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建筑行业兴旺发展,一方面促进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也滋生了许多问题,其中最为关注的是农民工工资拖欠的问题。针对这一现实困境,《合同法》第286条首次将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纳入民法体系,为现实中大量的司法裁判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因为286条规定过于原则,其中的行使主体,行使方式,受偿范围,行使期限等问题各地法院认识不一,造成“同案不同判”的司法乱象,其中以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最为突出,并为学界一直所争论。关乎该问题,目前立法总共做了三次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首次规定了该权利的行使期限为6个月,期限起算点为竣工之日或合同约定的竣工之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第22条将起算点更改为“应付款之日”,其余未作调整;最新一次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新解释一》”）第41条首次突破6个月的期限时长规定,将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扩展至18个月,关于饱受争议的起算点问题并未调整,延续原来的立法内容。本文对立法现状和司法现状进行分析后,认为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问题在司法适用中仍然是具备研究价值的问题。首先,优先受偿权从《合同法》第286条规定至今,在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的性质这一问题上一直未成定论,性质的不同必然对权利的行使产生深刻影响,对该问题的探讨实有必要。其次,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的起算点历来是实践中争议的重点难点问题,如何理解“应付款之日”,或者有无更加便宜的判断标准,有必要对其进行讨论分析;最后,关于优先受偿权的行使方式上,催告是否是必经程序,催告中的合理期限该做何理解;另外是否局限于明文规定的方式,若答案为否,关于其他行使方式在采用的过程中应注意哪些问题,也要讨论之必要性。本文分为四个部分讨论: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在司法实践中的现状以及相关争议焦点。通过案例检索的方法,对《民法典》颁布前后,近5年的各地高级法院及最高法院关于优先受偿权的案例进行整理。指出《民法典》实施前,实践中关于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的案件主要呈现出“一个中心化,多条支线并行发展”的局面。其中焦点主要集中在“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的起算点”的认定标准,司法裁判大抵有十余种裁判认定标准,司法不同一现象较为明显。“多条支线”意指围绕着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办案过程所出现的相关问题,包括对优先受偿权性质及其行使期限性质的认识,权利行使前是否催告先行,权利行使方式等问题。第二部分,主要探讨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的性质。该权利行使期限性质历来有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之分。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的性质应界定为诉讼时效,同时为保障债权人利益,应严格恪守18个月的期限,不得适用三年的时效期间。另,《新解释一》第41条前半句“合理期限”应首先遵守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当存在未约定或约定不明时,合理期限的最低限度应为6个月,最后与《新解释一》41条所规定的18个月形成闭环,对不符合6——18个月限度内的约定进行相应的增加或缩减。此外,《民法典》将行使期限扩展至18个月,将更加有利于承包人权益的保障,具有进步意义,避免因期限过短而导致失权。第三部分,主要论述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的起算点问题。首先,《批复》将“竣工之日”“合同约定竣工之日”作为行使优先受偿权期限的起算点,但各地法院对“竣工”理解各不相同,导致同案不同判,其次因工程价款确定时间过长,当主张权利时6个月期限已过。《解释二》将起算点改为“应付款之日”,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并未解决各地法院对该问题的认识不统一的司法症结。《民法典》延续了《解释二》立法路径,未做出新的立法模式,为统一裁判路径,将不同情形下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起算点进行类型化划分。第四部分,该部分聚焦优先受偿权的行使方法及与期限的衔接。从节约司法成本,减少维权负担角度考虑,承包人应当先行催告发包人及时履行债务,赋予其二次给付的机会。同时只要承包人向发包人发出请求其履行债务的意思表示即可,不必表达出工程价款的准确数额,且催告后的合理期限不应纳入行使期限。合理期限首先遵循当事人的约定,同时综合考虑行业惯例,以及法院在实践中的同类判定。对于权利行使方式,应不拘泥于法律所明文规定的折价协商,拍卖变卖的方式,对实践中孕育的新型行使方式,契合保护农民生存权益的,应持包容心态。无论采取何种行使方式,行使期限起算点的计算都应根据实际案情来予以确定,着重考察是否存在合同约定;工程是否竣工验收合格;工程交付与否;合同是否解除或终止履行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