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涂鸦，通常指兴起于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利用马克笔和喷雾罐进行的即兴的涂画活动(Halsey, M. & Young, A.，2002)，是一种依托于城市空间实体所进行的表达性传播活动。在当代，涂鸦常被视为一种艺术和文化形式，但在上世纪60年代，在美国纽约兴起之时，它还只是底层青年在楼宇外墙上进行的非法涂写。当越来越多主体参与，越来越多意涵丰富的涂鸦出现在墙上时，原初只是随意涂画的涂鸦便成了一种具有特定符号形式的传播实践，而承载涂鸦的楼宇外墙也被锻造成了一种空间媒介，甚至和实体空间一起成为了城市景观之一。
　　尽管在现代艺术和青年亚文化领域，已有不少关于纽约涂鸦的整理和研究，但这些研究更加关注涂鸦的技法、艺术价值和抗争性表达功能，显然是不够充分的。本文试图从“空间媒介”的视角，对纽约城市涂鸦实践不同时期所依托的空间实体的地点、产权属性、功能，以及涂鸦表现形态进行分析，从而对20世纪纽约涂鸦的变迁和发展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空间媒介”既指物理空间分化所形构的传播和社会交往活动，也指空间中各种建筑或实体被“媒介化”，本研究侧重探讨的是那些原本具有生活功能的空间实体，是如何因附着信息或承载着传播活动而成为一种“空间媒介”，又由谁决定着哪些空间实体可以转型为媒介，发挥着社会传播的功能。基于此，本文将以涂鸦实践所依托的空间媒介为线索，对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纽约涂鸦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再阐释，试图回答以下问题：纽约城市涂鸦的变迁过程中主要使用了哪些“空间媒介”？这些“空间媒介”生成过程中有哪些力量参与？不同力量在此“空间媒介”的生成中发挥着何种作用？依附于不同“空间媒介”的涂鸦实践有什么特点？“空间媒介”的变化如何影响着涂鸦实践的变化？
　　通过对政府文件、文献记述的史料分析、涂鸦视觉文本分析，以及媒体报道的话语分析，本研究发现：
　　1、纽约城市涂鸦的诞生源于城市更新时期，并大规模地出现在种族和阶级分化明显的衰败社区。这些地方大多被废弃或者不具有空间经济价值，被政府和商业力量所忽视。于是，城市底层(以帮派为主)获得了临时的空间使用权，草根的涂鸦活动得以在城市空间中出现。
　　2、当底层力量扩散到政治和经济中心，侵犯到中产阶级或富人的利益时，空间的争夺便会展开。利益被侵犯的一方会以产权所有者、城市治理者和公民身份，对空间使用权进行定义。涂鸦者的实践遂被定义为非法活动并遭到打压。
　　3、地铁作为公共交通工具，其公共属性一开始就为涂鸦者将地铁变为媒介提供了可接近的资源。但当地铁涂鸦损害到城市当局和公众利益时，地铁运营者、大众传播媒介和公众都成了“反涂鸦”的力量，最终将涂鸦清除出地铁空间。
　　4、然而，当地铁成为用于涂鸦的空间媒介后，这一移动的城市“画布”吸引了更多绘画爱好者加入，促使了涂鸦迅速从帮派青年的“刷签名”活动向视觉艺术转型。可以说，地铁这一“空间媒介”在推动纽约涂鸦艺术化转型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涂鸦的艺术性获得一定认可后，才有了重新回到城市空间的机会。
　　5、商业力量很早就嗅到了涂鸦的艺术价值，它以合作的方式为涂鸦艺术家们提供商业属性的“空间媒介”，以期涂鸦能为商业空间带来经济和符号增值。然而，商业力量是不稳定的，当出现更具有商业价值的地产项目时，这一“空间媒介”便面临着被收回或被改造的风险。
　　6、个人许可和政府许可是涂鸦艺术化后“空间媒介”生成的多元方式。个人产权所有者拥有空间媒介化使用的决定权；政府许可来自于涂鸦者的抗争及艺术界的支持，纽约社会文化对多元艺术和多元文化的许可和重视，成为后期政府允许公共空间中涂鸦实践展开的重要逻辑。
　　就纽约涂鸦的案例来看，政府力量、商业力量、涂鸦者力量、艺术共同体的力量、媒体的力量、个体产权所有者及公众的力量都会影响着涂鸦“空间媒介”的获得和变迁。这其中以政府力量(城市治理代理人的身份)和资本力量为主导。但纽约地方的多种族特性、多文化特性、空间产权的多主体特性，都为城市涂鸦的存在提供了可能。
　　以纽约涂鸦为例的“空间媒介”的生成逻辑，被打上了纽约社会文化和美国空间制度的烙印，具有探讨特定语境中“空间媒介”生成的启发意义，但单一案例的研究缺乏与不同语境案例的比较，是本研究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