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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女士说：“今天，慢病不再只是一个医学问题，也不再只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慢病是一个发展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既然慢病形势已经如此严峻，到了影响国家、社会发展的地步，为什么我国慢病管理的进展却如此缓慢呢?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简称慢病)管理是健康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近年来，我国健康管理界同行在慢病管理的现状评估。理论框架，适宜技术、管理平台等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然而，至今还没有见到业内普遍公认可借鉴的成功案例。慢病管理理论与实践的进展缓慢，投入不少，成效却不大。制定计划都很全面周到，具体落实往往是事倍功半。现状是：慢病流行基本失控，慢病危险因素大量泛滥。
究其原因，除了体制、资源、技术层面的因素之外。笔者认为关键是目前我们的慢病管理思维还是没有跳出传统诊断和治疗的框框。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速度太快，面对在全国范围内出现的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和老年化以及由此造成的慢病大流行，我们并没有在思想上、物质上和方法上做好准备。老思维老方法解决不了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
一年多前，笔者在《中华健康管理学杂志》2009年第6期的述评中以“高血压悖论”为例，建议慢病管理采用大健康模式的新思维，转变观念走新路；在预防和控制生物学因素的同时，要考虑改变环境和改变个人行为；在科学信息指导下，通过确认和干预生物、心理、社会，环境各个方面的健康危险因素，来分类管理慢病患者和慢病的高、中、低危人群。最近从世界卫生组织传来的信息表明，直到今天，这个建议也没有过时。
在我国卫生宏观思路和工作策略亟需重大调整和转变的关键时刻，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慢病管理必须转变观念、采用新思维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转变观念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面对慢病，不转变观念，单从医学的角度着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最近，全球主流社会从非医学角度高度关注慢病本身就说明了观念转变的重要性。
2011年2月，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女士明确指出：“今天，慢病不再只是一个医学问题，也不再只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慢病是一个发展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
全球慢病形势很不乐观。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文件显示，从本世纪开始，全球每年60％的死亡是由慢病引起的。这些因慢病导致的死亡，有25％死于60岁之前。目前人类完全有能力预防这些早死(在60岁之前死亡)。值得关注的是，全球90％的早死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大量人口在60岁之前死于慢病将严重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足以引起国家和公共政策的高度关注。
2009年瑞士达沃斯论坛(专门关注慢病和经济发展问题)认为，从发生的可能性来看，慢病是全球第三大威胁；从对经济造成的危害度来看，慢病是全球的第四大威胁。
鉴于全球慢病形势的严峻性，2011年9月联合国第66届大会召开了有国家首脑和政府首脑参加的防控慢病的高级别会议，并通过了预防控制慢性病的政治宣言。
世界卫生组织于2011年4月底在莫斯科举行了首届全球部长级生活方式和慢病大会。笔者有幸参与了世界卫生组织首届全球部长级生活方式和慢病大会国际筹委会的工作并从筹备会上了解到，参加筹委会的世卫组织成员国：俄罗斯，中国，美国，巴基斯坦等16个国家和国际相关组织的代表一致认为，慢病及其危险因素既是地方性问题，也是全球性问题。要在一个国家成功地应对慢病，需要全球合作和行动；要在全球成功应对慢病，需要国家、社区和邻里的行动，光靠医药卫生界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慢病的情况尤为严重。从慢病人数来看，我国是世界第一慢病大国。卫生部公布的材料显示，2008年，全国有医生明确诊断的慢病病例数达到2.6亿。过去10年，平均每年新增近一千万例慢病病例。而且，中国目前超过80％的死亡是由慢病造成的。
为此，我国卫生部部长陈竺在今年的卫生工作会议上强调，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以及糖尿病等慢病对健康的危害出现“井喷”式变化，要求我们的卫生宏观思路和工作策略必须做出相应调整和改变，做出长期性、战略性安排。国家已经将防治慢病写进了“十二五”规划。
转变观念不但必要，而且刻不容缓
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观念的改变往往先于其他改变。观念错了，一切皆锚。传统光从生物学因素的角度看病或防病的观念已经不灵了。主流社会光关注疾病的落后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非理性行为，是造成我国目前慢病局面基本失控的主要原因。比如，用2～3年的时间花几十亿纳税人的钱，去完成在科学上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重大新药创制”；医学院对医生的考核主要不是看病和教书，而是与绝大多数中国人健康没有直接关系的所谓SCI文章；大家喝汤药防非典、防甲流；孩子普遍吃奶粉或奶粉兑的所谓“还原奶”；鼓吹全民补钙，等等。
