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美国影片《朗读者》是一部主题多元的作品，观众可以把它看成是一部爱情片，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部二战片，更可以把它看成是一部社会伦理片。导演史蒂芬·戴德利的改编使《朗读者》产生了全新的意境，产生了更多的人性和更多的宽容。
关键词：《朗读者》 史蒂芬·戴德利 道德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朗读者》的背景是二战后（1958）萧条破败的德国，15岁的少年伯格在街上突发猩红热，他在瓢泼大雨中病倒在一个阴暗狭小的过道里，36岁的陌生女人汉娜帮助了他并把他送回家。三个月后，伯格渐渐恢复，他要去感谢那个曾经给予过他帮助的女人，但两人却卷入了激情而秘密的肉体关系之中。八年后，长大后的伯特就读于法律系，在某次法院旁听审判纳粹战犯的听证会上，意外地发现早已失去联系的汉娜却坐在被告席上，成了纳粹战犯。于是，震惊的伯格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一切，他纠缠于强大的社会道德与私密的个人情感之中，只有默默地关注着难以忘怀的汉娜的一切，直到汉娜自杀。
该影片改编自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的同名小说，小说的主题是表现一个少年不可遏止地爱上了比他年长二十岁的单身女子，可是在八年之后惊讶地发现这个女人竟然是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刽子手，于是他的爱情突然有了巨大阻碍，突然摆放在整个社会的对立面而让他陷入到道德困境之中。但从改编成电影的《朗读者》的预告片里可以看出，导演有意把影片的焦点聚集于二人相爱的美好时光里，使影片充满温柔纯净的美感，而小说中曾有的对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血腥场面的描写和汉娜老年时因罪恶的重压而自杀的情景则淡淡而过，差不多没在观众心底留下痕迹。很显然，导演史蒂芬·戴德利并不想在这部影片中渲染二战的残酷血腥以及纳粹奥斯维辛集中营里令人发指的罪恶，他只是把这些罪恶的场景作为大背景，远远地、淡淡地铺陈在《朗读者》的故事背后，使整个故事在缠绵的爱情中徐徐发生，充分地展现着爱的强大与可靠。于是，导演史蒂芬·戴德利的这一风格使《朗读者》产生了全新的意境，产生了更多的人性和更多的宽容，本文将站在人性化的角度上，去解析《朗读者》中的道德含量。
一 深度理解人性的多元化
二战是欧洲民众心头永远的伤痛，这道伤痕很深，不敢触碰也无法愈合，于是在所有反映二战的影片里，对德国纳粹的仇恨几乎成了影片的主旋律。特别是奥斯维辛集中营，更是一道深刻的伤痕横亘于欧洲民众的心头，因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存在的四年多里，先后关押过数百万人，其中有110万到150万人在这里丧生，使奥斯维辛集中营成了世界上著名的屠杀之地。以往描绘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影片，都是以表现其血腥与罪恶为主题，渲染对战争和刽子手们的仇恨成。但《朗读者》偏要去触摸人类宽容度的极限，偏要以宽容的态度去描写二战，尤其是要描写血腥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看守的情感生活，这就使影片充满了一种尖锐的矛盾，一方面是缠绵的爱情，一方面是血腥的罪恶；一方面是充满爱心和高尚追求的女性，一方面又是疯狂的纳粹刽子手。是仇恨她还是宽容她？是放弃她还是接纳她？这不仅仅是影片里的男主角伯格所面对的难题，也是整个德国民众心中的死结。导演史蒂芬·戴德利就是想用人性的多元化为理由，努力去打开这个死结。
