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英国在东北的利益甚少,而且英国最初希望与日本在远东合作,所以对日本的侵华行为不加干涉。但随着日本在华北侵略的加深,以及不断违背《九国公约》的规定,英国在华北的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害,英日矛盾开始激化。1934年下半年到1935年,中国发生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这次危机的爆发缘于日本自1931年以来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国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中国拥有最大权益的英国,对这种形势十分担忧。尤其是地处华北的重要工业城市天津,形势更为紧张。由于外汇储备薄弱,日本开始盯上了天津英法租界的中国银行。除此之外,日本和英国抢夺天津海关关税控制权。关税是中国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及对外借款的主要担保,而英国长期把持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职务,日本打算夺取中国海关,并以武力威胁英国把天津海关税收存入日本正金银行。英日两国在30年代中国货币改革问题上也产生了矛盾。日本企图以发行“联银券”为主要手段与英国展开经济博弈,这也成为华北经济动荡的根源。自1931年中日战争爆发以来,天津英租界是英日对抗的焦点,尤其在30年代中后期,英租界因有大量抗日爱国团体存在,成为日本侵略华北的原因之一。1939年,英日对抗达到高潮。日伪联合储备银行经理兼海关总督程锡庚在天津英租界被刺杀,日本要求英国引渡中国四名嫌疑人,这一要求被英国拒绝,导致日本下令用武力封锁天津英租界。同年7月,在东京举行英日会谈,英国在日本的步步逼迫下,最后做出让步,不仅在政治上同意引渡这四名嫌疑犯,而且在经济上也对日本妥协。英国决定以损害中国权益为代价,来缓和远东局势。本文重点关注的是英国和日本在中国天津的关系互动。以两国在天津的博弈入手,能够深入探究20世纪30年代英国对日绥靖政策,从而可以更好地认识英日两国实力的变化以及远东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