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走西方社会发展道路，建立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被中国近代爱国志士们视为救国救民的圭臬。然而血与火的实践证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根本支撑不起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躯体。受十月革命启发，彻底觉悟起来的中国人民毅然决然选择了展现中华民族光明前途的道路一社会主义。
　　关键词：近代中国；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道路
　　
　　古代中国是一个封闭、稳定的封建社会结构，一直以辽阔的疆域、丰富的物产、灿烂的文明雄踞东方。然而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使“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为争取民族的生存和独立，一批批先进的中国人纷纷“开眼看世界”，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呐喊，自此迈开了“向西方学习”的艰难脚步。
　　
　　一、向欧美学习：从引进“坚船利炮”到移植资本主义制度
　　
　　(一)地主阶级改革派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仅仅停留在器物层面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一向自诩为“天朝上国”的大清帝国竟然屈膝于“蛮夷小邦”的英国。失败的严酷现实，强烈地刺激和激励着地主阶级改革派去探索强国御侮的途径和“驭外夷”的办法。魏源和林则徐是主张了解西方和抵抗西方的杰出代表。鸦片战争给中国人最直接的认识是夷人“船坚炮利”，中国的“火器远逊西人”。所以，林则徐在总结御敌取胜之方时提出“师夷长技。”魏源则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中国人面对西方挑战的最初反应，也是中国人要求学习西方的最初表述。这一口号涵盖了三层含义：(1)西洋有长技，有超出中国、为中国所不及的地方；(2)西洋的长技，中国应该学习、拿来为我所用。(3)学习西方，是为了抵御西方侵略。中华民族在前所未有的屈辱和痛苦中走向近代、走向世界的，为了“制夷”而“师夷”，为了抵抗外国侵略而了解外国，学习西方，这一口号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性质和进步意义，是当时所能提出的最切实可行的抵抗外来侵略的方案。但由于受历史条件所限，这一时期向西方学习的核心内容仅仅停留在器物层面，并未涉及西方的政治制度，但对以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启蒙作用。
　　
　　(二)洋务运动促使国人研究西方政治制度，并尝试走资本主义道路
　　从清朝统治集团中分化出来的洋务派不仅继承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而且把这种思想付诸实现，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他们掀起了一个学习西方图谋富强的运动，先后创办了一系列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训练新式海陆军，设立新式学堂，翻译西方书籍，并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通过这些措施，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培养了第一批和资本主义生产相联系的企业家、工程师和产业工人，具备了一支与八旗、绿营、水师迥然不同的新式国防力量。
　　然而，甲午战争的结局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许多中国人从中深刻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不光体现在船坚炮利和科学技术上，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也不如人。康有为一针见血地指出君主专制制度是中国积弱的根源，认为要改变国势，根本的办法就是学习西方，实行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制。由于当时整个世界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所以，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正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维新思潮迅速发展成实际的政治活动，民族资产阶级勇敢地发起了一场旨在挽救民族危机、发展资本主义的维新的政治运动。但他们最终不仅没能把清政府逼上资本主义道路，相反，由于缺乏社会群众基础，在封建势力强力压制下最终以悲剧匆匆收场。
　　在君主立宪梦破灭的情况下，民主共和制随即成为可供选择的最好模式，“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在当时的中国政治社会环境下，封建君主制的继续存在已经失去了合理性和现实性，并且具备了实行共和的客观条件：晚清统治者在经济政治等方面陷入“四面楚歌”摇摇欲坠的困境，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广大资本家迫切希望政治改革，以扫除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障碍。于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风起云涌，一点一点地撞击着即将倾覆的帝国大厦，最终使统治了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灰飞烟灭，取而代之的是中华民国。然而，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胜利的果实很快落入袁世凯手中，中华民国随即成为一副空字招牌。
　　
　　二、向苏俄学习：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成为中国社会道路最佳选项
　　
　　1917年，当帝国主义参战国互相厮杀难分难解之时，俄国以革命方式脱离战争，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突破资本主义世界重围，破天荒地建立了社会主义的苏维埃俄国，俄国历史上从未有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然而在列宁主义的指导下，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现实，这犹如在资本主义的封闭链条上打开一个缺口，为人类历史开辟了新纪元，为社会发展开启了一道新方向。
