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宋代旅馆业繁荣发展，旅馆可以根据各自需要随处设立。总起来说，宋代旅馆业的个体分布呈现广泛性的特点，遍布城乡。一般情况而言，旅馆的位置不同，分布的状况也不尽相同。我们可以从都城旅馆、一般城市旅馆、城镇和乡村旅馆这三个方面来了解宋代私营旅馆的整体分布情况。
关键词：宋代；私营旅馆；分布情况
两宋时期，传统的坊市制己彻底崩溃，城乡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旅馆可以根据各自需要随处设立，不论在大中城市的繁华区，农村的通衢大镇、乡间村落的路旁，都出现了旅馆，供人们进行社会交际、来往客旅歇脚。总的来看，这一时期旅馆业的个体分布呈现广泛性的特点，遍布城乡。一般情况而言，旅馆的位置不同，分布的状况也不尽相同。下面从都城旅馆、一般城市旅馆、城镇和乡村旅馆这三个方面来简单叙述宋代私营旅馆的整体分布情况。
一、都城旅馆
无论是北宋的都城汴京还是南宋的都城临安，都是当时国内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孟元老曾云，东京是“八荒争凑，万国咸通。”［1］ 4之地，“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亦不觉少” ［1］ 131，吴自牧在《梦梁录》中云临安：“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辏。”［2］104这概括的说明了东京和临安的流动人口庞大，云集了大量的贩运商人、科举士子和来京公干的外地官员以及外国使者等。这些人在京城居住的时间长短不一，旅馆就成为他们最好的住宿之处。因此，各种公私旅馆遍及京城内外，既有房屋宽敞、设备齐全、服务周到的高级馆舍，也有规模狭小、僻处巷末的小客栈。特别是在交通要道、商业区、娱乐区及风景区，更是集中了大量的旅馆。
东京城里的民间旅店鳞次相比，沿街排列，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旅馆区。《东京梦华录》介绍汴京的旅馆业时说“街西保康门瓦子，东去沿城皆客店，南方官员、商贾、兵级皆于此安泊”这说明东京的客店大多集中于州桥东面的东汴河两岸的街巷。相国寺是当时东京最大的商品交易市场，也是旅店密集的一个地区，其“以东向南曰第三条甜水巷，以东熙熙楼客店，都下着数。”此外，东角楼街巷潘楼街南有接待贩鹰鹘客的“鹰店”， 太平兴国寺后门，圣院街以西殿前司相对的是清风楼，无比客店。朱雀门外街巷有状元楼，丽景门内，有参政赵侍郎宅，“后致政归睢阳旧第，东门之宅，更以为客邸，而材植雄壮，非他可比，时谓之无比
店。”［3］ 358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的沿河区画的旅店也很多，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当时客店设于闹市中的情景。当时东京最著名的邸店当属位于汴河北岸的十三间楼，《玉壶清话》记载，因住宿兼堆货，生意兴隆，每年收入达“数万缗计”。除此之外，当时东京还有官营营利性的旅馆数万间。
南宋临安府的客店，较之东京更多，《梦梁录》载“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客贩往来，旁午于道，曾无虚日。至于故楮羽毛，皆有铺席发客，其他铺可知矣”。因为旅店的生意好，所以许多纸品店、羽绒店也设铺待客。当时三桥一带位于府城中央，交通方便，是临安旅馆最密集的地方。《武林旧事》卷2《元夕》记载“三桥等处，客邸最盛”，如士人何湛“淳熙丁未赴省试，馆于三桥旅邸” ［4］958城南江干一带和城北运河码头，位于交通要冲，往来商贾较多，所以旅舍也很集中，且大多是客舍兼营货物存放。《都城纪胜》载“城中北关水门内，有水数十里，曰白洋湖，其富家于水次起迭塌坊十数所，每所为屋千余间，小者亦数百间，以寄藏都城店铺及客旅物货”。每年各地科举士子和赴选官员入京，寻觅安泊之所，希望就近住宿，因而城北贡院、太学一带也是旅馆密集之地。如“乾道二年，豫章钱某赴省试，馆于贡院前姚氏店。”［4］ 1647南城陈元，“淳熈十年，再以乡荐赴省试，寓贡院前旅馆，”［4］ 869所以每逢大举之年，贡院附近的旅馆供不应求，房价就会直线攀升，以至于“其诸处贡院前赁待试房舍，虽一榻之屋，赁金不下数十楮”。