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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幅美丽的山河画卷,已有一些地方遭到破坏。习近平最近关于生态环境的讲话,显示了问题的严重。
5月24日 ,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承诺绝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指出凡越过“生态红线”的,就应当受罚;造成严重后果的,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究”。
这种表态被舆论认为是迄今“最强有力的陈述”,斯言不假。此前政府有关环境保护的表述不计其数,但是从未有领导人提出要“终身追究”。这当然一方面显示了政府对生态问题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显示了环境恶化的严重趋势。
中国环保部今年2月发布的《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承认,一些河流、湖泊、近海水域、野生动物和人体中已检测出多种化学物质,有毒有害化学物质已造成多起急性水、大气突发环境事件,多个地区出现饮用水危机,个别地区甚至出现“癌症村”。
青山绿水不再,蓝天白云难见,小溪变成臭水沟……许多从农村、小城镇来到大城市的人们回望故乡,纷纷哀叹“故乡在沦陷”,“故乡回不去了”。那些童年时代的自然风光、诗意人生,已经无从寻觅。
是的,经济发展了,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环境恶化了,身体不健康了。过去30多年中,从上到下,发展经济成为最大共识。“先发展后治理”的观念为众多地方官员认可,成为他们指导地方经济发展的“潜规则”。不能完全否定他们发展经济的努力,但这种片面发展观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生态问题。
环境污染容易治理难。淮河便是活生生的例子。从1994年开始,政府就重视并着手治理淮河的污染问题,持续近20年,投入人力物力不计其数,至今只是实现了“高污染水平上的初步控制”,淮河要实现“清澈梦”还有一段遥远的路程。
可以说,一些被严重污染的河流和土地,犹如晚期癌症病人一样,已经不可能治愈了。在中国的某些地方,生态问题的确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癌症村”的陆续出现,便是对片面发展观发出的最凄厉的控诉与警告。
过去半年来,环保议题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去年11月举行的中共十八大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党章,今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也第一次提及PM2.5空气质量目标,5月14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2012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中首次提及生态人权保障,提出将坚持树立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凸显政府对环境问题越来越重视。
此次习近平更是提出了解决生态问题的具体措施和路径,首先是: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评价体系,使之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约束。
众所周知,过去地方官员之所以“重发展轻环保”,是因为“唯GDP”的政绩观充当着指挥棒,他们的前途与GDP直接挂钩,在不少地方,为了谋取更大的GDP,地方首脑不但不重视环保,而且暗中纵容一些纳税大户对环境的污染。宁夏与湖南两地的环保局长就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承,“地方保护成治污难题”。
只有改变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指标,才能打破这种“地方保护”。扭转“唯GDP”的片面发展观,将生态保护纳入评价体系,就能使地方官员主动关心并保护环境,因为这与他们的乌纱帽密切相关。
其次,习近平提出的“终身追责”,即是在改变对官员考核体系之后在治理污染问题上的又一撒手锏。
过去,由于任期制的缘故,地方官员不当决策对生态造成的不良后果不会立即显现出来,通常是在他们离任或调走后爆发。这使得地方官员往往会以牺牲环境来换取短期经济增长或自身利益,不用考虑后果。
这也导致不少地方在涉及公共环境问题上的决策,缺乏公开和透明,因为地方官员没有压力也便没有动力。近些年来,各地陆续发生一些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事件”,不少即是由上述体制原因造成。
因环境问题导致的“群体事件”,不容轻视,极可能引发中国社会的连串风暴,因为这是人们不能让步的底线:环境污染了,生命受到威胁,发展经济还有什么意义?