　　十月革命的胜利为苦苦向欧美寻找真理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与西方资本主义相对的新的社会道路模式。但十月革命的深远意义并未完全得到国人的深刻领会。由于近代中国人所追求的社会理想一直是以欧美为榜样的资本主义，在人们心中已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因此当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拖入全面危机、资本主义文明受到普遍质疑和挑战时，人们并没有立即放弃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目标而转向社会主义。直到西方列强在巴黎和会上进行丑陋表演时，才使陶醉于资本主义文明的中国人猛然惊醒：西方不再是以前向往的现代化典范，已经成为欺凌和掠夺中国及东方民族的强盗。
　　对西方的失望，迫使中国的先进分子们将目光转向另外一个方向——社会主义。正如瞿秋白所言：“中华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化的滋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噩梦。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社会主义，就是这个原因。”梁启超在游历了战后欧洲之后，慨叹资本主义文明已经崩坏，赞成用东方文明给予调剂。李大钊号召青年“打起精神，于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路径。”
　　在五四爱国主义运动的激励下，在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感召下，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渐放弃欧美式民生主义社会理想的迷恋，开始把社会主义作为富国强民道路的选择。自此向苏俄学习取代了以英美为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沿着十月革命新方向，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总结中国革命根本规律，从而找到了中国社会的根本出路，即首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改变半殖民半封建的社會形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专政，进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三、结语
　　
　　“一般说来，资本主义制度是能够使一个国家富强起来的。”在近代中国，学习借鉴西方政治制度，走资 本主义道路，在当时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也是中华民族抗争、振兴的必然的和正确的选择。但由于近代特殊的国情，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却走进了死胡同。
　　首先，从经济上看，传统的中国社会一贯奉行重农抑商政策，不论是在社会经济形态中，还是在人的思想观念中，工商为末占绝对优势，从而造成了中国社会商品经济的落后。鸦片战争后，中国封建经济结构虽然发生了某些变化，自然经济开始瓦解，但进展缓慢，变化甚微，特别是广大农村，自然经济仍十分顽强，根植于这种经济结构的封建主义仍然有稳固的经济基础。在近代社会内部，上层建筑变化快，经济基础变化缓慢，这种不协调，造成与资本主义接壤的经济基础却迟迟建立不起来。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资产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经济条件没有充分成熟，那么君主专制的被推翻也只能是暂时的。”中华民国其名共和、其实专制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
　　其次，从文化上看，由于启蒙运动的不彻底不成熟，使中国接受和借鉴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能力十分有限。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以家庭为本位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伦理文化，缺乏创新、进取精神和科学精神。“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和思想体系。对于落后的缺乏启蒙运动影响的后发外源型现代化国家，文化的转换和认同甚至可能是最关键的。由于传统文化的强大，外来文化没有生存的空间，甚至连启蒙者们也难以摆脱其强大的影响，这种态度的存在严重影响中国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进程。
　　第三，资本主义因素的微弱和封建势力的强大，是造成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的又一重要原因。中国社会内部传统势力的强大，使得代表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新生社会力量无法与之抗衡。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这两次运动先后归于失败，一个共同原因是运动的领导者及其所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在强大的传统势力面前，软弱得不堪一击。辛亥革命虽然把皇帝赶下台，但皇帝崇拜、官本位、君臣父子关系等观念并没有脱离人们的思想意识，民主意识和民权习惯极度匮乏，这就是为什么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比较容易，但建设民主共和制度步履那么艰难，最终还无法成功的原因所在。
　　以上原因说明，从西方“拿来”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不可能在中国落地生根，取而代之的，只能是展现中华民族光明前途的新道路——社会主义。正如毛泽东指出：自从鸦片战争失败那时期，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但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资产阶级共和国，外国有过，中国不能有。在中國，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