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期中国文学研究中，小说研究无疑是备受推崇的显学，而散文研究则相对薄弱得多。在某些极端情况下，散文研究甚至被视为君子不为的“末技小道”。当下的散文研究与小说研究相比，呈现出泾渭分明的差异性。从小说来看，其创作已经成为主导当今文学创作的主潮，小说研究尤其是小说研究的资料建设，也取得显著成效，形成相对完整的系统性;从散文来看，其创作似乎居于文学主潮的边缘，散文研究尤其是散文研究的资料建设，整体性和系统性都不够，能够进入文学史的研究资料更是明显不足，这种情形甚至与1935年编辑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都无法相提并论。因此，破解当今散文被日趋边缘化的窘境，需要加强散文研究，而散文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便在于散文研究资料建设。
　　 任何一个时代的散文创作繁荣都离不开散文理论的繁荣，而散文理论的繁荣则与散文研究资料的系统发掘和梳理密不可分。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散文创作进入大发展和大繁荣时期，许多优秀作家不仅从事小说创作，而且投身于散文创作，甚至还积极纵身于散文理论的探索。如周作人和郁达夫都是跨文体写作和研究的佼佼者，周作人编选的《中国新文學大系·散文一集》和郁达夫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便堪称经典之作。他们为其所编选的散文集所撰写的《导言》，自然也是散文研究的不刊之论，对后来的散文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基础上，编选出带有新时代特点的散文研究资料，从而有效推动当下的散文创作与研究呢？
　　 其一，应把散文研究资料建设置于整个文学史的框架内加以确认，从而使得散文研究资料不再游离于整个文学史资料建设之外。散文资料的编选，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把别人的研究成果汇集起来便可万事大吉。实际上，散文研究资料编选的关键是如何甄别，这便需要从事散文研究资料的编选者除了对散文文体具有理论自觉外，还需要对其他文体具有一定的理论自觉。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初期，真正优秀的散文作家并不是单纯的散文作家，而且还是小说家和诗人，他们在各个文体的创作上都取得显著成就;同样，真正优秀的散文研究者也不是单纯的散文研究者，而且还是小说和诗歌等文体的研究者，他们在各个文体的研究上都具有相当造诣。如鲁迅便不仅是卓有成就的小说家，还是散文家、杂文家和诗人;他不仅在各个文体的创作上取得显著成就，还在研究方面取得相当成就，撰写《中国小说史略》这样的文学史著作，甚至在研究资料建设方面也做出突出贡献。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集堪称一部经典的资料编选之作。像《中国新文学大系》理论集的编选者胡适、散文集的编选者郁达夫、文学论争集的编选者郑振铎、诗集的编选者朱自清、戏剧集的编选者洪深等，也都是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方面取得跨文体创作成就的人。这便保证他们在编选研究资料时，不再是以某一文体的规范为规范，而是以整个文体的规范为规范。我们如以此为坐标时便发现，当下的散文研究正缺少像《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选者那样，能融合贯通各个文体、跨越创作与理论鸿沟，从而在创作、理论和研究资料编选等方面均有建树的人。因此，要编好散文研究资料，需在继承前人编选研究资料经验的基础上，认真谋划好编选散文研究资料的科学路径，确保散文研究资料编选循着科学的路径，抵达理想的彼岸。
　　 其二，要把散文研究资料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注重从基础性的研究资料编选做起，系统展现散文创作和研究的成果。在既有的研究资料中，编选者重视年度优秀散文的编选工作，但是，有关年度优秀研究资料的编选工作还没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就使得散文研究资料的编选工作出现一定的滞后性。其实，如把优秀研究资料的编选工作也纳入散文这个系统工作中来，注重从基础性的研究资料的编选做起，就会真正做到集腋成裘，有效呈现出散文创作和研究的整体面貌，为散文创作和研究的深入奠定坚实基础。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中国知网作为一个数据库，尽管已涵盖不同时期的不同研究成果，但在这个浩如烟海的数据库中，真正有价值的散文研究资料则像散失的珍珠，被其他没多少价值的研究资料所淹没，难以焕发应有的光芒。换言之，数据库只不过是把纸媒时代的报刊研究资料转换为另一种存在方式而已，它本身并不具备天然的研究资料的价值。实际上，散文研究资料依然需要具有较高散文素养的人重新甄别和编选，才会真正焕发出应有的学术史光芒。目前，值得肯定的是，一批从事散文研究的学者已开始编选各种研究资料。但是，这个工作还没纳入一个系统工程，使单个的研究资料编选工作与系统的研究资料有机对接，使研究资料编选工作在统一的组织下有序开展和扎实推进，从而使得这一系统工程实现整体与部分的统一。
