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是我国农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目前中国农村地区金融服务水平相对较低,农村融资问题仍比较突出,信贷约束严重的问题限制了农民增收。中国农村是一个基于血缘、地缘的中国式“关系社会”,是典型的“人情”社会,因此社会资本成为解决农户信贷约束的重要载体。那么,在二元金融背景下,作为农户重要资源的社会资本,是如何影响农户借贷的?社会资本是如何帮助农户提高借贷可得性的?只有厘清这些问题后,我们才能借助社会资本完善现有的农村金融体系,从而提升农户借贷可获得性。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大数据,以农户为调查对象,在研究农户借贷特征的基础上,利用Probit模型、双因变量Probit模型与Heckman模型找出影响农户借贷可得性的因素,重点分析社会资本对农户借贷可得性的影响,探究社会资本是如何帮助农户提高借贷可得性的。本文主要研究过程和结论如下:（1）基于对农户借贷情况的统计,25.4%的农户选择了非正规金融渠道进行借贷,19%的农户选择在正规金融渠道进行借贷,说明非正规金融渠道借贷已成为我国农户的首选;从借贷数值看,3万元以下是借款的主力群体;农户小额借贷更偏向于非正规金融,大额借贷则倾向于正规金融;分地区表明东部地区借贷额度是西部的1.75倍,其中正规金融渠道借贷额度是西部的2倍,非正规金融渠道的差距较小,说明农户通过正规金融渠道进行借贷受到了一定的约束。（2）选择亲戚间经济往来、朋友、同事间经济往来、人情礼金支出作为农户亲缘型社会资本、友缘型社会资本以及综合社会资本的代理变量。数据显示,农户与亲戚的经济往来平均为2268元,比朋友、同事经济往来高出越1928元,表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资本比以友缘关系的社会资本更为紧密;样本农户年度的人情礼金达到3917元,占到了总支出的5.9%,人情支出已成为农户维系社会关系的必要支出。（3）建立Biprobit/Probit与Heckman模型对农户借贷渠道可获得性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发现的社会资本对农户借贷的获得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区分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二元金融后,社会资本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的差异。亲缘型社会资本与友缘型社会资本对非正规金融的获得与资金的获得数量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在正规金融方面,友缘型社会资本对正规金融的获取并没有实质的影响,而在正规金融借贷金额上,两种社会资本所起作用并不明显,说明银行的借贷额度受社会资本的影响较小。最后在非正规金融借贷获取数量上,由于广度的原因,友缘资本较亲缘资本的提升更为明显。（4）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年龄与农户正规金融渠道获得、非正规金融渠道获得以及非正规金融渠道借贷获得数量均呈现倒“U”型的关系;受教育程度、家庭支出以及家庭房产情况对农户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借贷渠道与借贷数量获取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一般与不健康的身体状态、家庭规模对非正规金融借贷渠道的获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党员身份对农户正规金融的获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农户非正规金融借贷获取数量有显著的影响;家庭总收入对农户非正规金融借贷有显著负向影响,但是对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渠道的借贷获得数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