因此，出现在《朗读者》中的汉娜看起来只是一个普通妇女，在外型上与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刽子手形象毫无关联，她安静地在电车上售票，热心地帮助生病的孩子，她还有些高尚的习惯，例如，爱听别人朗读文学书籍等。导演甚至给了她解释自己行为的机会，让她说出参加纳粹的理由，汉娜说：“我在西门子厂里工作，听到党卫军招守卫我就去了。”出现在法庭上的汉娜并没有像其他罪犯那样极力否认自己的罪行，她坦诚地面对一切，一再承认说：“是的，是我做的。”这使汉娜看起来多了一些真诚和天真。对于每星期要选送犯人进毒气室的行为，汉娜的回答也只是：“人多了，住不下了，就得送走一些。”正是因为她近于执拗地坚守自己的职责，才导致了300多人被大火烧死的事实。所以，当面对法官的追问，汉娜激烈地说出“换了你，你会怎么做”时，让所有人无语，也让所有的人深思。是的，作为一个杀人凶手，汉娜显然罪不可赦，但作为那个时代里一个受人雇佣的女守卫，她似乎除了尽职之外也没有别的选择。所以，当法官提出“为什么不开门放犯人逃生”的问题，她大声地回答说：“我是守卫，我们的职责就是看守犯人，我不能制造更大的混乱。”导演史蒂芬·戴德利就是这样将汉娜放置于更加人性化的语境之中，去度量着她的行为，去思考她的处境，去品评她的内心，同时也大胆触碰着欧洲民众宽容度的极限。导演史蒂芬·戴德利的这种安排让汉娜的命运陷入困境：一方面，她的确曾经参与过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劣迹斑斑的屠杀，亲自点名让许多无辜的人走进了煤气室，另一方面，她的所作所为又是那个时代造成的，是一个卑微的小人物在风雨飘摇的大环境中的迫不得已。面对着这样一个困境，掌握着减轻汉娜罪行证据的伯格选择了“沉默”的方式，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对于纳粹问题的主流态度。正如小说里的一段对话那样：“和汉娜谈？我该和她说什么呢？……到底该说什么呢？说到什么程度？”因此，伯格的沉默除了屈从于社会道德之外，还有他心底的价值观在起作用，让他接受一个战犯做情人，像以前那样去爱护汉娜，伯格当然是不情愿的。
可以看出，导演史蒂芬·戴德利并没有在影片里抹掉民众对纳粹分子的仇恨，他让这种仇恨在影片里得到了适度的体现：如法庭外示威的人群，法庭里旁听者对汉娜的仇恨，伯格同学锋利的话语等，都是一种民众集体情感的存在，这种存在形成了巨大的力量，足以阻挡伯格心中对汉娜的同情和爱，使他在法庭上无语，也在探视汉娜的中途退缩。但这种退缩并不说明伯格没有感恩之心，只是让伯格更服从于整个社会道德，而把个人的情感掩盖起来，用一种更委婉的方式来帮助他的情人。这恰恰说明伯格是有道德操守的，他懂得既要遵守社会道德，又要珍惜昔日的恋情，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群体的感性永远是大于个人的理性，个人不能不屈服于社会力量，隐藏起自己的初衷。所以，伯格只能在两者之间小心地寻找平衡。他身为律师，在掌握证据的情况下却保持着不可思议的沉默，这里的“沉默”并不单单只是伯格个人的道德水准问题，而是涉及到一代人对于上一代的罪恶阴影的困惑和反思，所以影片里一再出现伯格抱头沉思的镜头，就是这种矛盾心理的具体体现。 二 让仇恨化解，让爱传递
《朗读者》的故事时空横跨三十年，三十年里社会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民众的思想意识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老一代亲历过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已经过世，新一代的人们在全新的社会环境里正在淡化对往事的记忆。这时，对于往昔的仇恨似乎也到了终结的时候。汉娜本来可以获释离开监狱，开始自由的生活，但对于外面那个陌生的世界，汉娜是心怀恐惧的。她担心自己再也不会收到伯格的录音带，她心中仅存的一点温情都将消散，这个世界将与她毫无关联，所以她选择了结束自己66岁的生命。随着汉娜的自尽，她与这个世界的恩怨终于有了彻底的清算，仇恨应当在此画上的句号。
然而，此时爱情的力量再一次显现出来，但伯格听到汉娜自杀的消息之后，他在沉痛悼念汉娜的同时，又决定要完成汉娜的遗愿（把汉娜的积蓄送给那场死亡之旅的幸存者的女儿Mather小姐），来表现他对汉娜始终如一的爱情。这样就有了结尾处找到幸存者的女儿Mather小姐的一幕。在两人极其吃力的交谈里，站在仇恨两端的人开始吃力地向对方靠拢，他们无法跨越心底的仇恨，却又要在现实面前做出适度的妥协。在这里，Mather小姐就是经历过二战的犹太人的代表，作为战争的受害者他们不愿意去原谅参与过战争，甚至不愿接触与之有关联的德国人，这就是战争带给人们的伤害。于是，Mather小姐决定只收下汉娜的存钱盒留作对自己父母的纪念，也算是适度地接受了杀人者汉娜的忏悔。而此时的伯格第一次大胆地承认了他与汉娜的私情，坦诚地表明他对汉娜的爱情，也说明时代正在改变，仇恨正在远去，人们心底的宽容度正在增加。但不管怎么安排，汉娜对于这个世界最后的谦意与爱意被留存了下来，她用最后的方式，也是最终极端的方式取得了Mather小姐的适度谅解。
