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审计报告的信息量较低,若收到标准审计意见,则审计报告全文均为模板化陈述。现代公司的经济业务的愈发多样化,公司与外部环境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而会计科目之间的关系也愈发复杂,因此审计工作也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和风险。审计师缺少一个能向外界传递有价值信息的窗口,而信息使用人也对了解审计师的工作有迫切的需求。在此背景下,各国审计准则制定方纷纷推行改革,旨在增加审计报告的沟通价值。我国财政部于2016年12月发布新审计准则《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504号——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要求审计师在审计报告中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及其应对措施。这一制度更新对于审计理论和实务界而言有两重影响:其一,关键审计事项作为审计过程信息的首次公开披露,使得审计师执行的具体工作能够被外界所观察;其二,审计过程信息从非公开变为选择披露公开,审计师的行为模式较新准则执行前可能发生变化。在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框架下,审计师行为是非常重要的话题。传统风险导向审计是制度基础审计的延伸,预期通过重点检查会计账户和交易,便能为财务报表整体的审计意见获取充足证据,审计师行为相对固定。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更加强调审计师对被审计对象风险的评估,这意味着审计资源的分配更加依赖审计师的专业判断,对不同公司的审计策略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审计师是否能采取恰当的行为对审计效果有非常大的影响。新审计准则出台前,对审计师行为展开研究会面临一些困难:一方面审计师行为的公开数据不可得,大样本数据的缺乏使得外界无法全面地对审计师行为及其效果进行验证;另一方面审计师行为的内涵较广,特征丰富,如何恰当选取有代表性的角度来概括具有一定挑战性。新准则的出台使大样本数据得以公开披露,而关键审计事项是审计师风险评估和风险应对行为的集中体现,作为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审计师风险评估和风险应对行为的前因后果进行探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此研究背景下,本文手工整理2017-2020年A股上市公司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及其变动的数据,对审计师特定行为的动机和后果展开研究。本文的基本研究思路是通过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进行梳理,从多个维度刻画审计师的风险评估和风险应对行为,结合外界可观察到的审计前、审计中和审计后信息,验证审计师行为和审计后果的关系,并理解审计师做出特定行为的动因。具体地,本文研究静态关键审计事项与审计后信息的关系,以揭示是否成为关键审计事项背后的差异化信息质量;本文研究动态关键审计事项与审计质量的关系,以验证新旧程度和科目性质不同的关键审计事项背后的差异化审计监督效果;本文研究动态关键审计事项审计应对与特定审计前风险的关系,以理解审计师改变风险应对行为背后的含义。首先,本文通过对最近四年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文本进行手工梳理,对新准则执行的现状进行了详细的描述。2017-2020年公司年均披露关键审计事项个数分别为2.09个、2.10个、2.04个和2.02个,披露不超过3个关键审计事项的公司占比97.79%。从事项性质截面特征来看,关键审计事项种类主要集中于收入确认事项（36.23%）、应收账款坏账准备事项（18.66%）、商誉减值事项（12.56%）和存货减值事项（10.40%）,四类事项数量合计占全部关键审计事项数量的77.85%。除了考察不同公司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截面差异,本文也考察了同一公司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在时间序列上的差异。从事项的跨年变动来看,两年关键审计事项未发生变化的公司在统计范围内的每一年都占比最高,且比例从2018年的55.31%上升到2020年的69.51%,呈逐年递增趋势。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变化不仅包括事项选取的变动,也包括对同一关键审计事项审计程序应对的变动。从事项审计应对的变动来看,两年关键审计事项审计应对措施未发生变化的公司在统计范围内的每一年都占比最高,且比例在2020年达到53.33%的新高。以上证据表明,对不同公司而言,关键审计事项的选取呈现同质化;而对同一公司而言,关键审计事项及其应对程序的披露在时间序列上正逐渐陷入模板化。其次,本文探究了风险评估工作是否被披露为关键审计事项对于审计后会计信息质量的信息含义。