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尽快地转变观念，没有创新措施，不可能挽回已经失控的局面。今天中国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是因环境和生活方式改变带来的健康危险因素大量增加和由此导致的慢病大流行!如果今天我们还只关注病，只想着吃药打针，只会是病越治越多、越治越贵：越防越多、越防越难。
同时，我们也没有时间、没有实力去重复发达国家已经犯过、正在改正的错误。中国已经和平崛起。崛起后，国民健康问题已经事关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亟需正视。分析国情世情，我们很容易发现，今天的环境和疾病谱都变了。由生态环境、生产和生活方式变化导致的食品、药品、饮水和职业等安全问题和环境问题日益凸显。传染病和慢病对健康的双重威胁和对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十分严重。导致慢病流行的主要危险因素正在人群中迅速增加。
虽然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升到世界第二位，但是人均国民收入在世界的位置比较靠后，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1.8％，在世界银行统计的213个国家和地区中居第125位。
全面认识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有助于我们清醒地认识国力，不会盲目地去追求提高医疗保险覆盖率和政府医疗筹资水平。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和欧洲都有前车之鉴。
尽管美国大约每6人中就有1人没有医疗保险，但是。由于医疗技术、现代药物的进展和健康生活方式的提倡，美国人因心肌梗塞和中风导致的死亡率只有50年前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由于医学科学的进步和普及，今天美国穷人获得的医疗服务比50年前美国亿万富翁获得的医疗服务还好。可见，健康领域的整体进展对国民健康水平的提高远比医疗保险覆盖率重要。
欧洲发达国家由政府承担全民医疗筹资的做法也已经被证明过时了。欧盟各国面对日益上升的卫生费用不堪重负。最新的一项研究预测，到2050年，欧盟的卫生费用将上升350％，而同期经济增长只能达到180％。
因此，我们必须及时转变观念，认真反思我们目前关于国民健康的宏观思路。提高筹资 和保障水平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卫生事业发展的总体效益和宏观措施的可行性。观念不改变，只关注病，很可能犯南辕北辙的错误。事关十三亿人的健康，这种错误是犯不起的。
不但有限的国力不允许我们在健康观念上犯错误，更重要的是，和平崛起后的中国迫切需要的不是看病体系，而是有健康的员工来保证我国能在后工业化时代立于不败之地。
21世纪国际竞争的核心是人才与知识的竞争。社会财富日益向拥有知识优势的国家与地区聚集。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离不开教育。然而，没有健康，就不可能有人力资源优势。如果说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健康则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健康通过优生优育为人才的成长提供了物质基础；健康通过维护和促进人的正常生理和心理功能以及延长人的寿命，降低了人力资本的折旧率，提高了生产力，增加了教育投资的回报率，保证了可持续发展。
后工业化时代，在职员工的健康和企业的生产力密切相关，事关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尽快地转变观念，及时采取正确的应对策略，我们就不可能拥有健康的国民，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将是一个问号。
转变观念走新路切实可行
目前已经有足够的证据，丰富的经验和可操作的切入点来保证转变观念走新路是切实可行的。
首先，近几十年来，医学科学和公共卫生的迅猛进展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证明转变观念，全面考虑生物，心理。社会和环境因素是应对慢病的有效武器。始于1940年代，因健康新需求和科学新进展所产生的多因多病的生物一心理一社会一环境新医学模式，到1970年代已基本成熟。
在多因多病的生物一心理一社会一环境新医学模式的指导下，西方从决策者，医护人员到媒体和普通老百姓都积极维护自己的健康。抽烟，酗酒，缺少运动，高胆固醇和高血压等健康危险因素已经成为西方家喻户晓的名词。通过预防和控制心血管疾病。从1972年到2004年，美国心血管病的死亡率下降了58％。而且，包括癌症在内的其他慢病死亡率也明显下降。
其次。上世纪下半叶中国控制主要传染病，也是在针对生物学因素的同时，通过爱国卫生运动，用现代医学科学知识武装广大群众，动员全社会共同努力创造健康环境来获得全面成功的。可以说，全面考虑影响健康的各种因素，多学科协同作战，多部门齐，厶合作，在中国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教训，完全可以用在慢病管理上。采用大健康新思维，我们是完全有能力应对慢病的。
第三，世界卫生组织根据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扎实可操作的切入点。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四类最重要的慢病是导致早死的主要原因，应该作为我们的主攻靶向。这四类慢病是：1.心脑血管病，2.癌症，3.糖尿病，4.慢性肺病。而慢病最常见的可干预的健康危险因素主要也是四类。它们是：1.吸烟。2.有害饮酒，3.缺少运动，4.不健康饮食。
