——基于典型城市的实践探索[J].广西社会科学，2017（09）：177-182.
[12]张乐.植入、嵌入和融入：社会工作的“在地化”路径[J].社会工作，2019（02）：3-17+108.
[13]闫学芬，韩建民.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三社联动”：机制与流程分析——基于典型城市的实践探索[J].广西社会科学，2017（09）：177-182.
（作者单位：苏州科技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
关键词：三社联动;社区服务社会化;社区治理
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如何满足新时代的要求，提高居民的归属感、幸福感、认同感，成为当前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重要议题。而“三社联动”作为近年来不断发展的新型社区治理模式，体现了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社区治理理念，是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突破，逐渐成为相关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
江苏省苏州市致力于创新城乡基层治理模式，先后出台了《关于全面开展城乡社区服务社会化试点的意见》、《关于扩大市级社区服务社会化试点的方案》，有效提升了“三社联动”社会化、专业化水平，专业社工团队真正走进城乡社区治理的舞台，在党和基层自治组织共同领导、协同下，共同打造“三社联动”。本文通过社区服务社会化项目探索三社联动三方的内在互动机制，总结成功经验，丰富相关领域研究，为城市基层治理体系建设提供新思路。
一、相关文献回顾
“三社联动”的前身是指地方政府提出的社工与义工合作的“两社联动”以及2004年上海民政部门提出的社区、社团、社工“三社互动”，随着社区治理体系的不断发展，逐渐形成现在社区、社工、社会组织“三社联动”的概念。王思斌认为“三社联动”是指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等三个主体的联动。三社联动目前有内需驱动型、政府主导型、项目引领型、理念践行型和体制创新型五种模式。
再者是关于“三社联动”的研究现状。吕青认为经由“三社联动”要从社区管理走向社区治理，探讨了通过“三社联动”实现从社区管理到社区治理的转变。徐选国、徐永祥探讨了通过“三社联动”实现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和整合的可能。李文静、时立荣探讨了普遍存在的“项目指导型”模式，并提出“为进一步提升社区治理效果，应通过完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政策，促进社会组织与社会工作的发展，构建社会组织合作网络，形成社会力量间的自主联动，释放社会活力。”
随后学界对“三社联动”的研究更进一步，深入到具体实例中。郎晓波以杭州江干区为例，提出架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格局;杨贵华从厦门市“三社联动”的情况出发，提出创新政策、完善体制机制，营造“三社联动”的良好环境等改进意见。此时对“三社联动”三方的角色定位进行了研究，但是仍然缺乏对“三社联动”内在机制的明确表达。
学界多从宏观方面研究“三社联动”在创新社会治理方面的效力，探究“三社联动”三方在与政府互动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随后研究虽不再停留于理论式的探索中，开始以实例研究“三社联动”的具体关系，但是“现有学界和实务界更多地从政府职能转移、政府购买服务等方面来回答“三社联动”的外在化机制，而淹没了对其内在机制的探究。”导致三社联动在一定程度上陷于流于口号的困境。笔者团队通过田野调查来具体探讨三方的互动关系，观察并追踪苏州市G社区中的“三社”是怎样形成良好关系。本文将详细探索“三社联动”的内在机制，从微观视角分析三社怎样“联”，如何“动”，对“三社联动”的动力机制做出明确表达。
二、G社区个案情况
（一）G社区基础条件
首先，G社区交通便利，经济条件较好。社区位于吴中区，周边生活便利，具备基础的医疗、教育、购物、休闲等资源，日常生活生态圈较完善。其次，人口异质性程度高，外来人口众多。社区总人数15000人，户籍人口7932人，外来人口6322人。G社区外来人口占总人口的1/3。最后，拥有较丰富的社区服务资源。G社区辖区面积约1.2平方公里，有5个小区，辖区有企业76家。G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已于2020年8月正式投入使用，其中包含谈心室、多功能文体活动室、日间照料室等多个活动场地。
（二）G社区服务背景