［2］ 25西湖是当时临安最著名的风景区，这里游人众多，因而也有专门的旅馆。南宋诗人林升就曾在此地邸舍的墙壁上题诗：“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临安城区其他地方也设有旅馆，多分布于闹市区。如清河坊，“浙西人郑主簿赴调，馆于清河旅舍”， ［4］ 1620吉州人李生“赴调临安，舍于清河坊旅馆”； ［4］ 1618清风坊，“文忠中宏博，由南剑判官召入为国录，寓于圭之酒官舍，即今之清风坊”； ［5］ 168柴垛桥，泉州一杨姓外贸商人“身居柴垛桥西客馆”； ［4］ 588天井街，“淳熙辛丑春，平江黄景祥来临安赴特恩试，寓于天井街，与其子子由同处一楼上。”［4］ 1447陆游曾在砖街巷的旅邸写出传世的名句，“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郊区也有旅馆，乾道六年冬，“吕徳卿偕其友王季夷嵎、子正羔如、上官禄仁往临安，观南郊，舍于黄氏客邸。”［4］ 991
二、一般城市旅馆
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宋代州县城市在发展形态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突破了原有政治、军事性质所构成的限制，经济和社会功能不断增强，旅馆相当密集。据洪迈《夷坚志》支庚卷2《方大年星禽》记载，一捕盗人“到江州，寓旅邸……共过一茶肆，肆之后皆作僦舍，商贾杂踏。”说明江州城里这一地带多是商贾旅居之所，至于其它闹市区和交通要冲，可能旅馆亦不在少数。崔中举进士以后，“春间泛汴水东下，迤逦至湖北，游岳阳，谒故人李郎中。方至，未见太守，寓宿市邸”。 ［6］ 2建炎二年的春天，有一扬州士人，“因天气融合，纵步出城西隅……乃蹑故道归，时过三更，郭门已闭，遂宿于旅邸”。 ［4］ 1206说明扬州城郊也设有旅馆。淳熙十五年十月，饶州石门人李天佑到吉州谋生，先是“馆与寮下刘公店楼上。……徙舍之后，占术盛行，一住三岁，乃还家。”［4］ 1460又绍熙三年信州失火，烧毁了近千室的住房，邸店占相当大的比重。韩淲在《祝融吟》中这样写道：
绍熙三年冬，二十有五日。良月信城西，一火近千室。
其间邸店多，吾亦仅六七。暮收五百钱，旦为十口实。……［7］ 612
信州邸店业尚且如此，其他城市如泉州、广州等沿海经济都市的旅馆就更多了。时人赵彦卫说：“绍兴既讲和，务与民休息，禁网疏阔，富家巨室，竟造房廊，赁金日增。”［8］ 61
不仅仅是位于内陆发达地区和沿海地区的经济都市旅馆密集，处于边远地区的边防城市的旅馆业也相当发达。如司马光在《涑水记闻》卷4中记载王叔礼做定州通判时，朝廷发兵屯定州“几六万人，居逆旅及民家，阗塞城市，未尝有一人敢喧哗暴横者。”定州是沿边地区既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又是经济落后的边防城市，能够接待将近六万名的士兵，尽管有民家共同接待，也足以说明定州城的旅馆的数量和规模是相当可观的。由此可知，宋代城市旅店业的规模可见一斑。
三、市镇和乡村旅馆
商品经济的日益繁荣，必然导致商业网点的增多，所以市镇在宋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据傅宗文先生研究，宋代的草市镇大约有3600多个，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些。这些小市镇多是位于大城市的周围或者是位于交通要冲，为商贾往来通道，是商旅交会之地，聚集了大量的外来人口，经济繁荣；而且，这些市镇又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中心地区，比起城市旅馆的发展，草市镇的旅馆也毫不逊色。如“鄂州富商武邦宁，启大肆，货缣帛，交易豪盛，为一郡之甲。……曰：‘我只在亨头，可令童相随去。’亨头者，南市邸店也。”［4］ 1174“吕辨老监平原酒税，霍子盘监药家镇，相距二十里。杨往访之，泊于客舍，旦暮各一往来。”［4］ 1242这些都说明镇上有旅馆，宋人释道潜的诗《归宗道中》用“邸店如云屯”来形容归宗墟的旅店之多，这虽有夸张之嫌，但也说明了市镇旅馆之普遍这一事实。
