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尝试以冯契先生提出的“仁智统一”观点为视角重新解读戴震哲学。相较西方近代以来流行的狭义认识论在理性与非理性、科学与人文间形成的冲突关系,“仁智统一”强调伦理学（或“人道原则”）与认识论（或“理性原则”）间的统一而不可分离关系,一方面,它强调人的道德规范是根据理性原则来的,讲伦理学离不开认识论的角度;另一方面,它认为认识的过程就是德性培养过程,不能脱离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来谈认识论。“仁智统一”作为儒学的整体特征,这一点无论是在先秦儒学、宋明理学,或是清代儒学中都是一致的,但“仁智统一”在各时期儒学中呈现的形态并不一致,这种差异性正体现出哲学家的创造性及其哲学思想的偏向。先秦儒学的“仁智统一”形态在重视伦理学中理性原则的同时,也承认人的感性存在的合理性,凸显“理”与“情欲”的统一。程朱理学将形而上的“天理”作为其伦理学与认识论的基础,导致其哲学中形成一种“理气相分”的世界观,它在其伦理学中引发了“理”与“情欲”间的分裂与对立,“理气相分”说延伸至其认识论,便意味着程朱理学要认识的作为道德规范的“理”与经验世界是脱节的,它使得程朱理学的认识论成为一种先验论,由此认识的“理”具有独断性,在其意识形态化后,引发“以理杀人”的社会流弊。总之,程朱理学的“仁智统一”形态过于强调“理”的超越性及伦理学中的理性原则,贬低人的情感、意志、欲望等非理性部分,造成“情欲”与“理”间的紧张关系,偏离了先秦儒学“仁智统一”形态中“理”与“情欲”相统一的原则。如梁启超先生所言,一学派发展至其全盛时必有流弊,有流弊斯有反动,清学之出发点,在对于宋明理学的一大反动,由此来看,清代哲学家戴震的哲学思想正基于此,为纠正程朱理学在哲学理论上的偏差,他在其伦理学中强调以人的“情欲”为道德的基础,并通过建设一种具有“重知”特征的认识论来实现“情欲”与“理”的统一,其哲学的“仁智统一”形态表现为其肯定人之“情欲”的伦理学与“重知”认识论的统一。以“仁智统一”为视角,文章将选取戴震哲学中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人性论”及“以情絜情”说作为考察内容,来阐明戴震哲学的内涵。为纠正程朱理学形而上之“理”带来的理论偏差,戴震哲学从一种经验视角来重新诠释“理”,其“理”论分为三层次,即“分理”、“理义之理”与“情欲之理”,其总体宗旨为强调“理”与经验世界的不可分离关系,反映在其伦理学中即为调和程朱理学中“理”“欲”间紧张关系而强调“理”与“情欲”的统一,反映在认识论中即是通过建设其注重经验认知的“重知”认识论来实现其“遂情达欲”的社会理想,它表明戴震哲学中的“仁智统一”形态为其肯定人之“情欲”的伦理学与“重知”认识论的统一。为反对程朱理学与形而上之“理”相关联的先验人性论,戴震的人性论以“血气心知”为人性的基本要素,“血气”与人的感性“情欲”相关,“心知”则与人的认知能力与评价功能相关,它们构成其伦理学与认识论的基础。由“血气心知”之材质,戴震进而从经验的角度谈“性善”,“性善”体现为人性之材质（主要为“心知”）所具有的助人实现道德之“善”的功能,而人性之实现为人借助其“心知”能力从“性”走向“善”的“天”“人”交互作用过程,这里的“善”最终表现为“遂情达欲”的社会理想,它表明戴震的人性论同时关联着其肯定人之“情欲”的伦理学与“重知”认识论。戴震的“以情絜情”说既有对传统“恕道”说的借鉴,吸收其背后的“推己及人”与“仁道”原则,同时又有见于传统“恕道”说中存在的一些困境,依据其时代背景,结合其“重知”认识论而对“恕道”说进行改造,使得“以情絜情”说具有“仁智统一”的特征,并由此解决程朱理学中“理”“欲”间的紧张关系问题。戴震哲学基于程朱理学的理论缺陷及其官学化后带来的社会流弊,而在伦理学中凸显人之“情欲”一面,并通过其“重知”认识论来实现“理”“欲”间的统一,这说明其哲学的“仁智统一”形态对人的“情欲”有一种积极肯定,重视伦理学中的自愿原则。先秦儒学的“仁智统一”形态虽凸显“理”与“情欲”的统一,但其整体基调是以“理”对人之“情欲”进行节制,相较先秦儒学,戴震哲学显然过于凸显人之“情欲”在伦理学中的重要性,这使其受到后世一些哲学家的批评。从“仁智统一”视角来看,戴震哲学试图在凸显人之“情欲”及“重知”的基础上来实现知识与价值、理性与非理性间的沟通,这种肯定人之“情欲”、重视经验知识的特征使得其能适应现代社会的价值需求,这是其哲学的现代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