最后。健康促进可以为我们把方向。健康管理通过确认和去除可干预的健康危险因素为我们提供了健康促进的具体途径和方法。世界的公共卫生潮流现在已经从单纯地预防控制疾病向全面地维护和促进健康转移了。我们应该与时俱进，转变观念走新路。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挽回慢病失控的局面，帮助国民活得更健康。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简称慢病)管理是健康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近年来，我国健康管理界同行在慢病管理的现状评估。理论框架，适宜技术、管理平台等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然而，至今还没有见到业内普遍公认可借鉴的成功案例。慢病管理理论与实践的进展缓慢，投入不少，成效却不大。制定计划都很全面周到，具体落实往往是事倍功半。现状是：慢病流行基本失控，慢病危险因素大量泛滥。
究其原因，除了体制、资源、技术层面的因素之外。笔者认为关键是目前我们的慢病管理思维还是没有跳出传统诊断和治疗的框框。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速度太快，面对在全国范围内出现的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和老年化以及由此造成的慢病大流行，我们并没有在思想上、物质上和方法上做好准备。老思维老方法解决不了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
一年多前，笔者在《中华健康管理学杂志》2009年第6期的述评中以“高血压悖论”为例，建议慢病管理采用大健康模式的新思维，转变观念走新路；在预防和控制生物学因素的同时，要考虑改变环境和改变个人行为；在科学信息指导下，通过确认和干预生物、心理、社会，环境各个方面的健康危险因素，来分类管理慢病患者和慢病的高、中、低危人群。最近从世界卫生组织传来的信息表明，直到今天，这个建议也没有过时。
在我国卫生宏观思路和工作策略亟需重大调整和转变的关键时刻，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慢病管理必须转变观念、采用新思维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转变观念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面对慢病，不转变观念，单从医学的角度着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最近，全球主流社会从非医学角度高度关注慢病本身就说明了观念转变的重要性。
2011年2月，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女士明确指出：“今天，慢病不再只是一个医学问题，也不再只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慢病是一个发展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
全球慢病形势很不乐观。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文件显示，从本世纪开始，全球每年60％的死亡是由慢病引起的。这些因慢病导致的死亡，有25％死于60岁之前。目前人类完全有能力预防这些早死(在60岁之前死亡)。值得关注的是，全球90％的早死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大量人口在60岁之前死于慢病将严重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足以引起国家和公共政策的高度关注。
2009年瑞士达沃斯论坛(专门关注慢病和经济发展问题)认为，从发生的可能性来看，慢病是全球第三大威胁；从对经济造成的危害度来看，慢病是全球的第四大威胁。
鉴于全球慢病形势的严峻性，2011年9月联合国第66届大会召开了有国家首脑和政府首脑参加的防控慢病的高级别会议，并通过了预防控制慢性病的政治宣言。
世界卫生组织于2011年4月底在莫斯科举行了首届全球部长级生活方式和慢病大会。笔者有幸参与了世界卫生组织首届全球部长级生活方式和慢病大会国际筹委会的工作并从筹备会上了解到，参加筹委会的世卫组织成员国：俄罗斯，中国，美国，巴基斯坦等16个国家和国际相关组织的代表一致认为，慢病及其危险因素既是地方性问题，也是全球性问题。要在一个国家成功地应对慢病，需要全球合作和行动；要在全球成功应对慢病，需要国家、社区和邻里的行动，光靠医药卫生界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慢病的情况尤为严重。从慢病人数来看，我国是世界第一慢病大国。卫生部公布的材料显示，2008年，全国有医生明确诊断的慢病病例数达到2.6亿。过去10年，平均每年新增近一千万例慢病病例。而且，中国目前超过80％的死亡是由慢病造成的。
为此，我国卫生部部长陈竺在今年的卫生工作会议上强调，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以及糖尿病等慢病对健康的危害出现“井喷”式变化，要求我们的卫生宏观思路和工作策略必须做出相应调整和改变，做出长期性、战略性安排。国家已经将防治慢病写进了“十二五”规划。
转变观念不但必要，而且刻不容缓
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观念的改变往往先于其他改变。观念错了，一切皆锚。传统光从生物学因素的角度看病或防病的观念已经不灵了。主流社会光关注疾病的落后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非理性行为，是造成我国目前慢病局面基本失控的主要原因。比如，用2～3年的时间花几十亿纳税人的钱，去完成在科学上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重大新药创制”；医学院对医生的考核主要不是看病和教书，而是与绝大多数中国人健康没有直接关系的所谓SCI文章；大家喝汤药防非典、防甲流；孩子普遍吃奶粉或奶粉兑的所谓“还原奶”；鼓吹全民补钙，等等。
