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总是热衷于在人们的生活和内心撕开一条条裂缝，首先便是撕开语言的裂缝。比如，短短几十年，“人民”这个词已经面目模糊甚至可疑了，和“小姐”、“同志”、“诗人”所遭遇的命运一样。虽然在公文中它依旧庄严肃穆，而在民间却备受质疑。不过，和后面几个词相比，它的命运变迁更多的是一种积极的表现，从这个质疑中再次传来了北岛曾在《回答》中发出的喊声：我不相信—
　　在古代，“人民”起初所指的不过就是一种 “生物”—和 “鸟兽草木”并列的“人”（《管子·七法》：“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人就是民，民就是人。
　　当然，这个词的含义后来更多指向社会底层民众，拥有了百姓、布衣、黔首、黎民、生民、庶民、黎庶、苍生、黎元、氓等等“别号”，而且在许多时候和悲惨的命运联结在一起。
　　问题是，在今天，“人民”到底是谁？他们还是“人”吗，抑或只是一个空洞的政治概念？有艺术追求的诗人们常常像“阶级敌人”一样，主动回避这个大词；即使不回避，也希望颠覆它，挑战它背后的庞大身影。
　　诗人孙文波写于2000年的一首诗，曾给我留下极深印象。诗中，他给“人民”下了个不同于《宪法》和党章的毫不严肃的“定义”：“人民就是—/做镘头生意的河北人/村头小卖铺的胖大嫂/裁缝店的高素珍/开黑‘面的’的王忠茂/村委会的电工/人民就是申伟光、王家新和我。”（《上苑短歌集》之八）短短七行，生动、有趣，戏谑的态度隐含深意。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的诗中，那些原本枯死多年的白骨却一直活到了现在也哭到了现在。其实当代诗人谁不想回到杜甫的传统，通过描写个体命运来把握时代呢？人民的抽象集体属性注定会受到包括诗人在内的信奉自由的人的反对，所以如今人们更愿意用“公民”一词取代“人民”，用自由的呼吸取代僵化的统治。
　　无论王家新还是孙文波，都试图用诗重新定义“人民”，或庄重，或戏谑。而另一位当代诗人杨克的态度则更为激烈，他有一首写于2004年12月的诗，就叫《人民》，十年来流传甚广。这首诗语言直接、粗粝，表达的内容更具介入性，诗中呈现的时代矛盾和焦点，对当下底层人物命运的关注，以及结尾对社会正义的思考和抗议，使这首诗具备一种真实感和疼痛感，更能引起大众的共鸣。
　　虽然杨克也和孙文波一样，在前两节采用并列句，不厌其烦地列举了许多群体，让人一开始误以为他所列举的群体便是诗题所说的“人民”，谁料列举完后他却在最后一节沉痛一击：这个冬天我从未遇到过“人民”。他特地为“人民”打上了双引号，直接否定了这个词，使标题成为巨大的反讽。实际上，他的目光透过“人民”的标签，看见了“无数卑微地说话的身体/每天坐在公共汽车上/互相取暖”。在这一节里，他一反前面的直接陈述，一连用了好几个隐喻，如长安街、广州大道、冬天、公共汽车等，然后还不过瘾，直接从口袋中掏出了一个明喻，点燃了这首充满火药味的诗的引线。
　　那些卑微的身体“就像肮脏的零钱”，这是一个惊人的比喻，让我想起以色列诗人阿米亥的诗，他也曾在一首诗中把身体比喻为零钱：“完整地离去的人们/傍晚被带回家来，像找回的零钱。”阿米亥控诉的是战火对人的摧残，杨克控诉的是底层人物的命运。紧跟着的诗的最后一行“使用的人，皱着眉头，把他们递给了，社会”，一个原本完整的句子，被杨克用三个逗号隔开，看起来就像“使用的人”递出的零钱变成了三颗手榴弹，投向最后一个词“社会”，以此有力地呼应了作为题目的“人民”。而那些沉痛的现实碎片，便深深插入这个时代的肌体里，必须用一把雪亮的手术刀才能取出。

人民

　　@ 那些讨薪的民工。
　　@ 那些从大平煤窑里伸出的
　　@ 148双残损的手掌。
　　@ 卖血染上艾滋的李爱叶。
　　@ 黄土高坡放羊的光棍。
　　@ 沾着口水数钱的长舌妇。
　　@ 发廊妹，不合法的性工作者。
　　@ 跟城管打游击战的小贩。
　　@ 需要桑拿的小老板。
　　@ 那些骑自行车的上班族。
　　@ 无所事事的溜达者。
　　@ 那些酒吧里的浪荡子。
　　@ 边喝茶边逗鸟的老翁。
　　@ 让人一头雾水的学者。
　　@ 那臭烘烘的酒鬼、赌徒、挑夫
　　@ 推销员、庄稼汉、教师、士兵
　　@ 公子哥儿、乞丐、医生、秘书（以及小蜜）
　　@ 单位里头的丑角或配角。
　　@ 从长安街到广州大道
　　@ 这个冬天我从未遇到过“人民”
　　@ 只看见无数卑微地说话的身体
　　@ 每天坐在公共汽车上
　　@ 互相取暖。
　　@ 就像肮脏的零钱
　　@ 使用的人，皱着眉头，
　　@ 把他们递给了，社会。
　　杨克
　　中国第三代实力派诗人，民间立场写作代表诗人之一。久居广州，著有《有关与无关》、《石榴的火焰》等10本诗集3本散文评论随笔集1本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