本文发现当资产减值被识别为关键审计事项时,审计后的资产减值信息较未被识别为关键审计事项的资产减值信息具有更高的会计信息质量。这一结果意味着审计师并没有充分识别出公司全部的重大错报,进而使得被识别为关键审计事项的资产减值具有更高的信息质量,而未被识别为关键审计事项的资产减值的信息质量较低。区分事务所规模的结果表明,上述现象在审计资源相对紧缺的会计师事务所中尤为突出,也即在该类事务所中更容易出现对非关键审计事项中蕴含错报的遗漏识别。此外,关键审计事项的列报顺序也体现了不同的信息含量,当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次序越靠前时,审计后的会计信息质量越高,即审计师对排位靠前关键审计事项的信息质量更加重视。再次,本文验证了审计师风险评估工作与该行为预期产生的审计监督效果之间的直接联系。以管理层业绩快报误差表征审计质量,本文发现,当年较上一年新增关键审计事项伴随着显著更高的审计质量。横截面测试的结果显示,当审计投入较多时,新增关键审计事项数量与审计质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强;当管理层拥有较强的业绩维护动机时,新增关键审计事项数量与审计质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弱。上述结果佐证了审计师投入资源以发现潜在错报、提请管理层接受错报调整的审计过程。将具体事项类别与误差来源对应,本文发现新增收入类关键审计事项伴随着显著更小的营业收入预测误差,而新增成本及涉及营业利润计算的损益类关键审计事项、新增其他类关键审计事项则分别使得成本及涉及营业利润计算的损益类科目、营业利润组分之外的其他利润表科目拥有更大的预测误差,这一结果展示了审计师针对不同事项的差异化应对和披露策略。区分业绩影响方向的结果显示,新增关键审计事项伴随着对管理层预测业绩更大幅度的向下修正,即审计后公司利润降低。其他后果方面,新增关键审计伴随着显著更长的审计时滞以及显著更高的审计费用,但其对审计时滞和审计费用的提升幅度与旧关键审计事项对审计时滞和审计费用的提升效果无显著差异。最后,本文考察了审计师变更风险应对程序的行为,是否反映了审计前公司风险信息。研究发现,相较于当期未遭遇监管措施的公司,审计师更可能对遭遇了监管措施的公司增加新审计程序。进一步分析表明,仅当公司被通报信息披露类违规和收到针对定期报告的问询函时,审计师才更可能新增审计程序,其他违规或其他问询函无显著促进作用,也即审计师只对与审计工作高度相关的风险予以反应。对于应对风险的审计程序选择,本文发现审计师倾向于对遭遇了监管措施的公司新增分析性程序和细节测试程序,而非内部控制测试程序,这一结果说明审计师可能已预期无法通过测试遭遇监管措施公司的内部控制有效性来获取审计证据。此外,本文未观察到新增审计程序与管理层业绩快报误差或审计报告时滞之间的显著关联,但发现新增审计程序提高了审计费用,且审计师在对新增高执行成本程序和新增低执行成本程序定价时无显著差异。本文有以下几点学术贡献:其一,本文尝试进一步打开审计过程的黑箱,加深对审计师行为后果的理解,在以往从审计时滞、审计收费、审计意见等维度衡量审计师工作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在审计师具体行为与特定审计后果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其二,本文拓展了关键审计事项新审计准则相关的研究。以往针对新准则的文献多为实验研究,少量档案式研究也多着眼于新准则实施的政策效应,本文利用大样本数据充分挖掘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文本内容背后的信息,从审计后会计信息质量、审计质量、审计前风险多个角度验证了关键审计事项及其变动的信息含义,对已有文献构成一定补充。此外,以往的实验研究发现审计师可能会因审计风险信息的公开披露而产生免责心理,进而影响审计工作质量,本文缓解了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将显著影响审计工作质量的担忧,深化了对新准则执行后果的理解。其三,本文为监管因素影响审计师具体工作提供了一定证据,已有研究从理论上预期监管因素将会导致审计师加强审计,进而在监管因素和审计输出端指标之间建立因果联系,本文的发现有助于缩短逻辑链条,直接展示了审计师面对特定监管风险的动态应对策略。本文的发现也对实务界有以下意义:第一,本文首次基于大样本对静态关键审计事项分布、事项选取动态变动和审计应对程序动态变动的现状进行了描述,揭示了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模板化倾向,为外界提供了增量信息。第二,本文加深了信息使用人对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工作过程和结果信息的认识:对事务所内部项目质量复核方、上市公司内部审计委员会而言,本文有助于其直接验证项目审计师的工作成果,提示了潜在错报可能的藏匿之处,使其对审计师工作的检视、与审计师的沟通更有针对性,进而有助于提升财务报告披露的质量;对信息披露监管方、各类外部投资者而言,也可通过观察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模式辅助判断特定领域的风险。第三,本文为准则制定方评估预期目标达成情况和酝酿针对审计报告未来的改革方向提供了参考依据,也有助于监管层评估特定公司监管措施对审计师的实际监督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