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新科技的快速发展正深刻改变着原有的产业发展模式和路径,战略性新兴产业凭借其知识技术密集程度高、市场前景好、潜力大、资源消耗少等优势已经成为未来竞争的关键领域。然而,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并不意味着放弃传统产业。如何利用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传统产业,实现二者的协同发展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保障。经过多年的发展,粤港澳大湾区9 2城市群依托其良好的外贸和改革环境,培育和打造出了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不仅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走在全国甚至全球前列,传统产业在其影响下也并未因之而明显衰落,依然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发展中占有较为重要的作用。前者是代表着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创新经济的发展方向,后者则是大湾区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本文首先搜集了相关文献和资料,分别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以及二者之间直接和间接相关的文献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和总结,然后搜集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上市公司的数据测算了2000年-201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协同度和结构特征。通过对协同度的现状和结构分析以及总结二者协同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构建莫兰指数和空间杜宾模型(SDM)。利用2000年-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11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影响两大产业协同发展的主要因素、二者协同发展的空间相关性以及空间溢出效应,最终得到以下几个主要结论:第一,2000年至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两大产业之间总体上协同度较好,但各城市之间的差异较明显,广州和深圳两大产业之间的协同度最高,在0.6左右;佛山、东莞、珠海和惠州两大产业的协同度较好,其值在0.4-0.5之间;中山、江门和肇庆的协同度虽然为正,但均处于0.1-0.2之间,协同度有待进一步提升;香港和澳门由于产业主要是服务业,因而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协同度为负值。第二,粤港澳大湾区11城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协同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且这种正向空间相关性的强度整体上在不断加强。从局部莫兰指数来看,经济距离近的城市具有相似的产业协同度,城市之间经济距离越小,两大产业之间协同度的空间溢出效应越大。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的两大产业协同度之间存在较为明显高-高集聚或低-低集聚现象,广州、深圳、珠海、佛山和东莞等城市属于高-高集聚,香港、澳门、肇庆和江门属于低-低聚集,而中山和惠州分别对应于高-低集聚和底-高集聚。第三,人力资本、资本积累、政府支持和金融发展水平对粤港澳大湾区11城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协同度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同时政府支持与金融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其中政府支持对周边城市存在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本城市的政府支持越大,周边城市两大产业的协同度越低;金融发展对周边城市的两大产业的协同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本城市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周边城市两大产业的协同度越高。根据本文研究结论,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一是要做好顶层设计和两大产业协同发展的规划,根据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的产业基础和特征进行合理的引导和布局,在着重培育和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同时,兼顾各城市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协调好各个城市两大产业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协同。二是要整合和完善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协作机制,明确城市功能和定位,规避城市之间的产业同质竞争,促进城市之间产业的错位发展。三是从社会和政府两方面加大和引导资本投入实体经济,促进产业的资本积累。四是要着力培养和引进高素质人才,着力改革改善公共服务不均等的现状,保障和推动劳动力尤其是高科技人才能在粤港澳大湾区各个城市和部门无限制的流动,鼓励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境内外高校来进入粤港澳大湾区办学或设立分校,引导和支持区域内高校与企业联合建立产学研合作基地和研发中心。五是要发挥深圳和香港两个资本市场的优势,为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协同发展营造良好的融资和风险转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