　　 在研究资料编选方面，值得我们借鉴的路径，除了《中国新文学大系》，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起并主持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和30多所高等院校中文系写作编集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这一工程规模宏大，计划分甲、乙、丙三大系列，总计200余种著作（甲种为“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乙种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丙种为“中国现代文学书刊资料丛书”）。该项目曾被列入国家“六五”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项目，丛书自1982年起陆续出版，进入1990年代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工作逐渐停止，到新世纪为止完成了其中部分丛书的编撰。正是缘于该丛书对中国文学史研究具有无可取代的价值和作用，致使该丛书在2009年底，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知识产权出版社合作，将以往出版的多套史料著作汇为《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结集出版，《现代卷》就是其中一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它还将《汇编》项目中若干种当时已经编定而因各种原因尚未出版的图书列入其中，共约80余种资料。《现代卷》计划出版约100余种，堪称“五四”以来，国内规模最大、资料最全、内容最系统的一套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详见《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建设的再出发》，《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6期）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是一部研究当代作家和作品的预计有百册之多的丛书”，其“内容包括作家生平和创作经验谈，以及对作家、作品的评介文章等;此外，重要的作品还编成研究专集”。对此，茅盾认为“这是一桩很重要、很有意义的工作，属于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基本建设”，这“填补了解放以来文学研究工作中的一个空缺”。对此，茅盾在满怀信心的展望中提出：“虽然这部丛书还仅仅是过去资料的汇集，但是我相信它将引来一个竞相研究作家和作品的百花怒放的高潮！”（见茅盾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撰写的序）正如这套丛书发起者在前言中就其编选目的所指出的那样：该丛书“主要为从事当代文学、现代文学、文艺理论、文学写作的教学和研究的同志，提供较完整、系统的研究，对其他文学爱好者的文艺创作和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然而，这样的系统工程却未能在散文研究资料编选中得到应有的重视，致使目前还没有一部集散文研究资料之大成的丛书，这便不能不严重影响当前散文研究的拓展和深化。如果由科研院所和高校专门从事散文研究的专家汇聚在一起，在相对集中的组织领导下，着手编选一套《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资料丛书》，从而囊括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的重要资料，这不仅对散文研究和理论建设有益，对散文创作也大有裨益。
　　 其三，要把散文研究资料纳入整个文学史的坐标中，尤其是把散文研究资料与小说和诗歌研究资料置于同一平台，这样才能确保研究资料循着科学的路径，真正还原散文创作和研究在文学史上的应有地位。目前，小说研究资料的编选先行一步，并相继取得一系列优秀成果。如由孔范今、雷达、吴义勤和施战军为总主编的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分甲、乙两种：甲种是关于中国新时期文学思潮、流派、文体等方面的综合研究资料汇编，乙种是中国新时期代表性作家的个人研究资料汇编。这套研究资料尽管也编选了中国新时期散文研究资料，但总体来看，其编选的重点并不像《中国新文学大系》那样，各个不同的文体相对均衡，本套丛书的重点在小说文体，而散文、诗歌、戏剧等文体则相对薄弱，尤其从该套丛书的乙种研究资料看，其所选择的代表性作家的个人研究资料，主要集中在小说家，而散文家则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这种情形使散文研究相对小说研究来说，难以获得研究资料的足够支撑，散文研究的滞后性更加突显。因此，如何把散文研究从文学研究的边缘化位置前移到中心地带，把代表性散文家的个人研究资料也纳入同等重要的地位加以确认，依然是个有待完成的历史使命。当然，在注重散文研究资料的编选时，我们还需要把散文研究的再研究纳入学术史框架，以确保散文研究的学术传承获得更为明晰的呈现。
　　 文体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化，离不开人们对既有历史的承继。从某种意义上说，后人正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眺望未来的发展之路的，离开对前人既有研究成果的承继，所有的创新便会流于形式，从而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纵观近年来散文创作和研究，之所以未能像小说创作和研究那样有声有色，其原因固然很多，单从研究资料的维度看，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从理论上说，散文研究资料的编选，并不单纯为了满足读者或研究者阅读的便利，而是为了更好提升散文研究的整体水准。不管是散文创作还是散文研究，都应奠基于前人的基础上，换言之，未来的散文创作和研究应避免重復，必须以既有的散文创作和研究为前提。而研究资料的荟萃则使得未来的散文创作和研究有了可腾飞的支撑点。没有散文研究资料这一基础，就等同于没对前人的研究进行系统把握，也没将如何亟需推进的问题提炼出来。研究者如不能对该领域既有研究成果进行充分了解和全面把握，就直接切入自己设定的话题，单纯满足于对自己提出的问题和观点进行分析论证，那是很难有突破性研究成果的。由此可见，散文研究资料的编选不仅对散文创作具有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对散文研究也是不可忽略，具有重大的奠基和匡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