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新预算法的通过以及国发43号文的印发,正式宣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可以依法发行债券,我国地方政府债券正式进入自发自还的时代,地方政府债券迅速膨胀。地方政府债券自2015年以来发行规模不断扩大,已经逐渐成为当前地方融资主要手段,2015-2019年平均每年发行规模超过四万亿,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发行规模更是高达六万亿,创历史新高。与地方政府债券余额规模的急速扩张对应的是和其暗含的信用风险迅速累计,引起了学界、金融界和政府的关注。然而,目前国内主要的信用评级机构对地方政府债券的评级方式偏重定性分析,同时各地债券多为“AAA”级,无法真实细致地反映实质的违约风险差异。因此本文试图利用改进后的KMV模型,分别计算各省债券的违约距离和违约风险。本文采取了多种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文献研究法、定性与定量结合分析法、实证分析法。本文首先对国内外政府债券管理和信用风险相关的文献进行梳理,发现目前国内政府债券的信用风险研究存在口径不一致、覆盖范围不全面、缺乏对专项债的研究等问题。接着文章阐述了目前用于测量信用风险的四种主流模型的理论原理、优点和缺点,奠定了文章后续开展地方政府债券信用风险研究的理论基础。紧接着,文章对地方政府债券的发展历史进行了回顾,并对债券的基本属性进行了分析,总结当前地方债券的发行现状、特点以及目前政府债券信用评级存在的问题,阐述了以量化模型分析信用风险的必要性。通过以上的文献综述、理论学习和现状分析,本文认为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券的信用评级并不完善,且缺乏相应的数据,难以建立较为可靠的信用等级转移矩阵;而KMV模型对历史债务数据的要求相对低,这与我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时间较短的现实更加匹配,是对地方政府债券进行信用风险实证模型是当前的最优选择。地方政府债券包括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两种,并且对应不同的偿债资金来源,不可挪用。为使借款、还款口径一致,在实证部分,本文更加严谨地对两种债券进行了区分,分别进行了研究。在一般债券信用风险研究部分,选取了30个省（市）的一般财政收入、一般财政支出和一般债券余额进行研究;在专项债券信用风险研究部分,由于数据可得性原因,最终选择了26个省（市）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和专项债券余额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若仅以一般财政收入作为一般债券偿债资金来源,目前我国只有10个省份的一般债券违约概率低于0.4%的安全警戒线,其余省市存在较高的违约风险,特别需要注意财政收支不平衡的省份的信用风险;若加入一般性转移支付作为一般债券偿债资金来源,不同情景假设下,各省市的信用风险均大幅度降低,只要2021年该项收入保持与2020年相当,所有省市的理论违约概率接近于0,不存在违约风险,可见大部分省市一般债券的偿还依赖于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对于专项债,只有贵州、新疆、黑龙江3个省市违约概率高于0.4%,其余省市违约风险极低。针对实证的结果,结合国内地方债券的特点和国外市政债的管理经验,本文最后提出了对应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