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各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积极刑法观总体处于扩张趋势。随着我国社会风险日趋增加、集体利益保障需求递增、违法制裁体系的巨变,我国立法者充分考虑外部国家安全秩序和社会良性发展的需要,同时兼顾内部传统刑法规制作用弱化的现状,有效回应社会关切,先后通过了11个《刑法修正案》,这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刑事立法决定。通览这十一个修正案可以发现积极预防的刑事立法趋势越发明显,《刑法修正案（十一）》更是通过大量增设新罪名、修改旧罪名等方式扩大刑事实体领域的处罚范围,通过增加量刑档次、提升法定最高刑、扩张罚金刑、加重财产刑等方式加重刑事制裁领域的处罚力度,通篇体现着积极预防的刑事立法观。我国积极刑法观的扩张如此迅速,究其原因主要有:法治化需求的转变、社会稳定的需要、超个人法益保障需求的增加、科技发展的需要和纠纷解决机制的缺位。诚然,积极刑法观对于保护集体法益,防范、化解社会风险具有正向价值,但也应看到其迅速扩张背后的诸多隐忧:第一,导致刑法过分工具化,集中反映为刑法越界参与社会治理和刑事立法多以政治目的为导向;第二,导致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日渐架空,集中反映为对法益保护主义和罪责行相适应原则的冲击;第三,导致刑法不正义风险加大,集中反映为公民法律义务的显著增加、对法治中国的挑战、引发法益理论的危机。为此,对我国积极刑法观的法治实践予以分析和反思已尤为紧迫,通过适度引导积极刑法观的合理发展和有限扩张,更好回应立法期待的同时兼顾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刑法保障,有助于我国刑法良性发展。基于这一考量,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积极刑法观的理论与实践现状,总结我国积极刑法观扩张的原因,探讨积极刑法观的风险,并在此基础上探究积极刑法观的司法限制,提出通过司法解释的限缩强化刑法谦抑精神,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通过司法领域的限制贯彻疑罪从无原则,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实现量刑轻缓化;通过优化处罚结构强化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的衔接适用,通过量刑规范化等途径对积极刑法观予以合理的司法规制,防止积极刑法观过分激进而有悖法理进而带来新的更大风险,以期实现刑法对于保障国家安全秩序与公民个人自由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