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对外公开披露信息是与外界沟通的重要渠道。其中,企业年度财务报告尤为关键,它涵盖了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等重要信息。这些信息不仅包含了由企业会计准则统一规范格式的会计报表,还包含大量的具有一定主观色彩的文本信息。以会计核算制度最为健全的上市公司为例,盈余预测、管理层讨论和分析等信息通常在企业财务报告中以文本形式呈现。除企业财务报告外,券商研报、公司业绩说明、监管方问询及企业反馈意见稿等重要文件也向市场提供了大量的企业内部信息。相较于报表中基于复杂的会计计量、记录及报告规则产生的抹杀了大量细节的财务数据,文本内容传递信息更加便捷。此外,汉语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对表达所处的语境依赖较高,并不受到英文表达中的形式逻辑与表义精准等特点的严格束缚。因此,在汉语文化下,文本所表达的含义远非英文可比。在这种背景下,对国内企业披露的文本内容进行研究难度更大,重要性也更为突出。语调、词频以及可读性等特征是文本内容信息含量研究中关注的重点。管理层对企业业绩进行说明时以文本形式传递的信息中包含大量具有感情色彩的词汇,这些词汇在其所处语境中传递的情感倾向即为管理层语调。当前,学术界对于管理层语调的研究尚无统一定论,依据Spence（1974）的理论,经济社会中广泛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可以通过信号传递加以缓解,合理有效的信号可以解决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此外有效的信号需要其他方难以模仿才能实现分离均衡。故而,管理层对外披露的文本内容既可以作为有效的信号在资本市场传递,从而缓解与企业外部的信息不对称,使企业业绩等信息一定程度透明化从而引起资本市场的正向反应。然而,文本内容本身并不具备成为有效信号的条件,具有信息优势的管理层亦可通过“语调管理”来释放噪音,从而使文本内容变成“廉价交谈”（cheap talk）。债务资本成本是公司财务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债务融资与股权融资构成企业外部融资的两大来源。依据MM理论及公司治理等相关理论,债务融资方式本身拥有税盾作用、杠杆效应并且能够推动公司治理。因此,当企业预期财务风险可控时,债务融资往往更受青睐。然而,一直以来“融资难、融资贵”是我国众多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症结,对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及疫情后恢复埋下重大隐患。2014年以来,即使在多家城投、国企债务违约,新《证券法》对资本市场的管制趋严的背景下,政府仍旧抗住来自市场的压力,放宽“借新还旧”的限制并推出“扶贫债”、“纾困债”、“绿色债”、“双创债”及其他各类专项债券,为努力缓解企业融资窘境出台政策措施。这些政策目标的实现很大程度依赖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资本市场是信息的市场,信息披露的有效性可以推动市场资源高效配置。年度财务报告是企业对外披露信息的关键性文件,不但囊括了数字性的会计信息,还包含着大篇幅的文本内容,会计准则中并未规定这些内容的披露范式。故而,管理层语调实际上在年报中属于企业的自愿披露内容,由此引发的经济后果对于企业、外部投资者及监管方而言具有重大意义。本文由企业债务融资视角切入,依据信息不对称理论、信号理论及委托代理理论,对于文本内容中所包含的语调及其披露所处环境的经济后果进行充分探讨,分析企业年报里管理层语调对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企业年报中管理层消极语调与其债务融资成本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积极语调与债务融资成本之间未发现显著相关性。此外,当企业信息披露环境较好的情况下,企业年报管理层的消极语调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正相关性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换言之,管理层可以依靠消极语调对外传递关于公司风险的信息,当这些语调信息的表达所处环境较好时,外部投资者认为这些与风险相关的信息更加可信,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债务融资成本。本文的研究将进一步拓宽企业对外信息披露的研究范围,结果表明存在于企业文本内容中的管理层语调所带来的经济后果受到信息披露环境的调节作用,即管理层语调信息传递作用的发挥往往需要良好的信息披露环境。此外,本文的研究为债权投资与股权投资中投资者行为的差异性提供了新的证据,丰富了企业融资相关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