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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卡米尔·圣-桑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法国著名的作曲家、钢琴家、管风琴家、指挥家、音乐评论家、音乐教育家和音乐社会活动家。从他的诸多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圣-桑性格和艺术上的二重性因素对其作品的内在影响。
关键词:卡米尔·圣-桑 性格 艺术 二重性因素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欧洲的文化艺术在1848年以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流派纷纭而至。特别是19世纪下半叶以来,浪漫主义思潮有了急剧的变化,消极、颓废的倾向显得特别突出,这在法国表现的非常明显。圣-桑的音乐就处于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一 性格的二重性
从小以来,圣-桑就对在事业上取得的成功和赢得的掌声有一种天生的厌恶。其后,在他经过一段时期的努力学习,甚至在皇家学院入选之后,他依然置褒贬与荣耀于度外,对于取得的成功,依然以漠然的态度视之。“当那些卑劣的观众给你戴上一个荣誉的皇冠的时候,你便会知道,那些撒谎的眼睛,那些握手的虚伪,那些隐藏着嫉妒的友情的假面具,那些胜利之后退色的明日,他们,是和那些鄙夫的小智同时判断一个绝世的天才。”
甚至直到取得辉煌成果的晚年,他在写给一位新闻记者的信中说仍然这样说到:“鄙人对于世间之褒贬,毫不在意,这并不是因为自高身价(那时愚蠢)。正如一棵苹果树生长苹果一样,自己做着自己的事情,以成就自己天生的技能。我没有对他人之见解加以顾虑之必要。”
这种面对舆论无所谓的独立精神,在舆论纷繁的浪漫主义时代尤其少见,而作为艺术家,在社交显得极其重要的法国,更是少之又少。这与他良好的家庭氛围、优雅完美的艺术和优良高贵的品质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些都无不显示出他那老成而又略似内向的性格特点。
任何人的性格应当都有的双重性因素,作为圣-桑这样一个天才的音乐家同样也不例外。在他还是十岁的时候就“自以为足以能够与贝多芬和莫扎特相匹敌”的勇气,“满腔自信力和快乐地”作公开演奏。在1913年巴黎观看西方现代音乐的代表人物——斯特拉文斯基的二幕芭蕾舞剧《春之祭》时,惊骇地说不出话来。他曾大声地批判瓦格纳的音乐,而且很有胆量地批评巴赫、亨德尔、莫扎特和格鲁克的弱点,指出韦伯和柏辽兹的错误,反驳有关古诺的意见……难怪古诺曾赞誉他的这位同胞是“法国的贝多芬”。如此等等,这些又无不显示出圣-桑性格上张扬的一面。
二 艺术创作的二重性
圣-桑音乐作品中有法兰西艺术家良好的品质,那就是明快的旋律和清晰的配器效果。另外,圣-桑对音乐本质的见解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他曾主张音乐要有丰富的内容,并强调音乐属于“理想的范畴”,只能表达内心的体验。
1、传统与创新
从圣-桑的美学观点来看,他不赞成过度夸张的情感表达。他认为音乐应当始终保持音乐的本色,这种浓郁的古典宗教因素是对人类世俗情感的否定。正是在如此的理念之下,其大作《参孙与达利拉》和《第一管风琴幻想曲》不是以极具冲突的喜剧性因素引人入神,其纯净的音乐美反而是它的闪光之处。
典雅的风格、崇高的情感,乐思的展开也有条不紊。还可以从它的五部钢琴协奏曲中看出完整的古典曲式结构、精巧的配器手法、优美的旋律线条、恰到好处的情感表达、优美的复调写作、传统的和声配置等,吸引了圣-桑绝大部分注意力。他还崇拜海顿的《四季》,赞扬莫扎特艺术的光辉之处,认为贝多芬是“最伟大的、唯一真正伟大的人”。
透过古典主义的表象,还可以看出他创新的一面。他的第二、第四钢琴中动机贯穿和主题贯穿的手法,第五钢协、波斯歌曲、葡萄牙船歌、意大利随想曲等作品中对民间音调的采用,曲式结构的灵活使用、交响诗和《第三(管风琴)交响曲》明显受到了浪漫主义作曲家瓦格纳、李斯特和柏辽兹等人的影响。甚至在其歌剧《祖先》中还能看出他明显地受到了德彪西的影响。