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尽快地转变观念，没有创新措施，不可能挽回已经失控的局面。今天中国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是因环境和生活方式改变带来的健康危险因素大量增加和由此导致的慢病大流行!如果今天我们还只关注病，只想着吃药打针，只会是病越治越多、越治越贵：越防越多、越防越难。
同时，我们也没有时间、没有实力去重复发达国家已经犯过、正在改正的错误。中国已经和平崛起。崛起后，国民健康问题已经事关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亟需正视。分析国情世情，我们很容易发现，今天的环境和疾病谱都变了。由生态环境、生产和生活方式变化导致的食品、药品、饮水和职业等安全问题和环境问题日益凸显。传染病和慢病对健康的双重威胁和对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十分严重。导致慢病流行的主要危险因素正在人群中迅速增加。
虽然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升到世界第二位，但是人均国民收入在世界的位置比较靠后，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1.8％，在世界银行统计的213个国家和地区中居第125位。
全面认识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有助于我们清醒地认识国力，不会盲目地去追求提高医疗保险覆盖率和政府医疗筹资水平。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和欧洲都有前车之鉴。
尽管美国大约每6人中就有1人没有医疗保险，但是。由于医疗技术、现代药物的进展和健康生活方式的提倡，美国人因心肌梗塞和中风导致的死亡率只有50年前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由于医学科学的进步和普及，今天美国穷人获得的医疗服务比50年前美国亿万富翁获得的医疗服务还好。可见，健康领域的整体进展对国民健康水平的提高远比医疗保险覆盖率重要。
欧洲发达国家由政府承担全民医疗筹资的做法也已经被证明过时了。欧盟各国面对日益上升的卫生费用不堪重负。最新的一项研究预测，到2050年，欧盟的卫生费用将上升350％，而同期经济增长只能达到180％。
因此，我们必须及时转变观念，认真反思我们目前关于国民健康的宏观思路。提高筹资 和保障水平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卫生事业发展的总体效益和宏观措施的可行性。观念不改变，只关注病，很可能犯南辕北辙的错误。事关十三亿人的健康，这种错误是犯不起的。
不但有限的国力不允许我们在健康观念上犯错误，更重要的是，和平崛起后的中国迫切需要的不是看病体系，而是有健康的员工来保证我国能在后工业化时代立于不败之地。
21世纪国际竞争的核心是人才与知识的竞争。社会财富日益向拥有知识优势的国家与地区聚集。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离不开教育。然而，没有健康，就不可能有人力资源优势。如果说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健康则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健康通过优生优育为人才的成长提供了物质基础；健康通过维护和促进人的正常生理和心理功能以及延长人的寿命，降低了人力资本的折旧率，提高了生产力，增加了教育投资的回报率，保证了可持续发展。
后工业化时代，在职员工的健康和企业的生产力密切相关，事关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尽快地转变观念，及时采取正确的应对策略，我们就不可能拥有健康的国民，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将是一个问号。
转变观念走新路切实可行
目前已经有足够的证据，丰富的经验和可操作的切入点来保证转变观念走新路是切实可行的。
首先，近几十年来，医学科学和公共卫生的迅猛进展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证明转变观念，全面考虑生物，心理。社会和环境因素是应对慢病的有效武器。始于1940年代，因健康新需求和科学新进展所产生的多因多病的生物一心理一社会一环境新医学模式，到1970年代已基本成熟。
在多因多病的生物一心理一社会一环境新医学模式的指导下，西方从决策者，医护人员到媒体和普通老百姓都积极维护自己的健康。抽烟，酗酒，缺少运动，高胆固醇和高血压等健康危险因素已经成为西方家喻户晓的名词。通过预防和控制心血管疾病。从1972年到2004年，美国心血管病的死亡率下降了58％。而且，包括癌症在内的其他慢病死亡率也明显下降。
其次。上世纪下半叶中国控制主要传染病，也是在针对生物学因素的同时，通过爱国卫生运动，用现代医学科学知识武装广大群众，动员全社会共同努力创造健康环境来获得全面成功的。可以说，全面考虑影响健康的各种因素，多学科协同作战，多部门齐，厶合作，在中国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教训，完全可以用在慢病管理上。采用大健康新思维，我们是完全有能力应对慢病的。
第三，世界卫生组织根据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扎实可操作的切入点。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四类最重要的慢病是导致早死的主要原因，应该作为我们的主攻靶向。这四类慢病是：1.心脑血管病，2.癌症，3.糖尿病，4.慢性肺病。而慢病最常见的可干预的健康危险因素主要也是四类。它们是：1.吸烟。2.有害饮酒，3.缺少运动，4.不健康饮食。
最后。健康促进可以为我们把方向。健康管理通过确认和去除可干预的健康危险因素为我们提供了健康促进的具体途径和方法。世界的公共卫生潮流现在已经从单纯地预防控制疾病向全面地维护和促进健康转移了。我们应该与时俱进，转变观念走新路。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挽回慢病失控的局面，帮助国民活得更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