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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代强化对贵州的政治军事控制，并行文化输入的方式，布依族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封建社会婚姻制度逐渐渗透到布依族婚姻习惯法中，逐渐形成布依族恋爱自由与包办婚姻并存的婚恋习惯。
【关键词】：建国初期；郎岱；布依族；婚姻制度
一、布依族传统婚姻习俗概况
在贵州少数民族中历来有“高山彝苗水仲家”，“苗家住山头，夷家住水头”的民间言语，而，“仲家”“夷家”即是布依族，。在刘峰的《百苗图》中“补笼仲家”“八番苗”“白仲家”“卡尤仲家”“朗兹苗”“侬苗”都属现今所指的布依族。清代康熙在贵州开展“义学”在各地设置义学堂，通过文化渗透，强化清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思想控制。雍正乾隆时期苗民已有“从此版图同一道，西南文教化诸夷”布依族婚姻制度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学习汉族婚姻文化，结婚六礼，包办婚姻，家族制等。
（一）女劳男逸的家庭分工
西南少数民族中，大多数存在女劳男逸的劳动力分配方式。在汉族生生产方式中，男主外的劳动力安排方式，是造成汉族女性地位低的主要原因。汉族男子作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生产主要的剩余价值，妇女操持家务，负责传宗接代。在明清时期的贵州少数民族在生产力主要居于原始时期的前提下，除少数与农耕、商品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受汉族文化影响男子地位提高，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延续母系社会的传统，男子负责耕作，女性则负责家庭事務以及耕作，这种劳动分配方式又被称为“女劳男逸”。明清竹枝词中吴仰贤《黔中苗彝风土吟》[1]载。“虎场赶过马场喧，耕织遗风喜八番：舂罢椎塘开社宴，乱挝腰鼓杏花村”注解：八番（属布依族）其俗劳女逸男，业耕织。毛贵铭《西垣黔苗竹枝词》中对八番苗男女生活做出一番趣解“"生作男儿苦爱慵，女儿偏是可怜虫”“八番苗”其俗劳女逸男，妇人耕且织力”作者表达了。对女性的同情相较之下，布依族女子承担更多的劳动量，布依族女性因在家庭劳动两比重较大而地位较高。这直接决定布依族女性在传统婚姻中的自主权利。
（二）自由恋爱与包办婚姻并存
布依族女性地位较高，因此布依族男女以自由恋爱为主，通过“榔梢”也即“交友”的活动方式自由恋爱，活动形式多样，最以“对歌”“抛球择偶”为甚。男女双方情投意合，年龄相当即可交换信物。例如《黔苗竹枝词》中中注释仲家苗（今布依族）“春月编花球击之于场，曰相马郎，有所欢则掷球相换带，因遂奔焉”。[2]
随着汉族文化的影响，布依族婚姻缔结形式逐渐重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第之分。此时传统的“榔梢”活动仍十分盛行，故形成“自由婚姻”与“包办婚姻”两种主要形式。自有婚姻，在形式上吸收汉族文化，双方情投意合，由媒人出面说合。包办婚姻多出现在亲缘婚姻，和限制行为能力人由父母包办成婚。
婚姻缔结过程中承袭汉族制度，由媒人说合，父母在充分了解男方为人后，同意，男方聘礼，女方陪嫁。在实际情况中，男方说媒前多以征得女方同意。在彩礼问题上，布依族重情义，轻财产。彩礼种类和数量根据实际情况而定，男子聘礼与女方陪嫁大体相当，通常布依族彩礼包括酒、槟榔，牲畜，布匹等其中布依族多尚牛。因此在婚姻程序上，布依族学习汉族六礼之仪，但布依族重视社会关系，生产率的提高依赖族人，对彩礼不甚重视，因此未有类似“买卖婚姻”的财产婚姻。及时在包办婚姻中，也甚少出现“买卖婚姻”。
（三）不落夫家
婚礼之后，新娘遵循布依族传统婚姻“不坐家制度”。新娘在婚礼后三天，由男方家兄弟姐妹送“回门”后留娘家，每年逢农忙或盛大节日，由男方家婆婆，或姊妹接去住上两三日，便再娘家。三到五年后，待女子生产，方可回夫家坐家。不坐家制度，又称“不落夫家”“坐家”“常住娘家”，在贵州少数民族中普遍流行不坐家与早婚，这与劳动力不足有关。首先，榔梢时的男女年龄一般十三四岁，身心尚未发育健全。女方年级尚小，没有足够的生产生活经验。其次布依族女子在坐家后需承担繁重家庭任务，在短时间内准备各类家庭必需品，因此，三到五年的缓冲时间，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女子的负担。布依族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高于男子。