新时代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新要求，社区作为国家治理的“抓手”需要不断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G社区书记结合新时代的要求和社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努力探索社区发展的可能性。2019年6月，社区服务社会化项目正式由A社工机构在G社区落地实行。社区开展了面向困境老人、青少年等群体的基础类服务，针对社区资源开发、社会组织培育的增能类服务，包括党团阵地建设的治理类服务。G社区目前初步形成了以党为领导、基层自治组织为主导、居民群众为主体、社区社会组织和驻区单位共同参与的基层治理体制。
三、三社联动动力机制探析：基于G社区的个案研究
（一）观念融合
来自西方的社会工作深受宗教思想的影响，面对中国的文化背景和制度环境，社会工作的务实性和实践性决定了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议题无可避免。目前本土化面临的议题是如何实现与党建引领相融合。在G社区中Z社工有意识地将专业价值与基层党建相融合，打造良好的社区治理体系。在“党建联盟”系列活动中G社区书记提出加强基层党建、发挥党建联盟“乘积”效应的思路;Z社工发挥专业所长搭建系统的服务框架，将服务内容与党建紧密结合，设计并开展了“党员说+”、“党课学习”等主题的活动;A社工机构链接社会资源与社区资源形成互补，为活动的开展提供保障。社会工作者在服务中主动融入本土观念有别于囿于专业固守西化价值取向，实现了社区、社工、社会组织三方价值观念的统一，为三方的互动奠定了基础。
（二）目標驱动 三社联动的深层动力来自于三方主体共同目标的驱动。目标的利益相关性决定了“三社”参与联动的积极性。那三方主体如何形成共同的目标呢？通过G社区的实践可以看出，G社区作为居民自治的基本单位，目标是增强社区治理水平、促进基层党建的发展，其根本目标是实现居民利益最大化。A社工机构在服务G社区的过程中，目标是解决社区问题、满足社区需求等。社会工作者以助人自助为价值追求，推动自身价值的实现为目标。因此社区、社工机构和社会工作者在推动G社区发展，服务社区居民上具有一致性，并以此作为共同目标，为联动提供充足动力。
（三）资源共享
在三社联动中，单独一方能够承担的公共服务和拥有的资源是有限的，所以三社联动强调各方之间资源共享，以促进联动效能的最大化。在G社区三社联动的过程中，社区书记整合辖区内党建资源，形成块状聚力，促进了G社区党建品牌的建立和基层党建的发展。A社工机构链接高校智库资源，寻求社会力量支持。Z社工则挖掘周边商业资源，为居民提供多样化的服务。社区能够提供场地环境支持、党建等资源，社会组织和社工为社区提供更专业更全面的社会支持力量。
（四）社区自治
实现社区自治是促进社区治理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在专业服务结束后，社区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三社联动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A社工机构从建立社区本土组织和提升社区工作者专业能力两方面入手，聘请专业教师为居民开展培训活动，成立了合唱团、舞蹈队等多个社区本土社会组织，丰富居民业余生活的同时实现居民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目标;针对社区工作者开展专业培训，激发潜能，进而提升社区工作者能力，打造专业社区工作者队伍，为社区发展增能。
三社联动作为促进多元主体治理、提升社区治理水平的机制，一直离不开国家力量的推动。政府对社会服务的购买以及政策的出台是推动三社联动发展的显性力量也是三社联动存在的前提，为三方互动提供了制度、资金保障。
学界普遍认为，在中国大陆当前“政-社”关系下，依靠政府结合既有体制来推动社会工作本土化是不可避免的选择。政府在社区体现为居委会，社工需要结合现实谋求发展。社工作为被签约方，能否在社区立足并寻找到生长点首先需要取得社区的信任，而理念的一致则是建立信任关系的必要步骤。社工需要抓住党建为民这一中心，与自己的专业价值观相融合，理解当前的实际情况与社区需求，做到专业与本土的互嵌，为三社的“联动”奠定基础。在联动过程中，三方需要保持目标上的一致性，做到资源共享，赋能社区自治。三方主体在兼顾自身利益的同时寻求目标上的共同点，目标一致性的建立为三方的互动提供了实际动力。资源共享是实现联动效能最大化的基本条件，在三方合作前期，主要依托社区提供资源和信息;成熟后，社会工作者和社工机构可在协助社区链接资源的同时自主挖掘周边资源、社区信息，搭建资源共享平台为社区补充更专业、更全面的信息和资源。在社工离开社区以后如何做到效果可持续是三社联动面临的重要议题。赋能社区工作者，增进其专业工作技巧，完善社区内部治理;将居民日常活动组织化，为社区发展培育内生动力。社工同时搭建了社区议事平台，不断促进多元主体参与治理，赋能社区自治，实现三社联动效果的可持续。