可以说,很难把圣-桑归属于某一个流派和阵营,他在自己的创作道路上从不囿于某种形式,也从来没有忽视过同时代的其他流派,而是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以兼收并蓄的态度使这些技法服务于自己的创作体系,依旧像“苹果树结苹果一样”,坚定不移地走着自己的创作道路。但从宏观的角度看,无论从音乐气质、创作特点还是结构形式,他的创作还是趋于古典的。
2、感性与理性
聆听圣-桑的音乐,的确没有贝多芬式的狂躁不安,没有瓦格纳的庞大结构,也没有李斯特那样酣畅淋漓的情感表达,这一切在他的手中处理得非常的谨小慎微。难怪古诺说:“他神志清醒,能抑制遐想,即或是在最烦恼的境况下也能自制。”浪漫主义音乐家绝大多数都是钢琴家,这正如巴洛克时期音乐家都是小提琴家一样。他们用钢琴充分展示着自己的表演技巧、创作技巧和思想感情,他们在音乐上的气质就是他们性格的直接反映。圣-桑也不例外,理性与感性在他身上交织并存。
在其第二钢琴协奏曲第三乐章和第四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中,靠一两个小小的动机,像脱疆的野马自由驰骋,充分展示着他那精湛、巧妙的创作技巧。最后,心灵的一切力量就会为这一相同的目的发挥作用。艺术从这里还不能获得更伟大的美,但能获得比较宽敞的原野——那就是形式的繁衍,较大的自由。他的音乐就是“有无数小径进入灵魂”,将“单纯的旋律”作了“充满性格的发展”,精致、细腻、纯净、自由地展现给听众,将感性与理性完美结合在一起的。
综上所述,圣-桑的艺术创作,在其结构与旋律至上、理性与完美至上的音乐美学思想下,创新与感性并存,这也与他所自评的“折衷主义”非常相符。
参考文献:
[1] 卡尔·达而豪斯,尹耀勤译:《古典和浪漫时期的音乐美学》,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
[2] 朱爱国:《圣桑》,东方出版社,1998年11月。
作者简介:侯可心,女,1975—,山西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钢琴主科与钢琴基础课程教学,工作单位:内蒙包头师范学院音乐学院。
关键词:卡米尔·圣-桑 性格 艺术 二重性因素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欧洲的文化艺术在1848年以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流派纷纭而至。特别是19世纪下半叶以来,浪漫主义思潮有了急剧的变化,消极、颓废的倾向显得特别突出,这在法国表现的非常明显。圣-桑的音乐就处于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一 性格的二重性
从小以来,圣-桑就对在事业上取得的成功和赢得的掌声有一种天生的厌恶。其后,在他经过一段时期的努力学习,甚至在皇家学院入选之后,他依然置褒贬与荣耀于度外,对于取得的成功,依然以漠然的态度视之。“当那些卑劣的观众给你戴上一个荣誉的皇冠的时候,你便会知道,那些撒谎的眼睛,那些握手的虚伪,那些隐藏着嫉妒的友情的假面具,那些胜利之后退色的明日,他们,是和那些鄙夫的小智同时判断一个绝世的天才。”
甚至直到取得辉煌成果的晚年,他在写给一位新闻记者的信中说仍然这样说到:“鄙人对于世间之褒贬,毫不在意,这并不是因为自高身价(那时愚蠢)。正如一棵苹果树生长苹果一样,自己做着自己的事情,以成就自己天生的技能。我没有对他人之见解加以顾虑之必要。”
这种面对舆论无所谓的独立精神,在舆论纷繁的浪漫主义时代尤其少见,而作为艺术家,在社交显得极其重要的法国,更是少之又少。这与他良好的家庭氛围、优雅完美的艺术和优良高贵的品质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些都无不显示出他那老成而又略似内向的性格特点。