值得注意的是结尾处的那场伯格父女在墓地前的对话，是整部影片里画龙点睛的一笔。作为二战后的第一代青年，伯格处于两重罪恶感之间：他们痛恨二战带给他们的伤害，用最尖锐的言辞去抨击纳粹，并与参与过二战的父母在思想上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一代人对战争的认识太忠实于历史的结论，而不去考虑战争中人们的具体处境，影片中的伯格同学的话就表现出了这种道德倾向。所以，伯格不敢再靠近汉娜也无力为汉娜辨白。但汉娜作为伯格深爱过的女人，眼看着她受到终身监禁而不能帮助她，伯格的心中也是痛苦的。所以，三十年后在监狱的食堂里，伯格握住了汉娜缓缓伸过来的手，但马上又放开，这就是他心中道德观的体现。而当汉娜故去之后，伯格对生命的理解显然更进了一层，他学会了宽容，也学会了与家人和谐相处。于是，他带着女儿来到汉娜的墓前，对女儿讲述他的故事，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上一代人的仇恨彻底终结，让上一代人的爱情持续。正如小说里所说的那样：“我爱汉娜的痛苦在一定程度上是我们这代人的命运，是德国人的命运。”
三 《朗读者》的道德高度
将原来的小说《朗读者》改编成现在的电影《朗读者》，导演斯蒂芬·戴德利曾受到一些舆论界的非议。有人认为《朗读者》是为二战纳粹德国的罪犯披上了一层温情的外衣，是对屠杀罪行的开脱，是站在罪恶的立场上来描绘汉娜这类人物。然而，这正是汉娜这个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也正是《朗读者》影片的道德高度的体现。试想，在二战这个疯狂的、人性扭曲的年代里，汉娜这样的小人物，没有文化，不会读写，升迁的机会几乎没有，但她也会像其他人那样期待着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她依从于法西斯的暴力集团，在“找一份工作”的前提下参加了最有权力的党卫军。紧接着她的地位改变了，她有了生杀予夺的大权，所以她要尽职尽责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去实现更多的人生梦想。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之下，她一步步地成了一个杀人者的帮凶。这是最真实的汉娜，而社会却将她放置于仇恨的焦点上，让她承担民众对纳粹罪行的惩罚。于是，这个小人物只有封闭自己的内心，让自己在牢房里小心度日而拒绝于外界接触，汉娜的自杀行为既表现着她内心对外面世界的恐惧，也流露出她内心真诚的忏悔。能把一个罪不可赦的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到这种程度，《朗读者》无疑有了道德上的高度。
从伯格的角度去看，一个纯洁的少年真心地爱上了一位中年女人，沉浸于“感觉自己真的爱上汉娜了，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她”的美好情绪之中，为她卖掉了心爱的邮票，为她提早离开同学们的聚会，以及电车上的那种深情款款，并带着这种爱情渡过了大半生，这无疑是难能可贵的。特别是他与汉娜的感情经历了那么大的变故，两个人的地位和年纪都产生了那么大的反差，但伯格仍然关注着汉娜，他拿起录音机为狱中的汉娜朗读小说时，这种情感更加升华。影片最后，伯格在做完了汉娜的一切事情之后，还不忘记把他的隐情告诉女儿，这说明他对这份情感的坚守和期待，这个人物在道德上的意义便更加强大了。
综上所述，《朗读者》的导演史蒂芬·戴德利在改编的过程中有意把原著中残酷暗黑的一面隐去，留下的尽是人性中的美好与温存。导演史蒂芬·戴德利所采用的“极致的情感，战争的萦绕”的风格非常动人，他不仅仅是创造了表现二战的新手法，更重要的是，他给予战后的人们以理解战争的全新角度。
参考文献：
[1] [匈]巴拉兹·贝拉，何力译：《电影美学》，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版。
[2] 蔡卫、游飞：《美国电影艺术史》，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 滑明达：《美国电影的跨文化解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作者简介：田品晶，女，1980—，吉林长春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工作单位：吉林工商学院外语分院。