笔者团队在调研中发现，在社区这一特定场域下权力中心明显由社区这一主体扮演，三社联动三方实际处于地位不平衡的状态，而三方的地位对联动的效果会产生实际影响。社区能否在一定程度上给予社工信任和发挥主体性的空间，社会组织是否有能力同时扮演好监督者和赋能者的角色，影响着三社可否真正“动”起来。
四、三社联动动力机制的完善：基于G社区的实践反思
三社联动作为新型的社区治理系统，由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联结形成，关于三社联动的理论研究一直在不断深化和拓展，但笔者团队通过对G社区的调查发现，三社联动的理论研究一定程度上并未与实践中所遇到的情况相适配，因此需要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不断进行反思。
（一）平衡三方主体地位
三社联动中的三方主体在资源、方法、理念等方面各有优势，三方在平等的基础上良好互动，能够全方位回应社区居民的需求。但通过调查发现，在开展服务的过程中，三方主体的地位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一是以社区为主，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为辅。二是社会工作者会承担额外的工作。如社区将原本的行政任务交给社会工作者承担，社会工作者成为“下属”、“被指示”的角色。长期不平衡的模式会阻碍社会组织与社工的独立性和专业化的发展。因此，社工机构与社会工作者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提升社工机构参与社会服务的能力，加强专业人员的培养;同时，在三社联动的过程中需要明确三方主体责任，加强监管，平衡三方主体地位。
（二）主体特质促进联动发展
三社联动是否能动起来，除三方地位是否平等之外，核心人物的个人特质也会对其产生影响。在对G社区的调查中发现，G社区书记对社区治理和社区服务有着独到的见解，结合国家和地方政策推动社区治理，贯彻党的领导，打造G社区党建品牌，Z社工拥有很强的专业能力，能够为社区带来切实有效的服务，同时善于建立非正式关系网络，能够更深入的了解到社区的需求并开展针对性的服务。社工机构负责人不限制社工工作的开展，为社工服务的开展提供多元化的资源支持。这些互动主体的个人特质是G社区三社联动动起来的重要因素之一。
参考文献：
[1]姜振华.社区协同治理视野中的“三社联动”：生成路径与互构性关系——基于北京市将台地区的探索[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2）：73-82.
[2]王思斌.“三社联动”的逻辑与类型[J].中国社会工作，2016（02）：61.
[3]叶南客，陈金城.我国“三社联动”的模式选择与策略研究[J].南京社会科学，2010（12）：75-80+87.
[4]吕青.创新社会管理的“三社联动”路径探析[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7（06）：7-12.
[5]徐选国，徐永祥.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三社联动”：内涵、机制及其实践逻辑——基于深圳市H社区的探索[J].社会科学，2016（07）：87-96.
[6]李文静，时立荣.“社会自主联动”：“三社联动”社区治理机制的完善路径[J].探索，2016（03）：135-141.
[7]郎曉波.“三社联动”推进社会建设——来自杭州江干区的经验[J].浙江学刊，2013（06）：66-70.
[8]杨贵华.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三社联动”助力基层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研究——基于厦门市的调研[J].发展研究，2015（11）：85-89.
[9]徐选国，徐永祥.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三社联动”：内涵、机制及其实践逻辑——基于深圳市H社区的探索[J].社会科学，2016（07）：87-96.
[10]王思斌.试论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J].浙江学刊，2001（02）：55-60.
[11]闫学芬，韩建民.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三社联动”：机制与流程分析——基于典型城市的实践探索[J].广西社会科学，2017（09）：177-182.
[12]张乐.植入、嵌入和融入：社会工作的“在地化”路径[J].社会工作，2019（02）：3-17+108.
[13]闫学芬，韩建民.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三社联动”：机制与流程分析——基于典型城市的实践探索[J].广西社会科学，2017（09）：177-182.
（作者单位：苏州科技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