任何人的性格应当都有的双重性因素,作为圣-桑这样一个天才的音乐家同样也不例外。在他还是十岁的时候就“自以为足以能够与贝多芬和莫扎特相匹敌”的勇气,“满腔自信力和快乐地”作公开演奏。在1913年巴黎观看西方现代音乐的代表人物——斯特拉文斯基的二幕芭蕾舞剧《春之祭》时,惊骇地说不出话来。他曾大声地批判瓦格纳的音乐,而且很有胆量地批评巴赫、亨德尔、莫扎特和格鲁克的弱点,指出韦伯和柏辽兹的错误,反驳有关古诺的意见……难怪古诺曾赞誉他的这位同胞是“法国的贝多芬”。如此等等,这些又无不显示出圣-桑性格上张扬的一面。
二 艺术创作的二重性
圣-桑音乐作品中有法兰西艺术家良好的品质,那就是明快的旋律和清晰的配器效果。另外,圣-桑对音乐本质的见解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他曾主张音乐要有丰富的内容,并强调音乐属于“理想的范畴”,只能表达内心的体验。
1、传统与创新
从圣-桑的美学观点来看,他不赞成过度夸张的情感表达。他认为音乐应当始终保持音乐的本色,这种浓郁的古典宗教因素是对人类世俗情感的否定。正是在如此的理念之下,其大作《参孙与达利拉》和《第一管风琴幻想曲》不是以极具冲突的喜剧性因素引人入神,其纯净的音乐美反而是它的闪光之处。
典雅的风格、崇高的情感,乐思的展开也有条不紊。还可以从它的五部钢琴协奏曲中看出完整的古典曲式结构、精巧的配器手法、优美的旋律线条、恰到好处的情感表达、优美的复调写作、传统的和声配置等,吸引了圣-桑绝大部分注意力。他还崇拜海顿的《四季》,赞扬莫扎特艺术的光辉之处,认为贝多芬是“最伟大的、唯一真正伟大的人”。
透过古典主义的表象,还可以看出他创新的一面。他的第二、第四钢琴中动机贯穿和主题贯穿的手法,第五钢协、波斯歌曲、葡萄牙船歌、意大利随想曲等作品中对民间音调的采用,曲式结构的灵活使用、交响诗和《第三(管风琴)交响曲》明显受到了浪漫主义作曲家瓦格纳、李斯特和柏辽兹等人的影响。甚至在其歌剧《祖先》中还能看出他明显地受到了德彪西的影响。
可以说,很难把圣-桑归属于某一个流派和阵营,他在自己的创作道路上从不囿于某种形式,也从来没有忽视过同时代的其他流派,而是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以兼收并蓄的态度使这些技法服务于自己的创作体系,依旧像“苹果树结苹果一样”,坚定不移地走着自己的创作道路。但从宏观的角度看,无论从音乐气质、创作特点还是结构形式,他的创作还是趋于古典的。
2、感性与理性
聆听圣-桑的音乐,的确没有贝多芬式的狂躁不安,没有瓦格纳的庞大结构,也没有李斯特那样酣畅淋漓的情感表达,这一切在他的手中处理得非常的谨小慎微。难怪古诺说:“他神志清醒,能抑制遐想,即或是在最烦恼的境况下也能自制。”浪漫主义音乐家绝大多数都是钢琴家,这正如巴洛克时期音乐家都是小提琴家一样。他们用钢琴充分展示着自己的表演技巧、创作技巧和思想感情,他们在音乐上的气质就是他们性格的直接反映。圣-桑也不例外,理性与感性在他身上交织并存。
在其第二钢琴协奏曲第三乐章和第四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中,靠一两个小小的动机,像脱疆的野马自由驰骋,充分展示着他那精湛、巧妙的创作技巧。最后,心灵的一切力量就会为这一相同的目的发挥作用。艺术从这里还不能获得更伟大的美,但能获得比较宽敞的原野——那就是形式的繁衍,较大的自由。他的音乐就是“有无数小径进入灵魂”,将“单纯的旋律”作了“充满性格的发展”,精致、细腻、纯净、自由地展现给听众,将感性与理性完美结合在一起的。
综上所述,圣-桑的艺术创作,在其结构与旋律至上、理性与完美至上的音乐美学思想下,创新与感性并存,这也与他所自评的“折衷主义”非常相符。
参考文献:
[1] 卡尔·达而豪斯,尹耀勤译:《古典和浪漫时期的音乐美学》,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
[2] 朱爱国:《圣桑》,东方出版社,1998年11月。
作者简介:侯可心,女,1975—,山西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钢琴主科与钢琴基础课程教学,工作单位:内蒙包头师范学院音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