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是近一个世纪以来影响规模最大的流行疾病,疫情肆虐全球,给全世界带来巨大的冲击与挑战。面对这场全球性危机,世界正在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抗疫之战,各个国家抗击疫情的措施和成效也受到媒体的高度关注。作为一个重要的话语现象,媒体疫情报道也逐渐成为了新闻学和语言学领域所关注的热点话题。在新闻学领域,学者多数从传播结构和框架分析角度进行研究;语言学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认知、语用和批评话语分析视角,而文化话语层面的研究相对缺乏。因此,本论文依据文化话语研究理论,把《人民日报》和《泰晤士报》对于涉华新冠疫情的新闻报道置于文化历史语境中加以整体和辩证地分析。本研究按照疫情在中国高发期的时间节点收集了自2019年12月30日至2020年5月2日中英主流报纸《人民日报》和《泰晤士报》对于涉华新冠疫情的新闻报道。本文首先采用定量分析,统计并分析了《人民日报》和《泰晤士报》的涉华疫情新闻在报道数量和报道主题上的异同,并把新冠疫情看作话语事件,借助语料库技术（关键词、索引、搭配）,运用文化话语研究的理论框架,对比分析了《人民日报》和《泰晤士报》涉华疫情新闻报道的言说主体、言说内容及言说目的,并揭示两种报纸建构出不同疫情话语的文化历史因素。本文通过量化分析,得出《人民日报》在疫情海外高发阶段对疫情的报道数量最多,报道高度关注抗疫一线动态;《泰晤士报》则对疫情在中国高发阶段更加关注,报道主题聚焦于中国的抗疫行动。唯有在疫情暴发初期,《人民日报》的报道数量少于《泰晤士报》的报道数量。本文运用文化话语研究方法,分析得出:《人民日报》和《泰晤士报》的话语主体主要包括政府机关、研究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言说内容方面,《人民日报》侧重于政策类报道,报道党与国家的抗疫行动。具体表现在聚焦抗疫一线的进展、抗疫人员的努力、医护人员的救援以及中国借助自身抗疫经验援助其他国家。《人民日报》多引用医学专家权威人士的话语引导全国人民科学理性地对待疫情防控,大量积极性表达增强了全民战胜疫情的信心。《泰晤士报》一方面赞叹中国抗疫行动迅速、抗疫举措卓有成效,另一方面质疑中国疫情数据的透明度,向中国政府问责,恶意抹黑中国形象。话语目的方面,《人民日报》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代表国家发声,时刻关注国际舆论动向,努力起到正确的引导作用,彰显出中国的大国形象;而《泰晤士报》对中国形象的塑造褒贬掺杂。最后,本研究从历史文化角度分析了《人民日报》和《泰晤士报》疫情话语差异的原因。中英两国不同的历史背景塑造了两国不同的文化传统、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基于文化维度理论,本研究认为中国文化的高权力距离、集体主义、高度不确定性规避和长期取向的特征,以及英国文化的低权力距离、个人主义、低度不确定性规避和短期取向特征分别造就了《人民日报》和《泰晤士报》各具特色的疫情话语。本研究进一步验证了使用文化话语理论来分析新闻报道的可行性,并且为新冠疫情新闻报道提供了一个新的解读视角。探究《人民日报》和《泰晤士报》在疫情报道中的话语差异,有利于中英文化的相互理解和交流,有利于中国有效把握国际涉华舆论,更快速应对突发卫生事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改善国际舆论环境,树立良好的中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