宋代不仅大中城市和小市镇旅店丛聚，而且乡村旅馆业也非常发达，大江南北，旅店星罗棋布，遍及农村各地，足以和城市旅馆相媲美。“西京留台李建中，博雅多艺。其子宗鲁，善相人。一年春榜之京师，命择婿。行次任村逆旅，方就食，有丈夫荷布囊从驱驴，亦就食于逆旅。”［9］ 1553这家乡村旅店不仅留客住宿，而且也经营对外饮食业务。在江浙地区，关于农村旅店的记载很多，如宋孝宗初年，周必大经由婺州，衢州赴福建，感到“途中邸店颇多”。 ［10］ 783宋末元初人刘辰翁在回忆有吉州经衢州赴临安的情景时说：“千七百里，长亭短堠如画，衢信之间，华堂逆旅，髙堂盖道，憩车系马，不见晴雨，列肆青楼，倚门成市，行者如织。”［11］在当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西北地区，农村旅店分布也很广泛。如“浦城永丰境上村民作旅店，有严州客人赍丝绢一担来，僦房安泊。”［4］ 204广都人费道枢，“宣和庚子岁入京师，将至长安，舍于燕脂坡下旅
馆。”［4］ 1384此外在一些偏僻的乡村和山区，也广泛设有旅店。如陆游曾记载山阴县西南一家小客店：“市远过三里，店孤无四邻。窄才容一客，久或住经旬。”［12］ 1470又“临川贡士张举赴省试，行次玉山道中，暮宿旅
店。”［4］ 1637西南地区的旅店也相当多，广州人潘成，“贩香药如成都，弛担村邸。”［4］ 1734神宗熙宁十年，成都府路提刑司在给朝廷的报告中也指出：“旧路自风州入两当至金牛驿十程，计四百九里，阁道平坦，驿舍马铺完备，道店稠密，行旅易得饮食，不为艰苦。……今茶纲见行旧路，商客皆由此出”。 ［13］ 7475可见此道路途畅通，“道店稠密”，方便商旅往来，与唐代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毫无疑问，这些星罗棋布的旅店，为人们的行旅生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与前代相比，宋代的旅馆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宋代旅馆非常发达，分布广泛，已经不是驿馆的陪衬，而是旅馆的主体，极大的满足了旅行者的需要。旅馆在城镇内外、村寨民宅、交通要道、风景名胜、居民区、商业区和码头附近大量出现，旅馆选址不再受地域的限制。与此同时，宋代旅馆在深度方面也有所发展，旅馆组织居间贸易，提供商业信息，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总之，作为服务行业之一的旅馆业的兴盛发达，显示出了宋代丞相经济的繁荣和城乡较大的消费能力，也反映出了宋代商品经济的发达。
［参考文献］
［1］（宋）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宋）吴自牧：《梦粱录》［M］，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
［3］（宋）彭□辑撰：《墨客挥犀》［M］，北京：中华书局，2002.
［4］（宋）洪迈：《夷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1.
［5］（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7.
［6］（宋）刘斧：《清琐高议前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7］（宋）韩淲：《涧泉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8］（宋）赵彦卫：《云麓漫钞》［M］，北京：中华书局，1998.
［9］（宋）张舜民：《画墁录》见《宋元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0］（宋）周必大：《文忠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8册。
［11］（宋）刘辰翁：《须溪集》［M］巻6《送人入燕序》，南昌：豫章从书本。
［12］（宋）陆游：《陆游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6.