关键词：《朗读者》 史蒂芬·戴德利 道德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朗读者》的背景是二战后（1958）萧条破败的德国，15岁的少年伯格在街上突发猩红热，他在瓢泼大雨中病倒在一个阴暗狭小的过道里，36岁的陌生女人汉娜帮助了他并把他送回家。三个月后，伯格渐渐恢复，他要去感谢那个曾经给予过他帮助的女人，但两人却卷入了激情而秘密的肉体关系之中。八年后，长大后的伯特就读于法律系，在某次法院旁听审判纳粹战犯的听证会上，意外地发现早已失去联系的汉娜却坐在被告席上，成了纳粹战犯。于是，震惊的伯格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一切，他纠缠于强大的社会道德与私密的个人情感之中，只有默默地关注着难以忘怀的汉娜的一切，直到汉娜自杀。
该影片改编自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的同名小说，小说的主题是表现一个少年不可遏止地爱上了比他年长二十岁的单身女子，可是在八年之后惊讶地发现这个女人竟然是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刽子手，于是他的爱情突然有了巨大阻碍，突然摆放在整个社会的对立面而让他陷入到道德困境之中。但从改编成电影的《朗读者》的预告片里可以看出，导演有意把影片的焦点聚集于二人相爱的美好时光里，使影片充满温柔纯净的美感，而小说中曾有的对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血腥场面的描写和汉娜老年时因罪恶的重压而自杀的情景则淡淡而过，差不多没在观众心底留下痕迹。很显然，导演史蒂芬·戴德利并不想在这部影片中渲染二战的残酷血腥以及纳粹奥斯维辛集中营里令人发指的罪恶，他只是把这些罪恶的场景作为大背景，远远地、淡淡地铺陈在《朗读者》的故事背后，使整个故事在缠绵的爱情中徐徐发生，充分地展现着爱的强大与可靠。于是，导演史蒂芬·戴德利的这一风格使《朗读者》产生了全新的意境，产生了更多的人性和更多的宽容，本文将站在人性化的角度上，去解析《朗读者》中的道德含量。
一 深度理解人性的多元化
二战是欧洲民众心头永远的伤痛，这道伤痕很深，不敢触碰也无法愈合，于是在所有反映二战的影片里，对德国纳粹的仇恨几乎成了影片的主旋律。特别是奥斯维辛集中营，更是一道深刻的伤痕横亘于欧洲民众的心头，因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存在的四年多里，先后关押过数百万人，其中有110万到150万人在这里丧生，使奥斯维辛集中营成了世界上著名的屠杀之地。以往描绘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影片，都是以表现其血腥与罪恶为主题，渲染对战争和刽子手们的仇恨成。但《朗读者》偏要去触摸人类宽容度的极限，偏要以宽容的态度去描写二战，尤其是要描写血腥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看守的情感生活，这就使影片充满了一种尖锐的矛盾，一方面是缠绵的爱情，一方面是血腥的罪恶；一方面是充满爱心和高尚追求的女性，一方面又是疯狂的纳粹刽子手。是仇恨她还是宽容她？是放弃她还是接纳她？这不仅仅是影片里的男主角伯格所面对的难题，也是整个德国民众心中的死结。导演史蒂芬·戴德利就是想用人性的多元化为理由，努力去打开这个死结。
因此，出现在《朗读者》中的汉娜看起来只是一个普通妇女，在外型上与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刽子手形象毫无关联，她安静地在电车上售票，热心地帮助生病的孩子，她还有些高尚的习惯，例如，爱听别人朗读文学书籍等。导演甚至给了她解释自己行为的机会，让她说出参加纳粹的理由，汉娜说：“我在西门子厂里工作，听到党卫军招守卫我就去了。”出现在法庭上的汉娜并没有像其他罪犯那样极力否认自己的罪行，她坦诚地面对一切，一再承认说：“是的，是我做的。”这使汉娜看起来多了一些真诚和天真。对于每星期要选送犯人进毒气室的行为，汉娜的回答也只是：“人多了，住不下了，就得送走一些。”正是因为她近于执拗地坚守自己的职责，才导致了300多人被大火烧死的事实。所以，当面对法官的追问，汉娜激烈地说出“换了你，你会怎么做”时，让所有人无语，也让所有的人深思。