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理论分析框架分别强调了股权与债权激励在缓解股东-管理层以及债权人-管理层代理问题中的重要性。然而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均过度关注股权激励,而关于债权激励的研究相对较少。2008年金融危机以惨痛代价暴露了股权激励的缺陷。为了维护债权人利益,加强金融风险防范,国际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lity Board,简称FSB）出台文件引导商业银行执行高管延付薪酬这一债权激励措施。响应FSB号召,我国（原）银监会亦出台相关政策。然而,作为一项扎根于西方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国际通用性银行风险防范措施,银行高管延付薪酬能否成功植入中国本土社会?这不仅关乎中国金融业的繁荣稳定,而且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会影响世界金融格局。与西方银行业相比,中国银行业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国有银行占比较高;第二,影子银行并非与商业银行并驾齐驱而是附属于商业银行系统;第三,银行高管持股比例相对较低。制度差异的存在凸显了本文对银行高管延付薪酬经济后果进行本土化研究的必要性。不仅如此,国内外研究大多仅围绕延付薪酬能否降低银行风险展开分析,较少深入探讨延付薪酬如何降低风险,降低哪些风险,以及是否影响风险以外的其他经济后果。本文基于中国银行业的三个基本特征,分别从风险与效率视角对延付薪酬的经济后果展开深入分析。具体而言,本文研究如下三个子问题:第一,延付薪酬以后,银行是否以及如何通过会计手段降低风险?第二,延付薪酬银行是否会减少潜藏巨大风险的影子银行业务?第三,效率与风险同行,延付薪酬在降低银行风险的同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银行效率?以2007～2018年大型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以及上市农村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采用双重差分法发现,第一,延付薪酬显著提高了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及时性,但是该结论仅适用于国有银行和上市银行,延付薪酬在非国有银行中反而不利于提高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及时性。进一步发现,延付薪酬通过提高贷款损失计提及时性抑制了银行贷款顺周期,说明延付薪酬不仅促使银行加强了风险防范,而且切实降低了银行风险。第二,本文发现,延付薪酬执行以后,潜藏巨大风险的影子银行非但没有受到限制,反而愈发增长,说明至少在影子银行方面,延付薪酬的实施产生了事与愿违的“眼镜蛇效应”。延付薪酬以后,银行“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虽然表面上减少了高风险的房地产贷款,但减少越多的银行,其所从事的影子银行规模越大。进一步研究发现,银行上市以及外部审计有助于削弱延付薪酬对影子银行的影响。第三,以降风险为初衷的银行高管延付薪酬措施在降低风险的同时却也拉低了银行效率。机制检验表明,高风险高收益假说可以较好地解释延付薪酬对银行效率的负面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延付薪酬对银行效率的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民营银行中,高管持股以及影子银行发展有利于削弱延付薪酬对银行效率的负面效应。本文的贡献如下:第一,有助于丰富债权激励研究。目前,学术界对于债权激励的研究与理解还不够深入。特别是在银行领域,前期文献仅检验债权激励能否实现降风险的目的,而对于银行如何降低风险、降低哪些业务的风险、是否影响风险以外的其他问题均较少涉及。本文对相关问题展开探讨,丰富了债权激励研究。第二,尝试性地从会计处理方法视角探讨银行风险防范问题。无论理论还是实务界,金融风险防范都是全球关注的焦点话题,然而学术界大多从金融领域出发探讨解决之道。本文从作为银行常用会计处理方法之一的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及时性视角切入,分析延付薪酬这一金融风险防范措施能否推动银行采用会计处理方法加强风险风范,共同“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第三,有助于深刻理解以及精准调整银行高管延付薪酬政策。从实践意义出发,我国当前关于延付薪酬的规定还较为粗略,本文基于中国本土银行业制度背景发现,银行高管延付薪酬并非全然发挥积极作用,还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消极影响,比如增加影子银行业务规模、降低银行效率等,这对于我国监管层进行后期政策调整具有重要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