［13］（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4］（宋）周孚：《蠹斋铅刀编》［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4册654页。
［15］《漳州府志》转引《黄河文化丛书·住行卷》［M］朱士光、吴宏歧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439.
（作者单位：新乡学院社会科学部，河南 新乡 453000）
关键词：宋代；私营旅馆；分布情况
两宋时期，传统的坊市制己彻底崩溃，城乡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旅馆可以根据各自需要随处设立，不论在大中城市的繁华区，农村的通衢大镇、乡间村落的路旁，都出现了旅馆，供人们进行社会交际、来往客旅歇脚。总的来看，这一时期旅馆业的个体分布呈现广泛性的特点，遍布城乡。一般情况而言，旅馆的位置不同，分布的状况也不尽相同。下面从都城旅馆、一般城市旅馆、城镇和乡村旅馆这三个方面来简单叙述宋代私营旅馆的整体分布情况。
一、都城旅馆
无论是北宋的都城汴京还是南宋的都城临安，都是当时国内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孟元老曾云，东京是“八荒争凑，万国咸通。”［1］ 4之地，“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亦不觉少” ［1］ 131，吴自牧在《梦梁录》中云临安：“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辏。”［2］104这概括的说明了东京和临安的流动人口庞大，云集了大量的贩运商人、科举士子和来京公干的外地官员以及外国使者等。这些人在京城居住的时间长短不一，旅馆就成为他们最好的住宿之处。因此，各种公私旅馆遍及京城内外，既有房屋宽敞、设备齐全、服务周到的高级馆舍，也有规模狭小、僻处巷末的小客栈。特别是在交通要道、商业区、娱乐区及风景区，更是集中了大量的旅馆。
东京城里的民间旅店鳞次相比，沿街排列，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旅馆区。《东京梦华录》介绍汴京的旅馆业时说“街西保康门瓦子，东去沿城皆客店，南方官员、商贾、兵级皆于此安泊”这说明东京的客店大多集中于州桥东面的东汴河两岸的街巷。相国寺是当时东京最大的商品交易市场，也是旅店密集的一个地区，其“以东向南曰第三条甜水巷，以东熙熙楼客店，都下着数。”此外，东角楼街巷潘楼街南有接待贩鹰鹘客的“鹰店”， 太平兴国寺后门，圣院街以西殿前司相对的是清风楼，无比客店。朱雀门外街巷有状元楼，丽景门内，有参政赵侍郎宅，“后致政归睢阳旧第，东门之宅，更以为客邸，而材植雄壮，非他可比，时谓之无比
店。”［3］ 358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的沿河区画的旅店也很多，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当时客店设于闹市中的情景。当时东京最著名的邸店当属位于汴河北岸的十三间楼，《玉壶清话》记载，因住宿兼堆货，生意兴隆，每年收入达“数万缗计”。除此之外，当时东京还有官营营利性的旅馆数万间。
南宋临安府的客店，较之东京更多，《梦梁录》载“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客贩往来，旁午于道，曾无虚日。至于故楮羽毛，皆有铺席发客，其他铺可知矣”。因为旅店的生意好，所以许多纸品店、羽绒店也设铺待客。当时三桥一带位于府城中央，交通方便，是临安旅馆最密集的地方。《武林旧事》卷2《元夕》记载“三桥等处，客邸最盛”，如士人何湛“淳熙丁未赴省试，馆于三桥旅邸” ［4］958城南江干一带和城北运河码头，位于交通要冲，往来商贾较多，所以旅舍也很集中，且大多是客舍兼营货物存放。《都城纪胜》载“城中北关水门内，有水数十里，曰白洋湖，其富家于水次起迭塌坊十数所，每所为屋千余间，小者亦数百间，以寄藏都城店铺及客旅物货”。每年各地科举士子和赴选官员入京，寻觅安泊之所，希望就近住宿，因而城北贡院、太学一带也是旅馆密集之地。如“乾道二年，豫章钱某赴省试，馆于贡院前姚氏店。”［4］ 1647南城陈元，“淳熈十年，再以乡荐赴省试，寓贡院前旅馆，”［4］ 869所以每逢大举之年，贡院附近的旅馆供不应求，房价就会直线攀升，以至于“其诸处贡院前赁待试房舍，虽一榻之屋，赁金不下数十楮”。