诚如李克强曾言,“在中国这样一个13亿多人口的大国实现现代化,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可循。在广阔的国土上保护生态环境,也是世界性难题”。难题必须破解,且刻不容缓,否则极可能变成死结。
划定“生态红线”,改变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并对因不当决策造成环境污染的地方官员“终身追责”……我们希望上述表态能够尽快化为制度和法规,正如习近平自己所言,“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
5月24日 ,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承诺绝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指出凡越过“生态红线”的,就应当受罚;造成严重后果的,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究”。
这种表态被舆论认为是迄今“最强有力的陈述”,斯言不假。此前政府有关环境保护的表述不计其数,但是从未有领导人提出要“终身追究”。这当然一方面显示了政府对生态问题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显示了环境恶化的严重趋势。
中国环保部今年2月发布的《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承认,一些河流、湖泊、近海水域、野生动物和人体中已检测出多种化学物质,有毒有害化学物质已造成多起急性水、大气突发环境事件,多个地区出现饮用水危机,个别地区甚至出现“癌症村”。
青山绿水不再,蓝天白云难见,小溪变成臭水沟……许多从农村、小城镇来到大城市的人们回望故乡,纷纷哀叹“故乡在沦陷”,“故乡回不去了”。那些童年时代的自然风光、诗意人生,已经无从寻觅。
是的,经济发展了,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环境恶化了,身体不健康了。过去30多年中,从上到下,发展经济成为最大共识。“先发展后治理”的观念为众多地方官员认可,成为他们指导地方经济发展的“潜规则”。不能完全否定他们发展经济的努力,但这种片面发展观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生态问题。
环境污染容易治理难。淮河便是活生生的例子。从1994年开始,政府就重视并着手治理淮河的污染问题,持续近20年,投入人力物力不计其数,至今只是实现了“高污染水平上的初步控制”,淮河要实现“清澈梦”还有一段遥远的路程。
可以说,一些被严重污染的河流和土地,犹如晚期癌症病人一样,已经不可能治愈了。在中国的某些地方,生态问题的确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癌症村”的陆续出现,便是对片面发展观发出的最凄厉的控诉与警告。
过去半年来,环保议题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去年11月举行的中共十八大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党章,今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也第一次提及PM2.5空气质量目标,5月14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2012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中首次提及生态人权保障,提出将坚持树立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凸显政府对环境问题越来越重视。
此次习近平更是提出了解决生态问题的具体措施和路径,首先是: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评价体系,使之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约束。
众所周知,过去地方官员之所以“重发展轻环保”,是因为“唯GDP”的政绩观充当着指挥棒,他们的前途与GDP直接挂钩,在不少地方,为了谋取更大的GDP,地方首脑不但不重视环保,而且暗中纵容一些纳税大户对环境的污染。宁夏与湖南两地的环保局长就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承,“地方保护成治污难题”。
只有改变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指标,才能打破这种“地方保护”。扭转“唯GDP”的片面发展观,将生态保护纳入评价体系,就能使地方官员主动关心并保护环境,因为这与他们的乌纱帽密切相关。
其次,习近平提出的“终身追责”,即是在改变对官员考核体系之后在治理污染问题上的又一撒手锏。
过去,由于任期制的缘故,地方官员不当决策对生态造成的不良后果不会立即显现出来,通常是在他们离任或调走后爆发。这使得地方官员往往会以牺牲环境来换取短期经济增长或自身利益,不用考虑后果。
这也导致不少地方在涉及公共环境问题上的决策,缺乏公开和透明,因为地方官员没有压力也便没有动力。近些年来,各地陆续发生一些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事件”,不少即是由上述体制原因造成。
因环境问题导致的“群体事件”,不容轻视,极可能引发中国社会的连串风暴,因为这是人们不能让步的底线:环境污染了,生命受到威胁,发展经济还有什么意义?
诚如李克强曾言,“在中国这样一个13亿多人口的大国实现现代化,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可循。在广阔的国土上保护生态环境,也是世界性难题”。难题必须破解,且刻不容缓,否则极可能变成死结。
划定“生态红线”,改变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并对因不当决策造成环境污染的地方官员“终身追责”……我们希望上述表态能够尽快化为制度和法规,正如习近平自己所言,“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