是的，作为一个杀人凶手，汉娜显然罪不可赦，但作为那个时代里一个受人雇佣的女守卫，她似乎除了尽职之外也没有别的选择。所以，当法官提出“为什么不开门放犯人逃生”的问题，她大声地回答说：“我是守卫，我们的职责就是看守犯人，我不能制造更大的混乱。”导演史蒂芬·戴德利就是这样将汉娜放置于更加人性化的语境之中，去度量着她的行为，去思考她的处境，去品评她的内心，同时也大胆触碰着欧洲民众宽容度的极限。导演史蒂芬·戴德利的这种安排让汉娜的命运陷入困境：一方面，她的确曾经参与过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劣迹斑斑的屠杀，亲自点名让许多无辜的人走进了煤气室，另一方面，她的所作所为又是那个时代造成的，是一个卑微的小人物在风雨飘摇的大环境中的迫不得已。面对着这样一个困境，掌握着减轻汉娜罪行证据的伯格选择了“沉默”的方式，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对于纳粹问题的主流态度。正如小说里的一段对话那样：“和汉娜谈？我该和她说什么呢？……到底该说什么呢？说到什么程度？”因此，伯格的沉默除了屈从于社会道德之外，还有他心底的价值观在起作用，让他接受一个战犯做情人，像以前那样去爱护汉娜，伯格当然是不情愿的。
可以看出，导演史蒂芬·戴德利并没有在影片里抹掉民众对纳粹分子的仇恨，他让这种仇恨在影片里得到了适度的体现：如法庭外示威的人群，法庭里旁听者对汉娜的仇恨，伯格同学锋利的话语等，都是一种民众集体情感的存在，这种存在形成了巨大的力量，足以阻挡伯格心中对汉娜的同情和爱，使他在法庭上无语，也在探视汉娜的中途退缩。但这种退缩并不说明伯格没有感恩之心，只是让伯格更服从于整个社会道德，而把个人的情感掩盖起来，用一种更委婉的方式来帮助他的情人。这恰恰说明伯格是有道德操守的，他懂得既要遵守社会道德，又要珍惜昔日的恋情，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群体的感性永远是大于个人的理性，个人不能不屈服于社会力量，隐藏起自己的初衷。所以，伯格只能在两者之间小心地寻找平衡。他身为律师，在掌握证据的情况下却保持着不可思议的沉默，这里的“沉默”并不单单只是伯格个人的道德水准问题，而是涉及到一代人对于上一代的罪恶阴影的困惑和反思，所以影片里一再出现伯格抱头沉思的镜头，就是这种矛盾心理的具体体现。 二 让仇恨化解，让爱传递
《朗读者》的故事时空横跨三十年，三十年里社会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民众的思想意识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老一代亲历过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已经过世，新一代的人们在全新的社会环境里正在淡化对往事的记忆。这时，对于往昔的仇恨似乎也到了终结的时候。汉娜本来可以获释离开监狱，开始自由的生活，但对于外面那个陌生的世界，汉娜是心怀恐惧的。她担心自己再也不会收到伯格的录音带，她心中仅存的一点温情都将消散，这个世界将与她毫无关联，所以她选择了结束自己66岁的生命。随着汉娜的自尽，她与这个世界的恩怨终于有了彻底的清算，仇恨应当在此画上的句号。
然而，此时爱情的力量再一次显现出来，但伯格听到汉娜自杀的消息之后，他在沉痛悼念汉娜的同时，又决定要完成汉娜的遗愿（把汉娜的积蓄送给那场死亡之旅的幸存者的女儿Mather小姐），来表现他对汉娜始终如一的爱情。这样就有了结尾处找到幸存者的女儿Mather小姐的一幕。在两人极其吃力的交谈里，站在仇恨两端的人开始吃力地向对方靠拢，他们无法跨越心底的仇恨，却又要在现实面前做出适度的妥协。在这里，Mather小姐就是经历过二战的犹太人的代表，作为战争的受害者他们不愿意去原谅参与过战争，甚至不愿接触与之有关联的德国人，这就是战争带给人们的伤害。于是，Mather小姐决定只收下汉娜的存钱盒留作对自己父母的纪念，也算是适度地接受了杀人者汉娜的忏悔。而此时的伯格第一次大胆地承认了他与汉娜的私情，坦诚地表明他对汉娜的爱情，也说明时代正在改变，仇恨正在远去，人们心底的宽容度正在增加。但不管怎么安排，汉娜对于这个世界最后的谦意与爱意被留存了下来，她用最后的方式，也是最终极端的方式取得了Mather小姐的适度谅解。