［2］ 25西湖是当时临安最著名的风景区，这里游人众多，因而也有专门的旅馆。南宋诗人林升就曾在此地邸舍的墙壁上题诗：“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临安城区其他地方也设有旅馆，多分布于闹市区。如清河坊，“浙西人郑主簿赴调，馆于清河旅舍”， ［4］ 1620吉州人李生“赴调临安，舍于清河坊旅馆”； ［4］ 1618清风坊，“文忠中宏博，由南剑判官召入为国录，寓于圭之酒官舍，即今之清风坊”； ［5］ 168柴垛桥，泉州一杨姓外贸商人“身居柴垛桥西客馆”； ［4］ 588天井街，“淳熙辛丑春，平江黄景祥来临安赴特恩试，寓于天井街，与其子子由同处一楼上。”［4］ 1447陆游曾在砖街巷的旅邸写出传世的名句，“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郊区也有旅馆，乾道六年冬，“吕徳卿偕其友王季夷嵎、子正羔如、上官禄仁往临安，观南郊，舍于黄氏客邸。”［4］ 991
二、一般城市旅馆
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宋代州县城市在发展形态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突破了原有政治、军事性质所构成的限制，经济和社会功能不断增强，旅馆相当密集。据洪迈《夷坚志》支庚卷2《方大年星禽》记载，一捕盗人“到江州，寓旅邸……共过一茶肆，肆之后皆作僦舍，商贾杂踏。”说明江州城里这一地带多是商贾旅居之所，至于其它闹市区和交通要冲，可能旅馆亦不在少数。崔中举进士以后，“春间泛汴水东下，迤逦至湖北，游岳阳，谒故人李郎中。方至，未见太守，寓宿市邸”。 ［6］ 2建炎二年的春天，有一扬州士人，“因天气融合，纵步出城西隅……乃蹑故道归，时过三更，郭门已闭，遂宿于旅邸”。 ［4］ 1206说明扬州城郊也设有旅馆。淳熙十五年十月，饶州石门人李天佑到吉州谋生，先是“馆与寮下刘公店楼上。……徙舍之后，占术盛行，一住三岁，乃还家。”［4］ 1460又绍熙三年信州失火，烧毁了近千室的住房，邸店占相当大的比重。韩淲在《祝融吟》中这样写道：
绍熙三年冬，二十有五日。良月信城西，一火近千室。
其间邸店多，吾亦仅六七。暮收五百钱，旦为十口实。……［7］ 612
信州邸店业尚且如此，其他城市如泉州、广州等沿海经济都市的旅馆就更多了。时人赵彦卫说：“绍兴既讲和，务与民休息，禁网疏阔，富家巨室，竟造房廊，赁金日增。”［8］ 61
不仅仅是位于内陆发达地区和沿海地区的经济都市旅馆密集，处于边远地区的边防城市的旅馆业也相当发达。如司马光在《涑水记闻》卷4中记载王叔礼做定州通判时，朝廷发兵屯定州“几六万人，居逆旅及民家，阗塞城市，未尝有一人敢喧哗暴横者。”定州是沿边地区既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又是经济落后的边防城市，能够接待将近六万名的士兵，尽管有民家共同接待，也足以说明定州城的旅馆的数量和规模是相当可观的。由此可知，宋代城市旅店业的规模可见一斑。
三、市镇和乡村旅馆
商品经济的日益繁荣，必然导致商业网点的增多，所以市镇在宋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据傅宗文先生研究，宋代的草市镇大约有3600多个，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些。这些小市镇多是位于大城市的周围或者是位于交通要冲，为商贾往来通道，是商旅交会之地，聚集了大量的外来人口，经济繁荣；而且，这些市镇又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中心地区，比起城市旅馆的发展，草市镇的旅馆也毫不逊色。如“鄂州富商武邦宁，启大肆，货缣帛，交易豪盛，为一郡之甲。……曰：‘我只在亨头，可令童相随去。’亨头者，南市邸店也。”［4］ 1174“吕辨老监平原酒税，霍子盘监药家镇，相距二十里。杨往访之，泊于客舍，旦暮各一往来。”［4］ 1242这些都说明镇上有旅馆，宋人释道潜的诗《归宗道中》用“邸店如云屯”来形容归宗墟的旅店之多，这虽有夸张之嫌，但也说明了市镇旅馆之普遍这一事实。