二、布依族传统婚姻习惯的特点
（一）布依族妇女仍有一定自由权利
布依族妇女在女劳男逸的劳动分配时方式下，在男女地位中居于上方或者至少平等的地位，女方可以自主选择婚恋对象，只在形式上须有媒人与父母。布依族女性在结婚后到“坐家”的这段时间内，仍可以赶场，对歌。因此，如若对该婚姻不满，布依族妇女通常会延长“不落夫家”的时间，借由“不落夫家”制度抵制包办婚姻。
（二）封建婚姻影响加深
汉族妇女，因男耕女织法自然经济，封建男权统治与压迫下，没有婚姻自主权利。女性结婚严格依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媒人说合实际上已经成为清末郎岱布依族缔结婚姻的前置调件，封建礼教中男女私相授受属越礼行为，封建礼教要求婚姻“名正言顺”，媒人说合则是婚姻“名正言顺”的必要条件。对于一向崇尚自由的布依族女性而言，这无非是在封建桎梏下的狭隘的自由选择，是对封建等级制度认可。清末，由于自然灾害于政治动荡的缘故，在农村，偏远地区，为传宗接代，保障子女顺利结婚，“娃娃亲”“童养媳”等童婚现象严重。
三、结语
清政府未维护政治统治，吸取改土归流过程中引发的民族矛盾的教训，通过文化教育的方式，汉化少数民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民族融合和汉族文化的传播。但在另一方面，诸多民族传统在文化教育过程中经由温和的引导而消失，强化封建礼教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渗透和禁锢，形成布依族“只有榔梢自由，婚姻父母包办”的婚姻习惯。
注释：
[1]（清）吴仰贤，小匏庵诗存.卷四.
[2]（清）舒位《瓶水斋诗别集》卷二
参考文献：
[1]梁治平，清代习惯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2]（清）舒位，瓶水斋诗别集.卷二.
[3] （清）毛贵铭，西垣黔苗竹枝词.1卷本.清光绪刻本，
[4] 刘峰，百苗图疏证.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5] （清）吴仰贤，小匏庵诗存.卷四.
作者简介：王方（1994—），女，汉族，四川省泸州人，贵州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律史。
【关键词】：建国初期；郎岱；布依族；婚姻制度
一、布依族传统婚姻习俗概况
在贵州少数民族中历来有“高山彝苗水仲家”，“苗家住山头，夷家住水头”的民间言语，而，“仲家”“夷家”即是布依族，。在刘峰的《百苗图》中“补笼仲家”“八番苗”“白仲家”“卡尤仲家”“朗兹苗”“侬苗”都属现今所指的布依族。清代康熙在贵州开展“义学”在各地设置义学堂，通过文化渗透，强化清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思想控制。雍正乾隆时期苗民已有“从此版图同一道，西南文教化诸夷”布依族婚姻制度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学习汉族婚姻文化，结婚六礼，包办婚姻，家族制等。
（一）女劳男逸的家庭分工
西南少数民族中，大多数存在女劳男逸的劳动力分配方式。在汉族生生产方式中，男主外的劳动力安排方式，是造成汉族女性地位低的主要原因。汉族男子作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生产主要的剩余价值，妇女操持家务，负责传宗接代。在明清时期的贵州少数民族在生产力主要居于原始时期的前提下，除少数与农耕、商品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受汉族文化影响男子地位提高，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延续母系社会的传统，男子负责耕作，女性则负责家庭事務以及耕作，这种劳动分配方式又被称为“女劳男逸”。明清竹枝词中吴仰贤《黔中苗彝风土吟》[1]载。“虎场赶过马场喧，耕织遗风喜八番：舂罢椎塘开社宴，乱挝腰鼓杏花村”注解：八番（属布依族）其俗劳女逸男，业耕织。毛贵铭《西垣黔苗竹枝词》中对八番苗男女生活做出一番趣解“"生作男儿苦爱慵，女儿偏是可怜虫”“八番苗”其俗劳女逸男，妇人耕且织力”作者表达了。对女性的同情相较之下，布依族女子承担更多的劳动量，布依族女性因在家庭劳动两比重较大而地位较高。这直接决定布依族女性在传统婚姻中的自主权利。
