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是人民安居乐业的基础和保障,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的住房发展目标。在住房市场化和金融化下,住房所有权的实现和住房融资的可得性紧密联系在一起。我国城市房价区域差异显著,作为宏观调控的个人住房贷款政策往往因城施策,再加上住房公积金的属地化管理,住房市场和政策的区域异质性有必要在研究中加以考虑。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在区域差异视角下,关注住房融资可得性和住房财富的空间分异,探究中国城市住房贷款使用的差异及其对住房财富的影响。本研究基于对空间机会结构理论的理解揭示住房金融化下的地理空间不平等,运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剖析中国城市居民住房融资和住房财富的动态变化和空间分异,并通过多层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和广义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住房贷款的使用差异及其对住房财富的影响机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地理空间差异是理解住房分化的重要结构性因素。住房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中国城市房价逐渐呈现显著的区域差异和城市等级差异,推动着家庭住房财富的空间不均衡凸显。综合地理位置、行政等级和发展水平的差异,我国城市家庭住房财富的空间分布形成三个层级。第一层级为一线城市和直辖市等全国性的中心城市,第二层级为新一线、二线以及省会城市等区域性的中心城市或东部地区经济发达的城市,第三层级为其他普通地级市或位于中西部地区的大部分城市。位于第一和第二层级城市的家庭住房财富远高于第三层级,并且对多样化的住房融资渠道有需求。但这种空间极化对于弱势群体和外来人口而言,住房融资的可得性成为其进入住房市场和积累住房财富的阻碍与挑战。第二,多样化的住房融资渠道帮助中国城市家庭实现住房自有,但不同融资方式的使用在城市间呈现等级差异,不同社会群体对政策性和市场性融资渠道的调用能力有明显差别。研究表明,随着中国城市住房融资体系的建立和房价的上涨,购房资金来源越来越多样化,全款购房的占比大幅降低,商业贷款的使用量显著上升。有稳定工作和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个体使用商业贷款和公积金贷款的概率都较高,而农村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往往更多依靠商业贷款来筹措资金。不同层级城市之间使用公积金贷款的情况没有明显差异,商业贷款在新一线和二线城市使用较多,组合贷款的使用概率随着城市等级的提升呈上升趋势。第三,在住房商品化与金融化背景下,地理空间差异、制度性因素与市场性因素交织在一起,住房财富的空间分异凸显。研究发现,住房财富与城市自身的地理区位和政治经济水平息息相关,地处东部、直辖市或一线城市的个体凭借区位优势更容易积累住房财富,并且通过金融杠杆进一步拉大与中西部或普通地级市的住房财富差距。以人力资本、经济资源为代表的市场因素已成为塑造住房财富不平等的主导机制。尽管用人单位性质、政治面貌、户口为代表的制度因素不直接参与市场化下的住房资源配置,但仍然可以通过其表征的支付能力潜力以及在住房融资系统中的优势,积累更多的住房财富。综上,本研究展示了中国城市家庭住房融资和住房财富的时空分异,系统分析了个人和家庭对不同渠道住房融资渠道调用能力和住房结果,突出了地理空间因素在住房分化中的重要角色。在日益金融化的时代,资产积累过程中对金融工具的依赖可能会强化个体空间机会结构的差异。如何在中国城市等级体系日渐强化下因城施策,建立多层次的住房融资和保障体系也成为中国当前住房改革的重要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