宋代不仅大中城市和小市镇旅店丛聚，而且乡村旅馆业也非常发达，大江南北，旅店星罗棋布，遍及农村各地，足以和城市旅馆相媲美。“西京留台李建中，博雅多艺。其子宗鲁，善相人。一年春榜之京师，命择婿。行次任村逆旅，方就食，有丈夫荷布囊从驱驴，亦就食于逆旅。”［9］ 1553这家乡村旅店不仅留客住宿，而且也经营对外饮食业务。在江浙地区，关于农村旅店的记载很多，如宋孝宗初年，周必大经由婺州，衢州赴福建，感到“途中邸店颇多”。 ［10］ 783宋末元初人刘辰翁在回忆有吉州经衢州赴临安的情景时说：“千七百里，长亭短堠如画，衢信之间，华堂逆旅，髙堂盖道，憩车系马，不见晴雨，列肆青楼，倚门成市，行者如织。”［11］在当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西北地区，农村旅店分布也很广泛。如“浦城永丰境上村民作旅店，有严州客人赍丝绢一担来，僦房安泊。”［4］ 204广都人费道枢，“宣和庚子岁入京师，将至长安，舍于燕脂坡下旅
馆。”［4］ 1384此外在一些偏僻的乡村和山区，也广泛设有旅店。如陆游曾记载山阴县西南一家小客店：“市远过三里，店孤无四邻。窄才容一客，久或住经旬。”［12］ 1470又“临川贡士张举赴省试，行次玉山道中，暮宿旅
店。”［4］ 1637西南地区的旅店也相当多，广州人潘成，“贩香药如成都，弛担村邸。”［4］ 1734神宗熙宁十年，成都府路提刑司在给朝廷的报告中也指出：“旧路自风州入两当至金牛驿十程，计四百九里，阁道平坦，驿舍马铺完备，道店稠密，行旅易得饮食，不为艰苦。……今茶纲见行旧路，商客皆由此出”。 ［13］ 7475可见此道路途畅通，“道店稠密”，方便商旅往来，与唐代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毫无疑问，这些星罗棋布的旅店，为人们的行旅生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与前代相比，宋代的旅馆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宋代旅馆非常发达，分布广泛，已经不是驿馆的陪衬，而是旅馆的主体，极大的满足了旅行者的需要。旅馆在城镇内外、村寨民宅、交通要道、风景名胜、居民区、商业区和码头附近大量出现，旅馆选址不再受地域的限制。与此同时，宋代旅馆在深度方面也有所发展，旅馆组织居间贸易，提供商业信息，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总之，作为服务行业之一的旅馆业的兴盛发达，显示出了宋代丞相经济的繁荣和城乡较大的消费能力，也反映出了宋代商品经济的发达。
［参考文献］
［1］（宋）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宋）吴自牧：《梦粱录》［M］，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
［3］（宋）彭□辑撰：《墨客挥犀》［M］，北京：中华书局，2002.
［4］（宋）洪迈：《夷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1.
［5］（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7.
［6］（宋）刘斧：《清琐高议前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7］（宋）韩淲：《涧泉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8］（宋）赵彦卫：《云麓漫钞》［M］，北京：中华书局，1998.
［9］（宋）张舜民：《画墁录》见《宋元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0］（宋）周必大：《文忠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8册。
［11］（宋）刘辰翁：《须溪集》［M］巻6《送人入燕序》，南昌：豫章从书本。
［12］（宋）陆游：《陆游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6.
［13］（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4］（宋）周孚：《蠹斋铅刀编》［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4册654页。
［15］《漳州府志》转引《黄河文化丛书·住行卷》［M］朱士光、吴宏歧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439.
（作者单位：新乡学院社会科学部，河南 新乡 45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