（二）自由恋爱与包办婚姻并存
布依族女性地位较高，因此布依族男女以自由恋爱为主，通过“榔梢”也即“交友”的活动方式自由恋爱，活动形式多样，最以“对歌”“抛球择偶”为甚。男女双方情投意合，年龄相当即可交换信物。例如《黔苗竹枝词》中中注释仲家苗（今布依族）“春月编花球击之于场，曰相马郎，有所欢则掷球相换带，因遂奔焉”。[2]
随着汉族文化的影响，布依族婚姻缔结形式逐渐重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第之分。此时传统的“榔梢”活动仍十分盛行，故形成“自由婚姻”与“包办婚姻”两种主要形式。自有婚姻，在形式上吸收汉族文化，双方情投意合，由媒人出面说合。包办婚姻多出现在亲缘婚姻，和限制行为能力人由父母包办成婚。
婚姻缔结过程中承袭汉族制度，由媒人说合，父母在充分了解男方为人后，同意，男方聘礼，女方陪嫁。在实际情况中，男方说媒前多以征得女方同意。在彩礼问题上，布依族重情义，轻财产。彩礼种类和数量根据实际情况而定，男子聘礼与女方陪嫁大体相当，通常布依族彩礼包括酒、槟榔，牲畜，布匹等其中布依族多尚牛。因此在婚姻程序上，布依族学习汉族六礼之仪，但布依族重视社会关系，生产率的提高依赖族人，对彩礼不甚重视，因此未有类似“买卖婚姻”的财产婚姻。及时在包办婚姻中，也甚少出现“买卖婚姻”。
（三）不落夫家
婚礼之后，新娘遵循布依族传统婚姻“不坐家制度”。新娘在婚礼后三天，由男方家兄弟姐妹送“回门”后留娘家，每年逢农忙或盛大节日，由男方家婆婆，或姊妹接去住上两三日，便再娘家。三到五年后，待女子生产，方可回夫家坐家。不坐家制度，又称“不落夫家”“坐家”“常住娘家”，在贵州少数民族中普遍流行不坐家与早婚，这与劳动力不足有关。首先，榔梢时的男女年龄一般十三四岁，身心尚未发育健全。女方年级尚小，没有足够的生产生活经验。其次布依族女子在坐家后需承担繁重家庭任务，在短时间内准备各类家庭必需品，因此，三到五年的缓冲时间，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女子的负担。布依族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高于男子。
二、布依族传统婚姻习惯的特点
（一）布依族妇女仍有一定自由权利
布依族妇女在女劳男逸的劳动分配时方式下，在男女地位中居于上方或者至少平等的地位，女方可以自主选择婚恋对象，只在形式上须有媒人与父母。布依族女性在结婚后到“坐家”的这段时间内，仍可以赶场，对歌。因此，如若对该婚姻不满，布依族妇女通常会延长“不落夫家”的时间，借由“不落夫家”制度抵制包办婚姻。
（二）封建婚姻影响加深
汉族妇女，因男耕女织法自然经济，封建男权统治与压迫下，没有婚姻自主权利。女性结婚严格依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媒人说合实际上已经成为清末郎岱布依族缔结婚姻的前置调件，封建礼教中男女私相授受属越礼行为，封建礼教要求婚姻“名正言顺”，媒人说合则是婚姻“名正言顺”的必要条件。对于一向崇尚自由的布依族女性而言，这无非是在封建桎梏下的狭隘的自由选择，是对封建等级制度认可。清末，由于自然灾害于政治动荡的缘故，在农村，偏远地区，为传宗接代，保障子女顺利结婚，“娃娃亲”“童养媳”等童婚现象严重。
三、结语
清政府未维护政治统治，吸取改土归流过程中引发的民族矛盾的教训，通过文化教育的方式，汉化少数民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民族融合和汉族文化的传播。但在另一方面，诸多民族传统在文化教育过程中经由温和的引导而消失，强化封建礼教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渗透和禁锢，形成布依族“只有榔梢自由，婚姻父母包办”的婚姻习惯。
注释：
[1]（清）吴仰贤，小匏庵诗存.卷四.
[2]（清）舒位《瓶水斋诗别集》卷二
参考文献：
[1]梁治平，清代习惯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2]（清）舒位，瓶水斋诗别集.卷二.
[3] （清）毛贵铭，西垣黔苗竹枝词.1卷本.清光绪刻本，
[4] 刘峰，百苗图疏证.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5] （清）吴仰贤，小匏庵诗存.卷四.
作者简介：王方（1994—），女，汉族，四川省泸州人，贵州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