值得注意的是结尾处的那场伯格父女在墓地前的对话，是整部影片里画龙点睛的一笔。作为二战后的第一代青年，伯格处于两重罪恶感之间：他们痛恨二战带给他们的伤害，用最尖锐的言辞去抨击纳粹，并与参与过二战的父母在思想上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一代人对战争的认识太忠实于历史的结论，而不去考虑战争中人们的具体处境，影片中的伯格同学的话就表现出了这种道德倾向。所以，伯格不敢再靠近汉娜也无力为汉娜辨白。但汉娜作为伯格深爱过的女人，眼看着她受到终身监禁而不能帮助她，伯格的心中也是痛苦的。所以，三十年后在监狱的食堂里，伯格握住了汉娜缓缓伸过来的手，但马上又放开，这就是他心中道德观的体现。而当汉娜故去之后，伯格对生命的理解显然更进了一层，他学会了宽容，也学会了与家人和谐相处。于是，他带着女儿来到汉娜的墓前，对女儿讲述他的故事，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上一代人的仇恨彻底终结，让上一代人的爱情持续。正如小说里所说的那样：“我爱汉娜的痛苦在一定程度上是我们这代人的命运，是德国人的命运。”
三 《朗读者》的道德高度
将原来的小说《朗读者》改编成现在的电影《朗读者》，导演斯蒂芬·戴德利曾受到一些舆论界的非议。有人认为《朗读者》是为二战纳粹德国的罪犯披上了一层温情的外衣，是对屠杀罪行的开脱，是站在罪恶的立场上来描绘汉娜这类人物。然而，这正是汉娜这个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也正是《朗读者》影片的道德高度的体现。试想，在二战这个疯狂的、人性扭曲的年代里，汉娜这样的小人物，没有文化，不会读写，升迁的机会几乎没有，但她也会像其他人那样期待着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她依从于法西斯的暴力集团，在“找一份工作”的前提下参加了最有权力的党卫军。紧接着她的地位改变了，她有了生杀予夺的大权，所以她要尽职尽责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去实现更多的人生梦想。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之下，她一步步地成了一个杀人者的帮凶。这是最真实的汉娜，而社会却将她放置于仇恨的焦点上，让她承担民众对纳粹罪行的惩罚。于是，这个小人物只有封闭自己的内心，让自己在牢房里小心度日而拒绝于外界接触，汉娜的自杀行为既表现着她内心对外面世界的恐惧，也流露出她内心真诚的忏悔。能把一个罪不可赦的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到这种程度，《朗读者》无疑有了道德上的高度。
从伯格的角度去看，一个纯洁的少年真心地爱上了一位中年女人，沉浸于“感觉自己真的爱上汉娜了，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她”的美好情绪之中，为她卖掉了心爱的邮票，为她提早离开同学们的聚会，以及电车上的那种深情款款，并带着这种爱情渡过了大半生，这无疑是难能可贵的。特别是他与汉娜的感情经历了那么大的变故，两个人的地位和年纪都产生了那么大的反差，但伯格仍然关注着汉娜，他拿起录音机为狱中的汉娜朗读小说时，这种情感更加升华。影片最后，伯格在做完了汉娜的一切事情之后，还不忘记把他的隐情告诉女儿，这说明他对这份情感的坚守和期待，这个人物在道德上的意义便更加强大了。
综上所述，《朗读者》的导演史蒂芬·戴德利在改编的过程中有意把原著中残酷暗黑的一面隐去，留下的尽是人性中的美好与温存。导演史蒂芬·戴德利所采用的“极致的情感，战争的萦绕”的风格非常动人，他不仅仅是创造了表现二战的新手法，更重要的是，他给予战后的人们以理解战争的全新角度。
参考文献：
[1] [匈]巴拉兹·贝拉，何力译：《电影美学》，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版。
[2] 蔡卫、游飞：《美国电影艺术史》，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 滑明达：《美国电影的跨文化解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作者简介：田品晶，女，1980—，吉林长春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工作单位：吉林工商学院外语分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