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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培养出了一大批享誉中外的知识精英,而西南联大教授会功不可没。因此,研究西南联大教授会运行作用及其地位对于现今高校的改革发展,尤其是对现今高校教授委员会及教授治学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西南联大;教授会;教授治校;学术权力
西南联大的全称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所大学联合组成。抗日战争爆发后,为躲避战火,保持大学发展命脉,许多沦陷区的高校纷纷内迁,在后方办学,1937年11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西迁至湖南,在长沙组建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4月长沙临时大学再度南迁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三所大学联合组成了全国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虽仅存数年(1937年8月至1946年7月),但成就辉煌,在国内外教育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关于三校的合作,冯友兰先生在其所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有如下精辟论述:“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不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1]精练、准确地概括出三校精诚合作、亲密无间的关系及其联合成功办学的重要意义,而联大的成功,教授会起了重要作用。
一、西南联大教授会
1937年10月4日,校常委会议首先推定了17个学系的教授会主席,负责主持各系系务。学院一级设有院务委员会,由该学院院长、各系教授会主席及教授会代表组成。1938年10月26日,根据国民政府颁布的《大学组织法》,西南联大常委会正式通过了《教授会组织大纲》。12月27日,联大教授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推选参加1938学年度校务会议的教授、副教授代表。自此,教授会成为西南联大学校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开始行使其职能。
联大的机构设置体现教授治校体制,西南联大校一级行政架构,分别设有常务委员会会议、校务会议和教授会三个机构。按照《大学组织法》规定,西南联合大学设有教授会和校务会议。教授会是一个咨询机构,虽不是权力机构,但很有威望,成员包括全校教授、副教授,常务委员会委员和常委会秘书主任为当然成员,经常工作由全校教授推选常委会负责。教授会是校长的得力参谋,也是办学校务得力骨干的资源库。各学院有院教授会,学系有系教授会。各院系教学及管理业务,统由教授会评议,由院长系主任执行实施。院系教授会实际上是院长系主任领导下的民主办学权力机构。
院教授会主席后来改为院长,系教授会主席后改称为系主任,由相应院系教授会民主推选,校务委员会讨论备案,报校长批准任命。
西南联合大学基本沿袭了清华、北大、南开原有三所大学教授治学、校长治校的传统。西南联大的体制和管理的核心是教授组织。西南联大教授治校体制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沿袭了清华的教授会。
二、西南联大教授会运行的作用
西南联大教授云集,人才济济,师资队伍常年稳定在350人左右,教授、副教授就占了教师总数的一半以上,约179人。不仅如此,西南联大的三位常委、常委会秘书主任、总务教务训导三处负责人、校务委员会全体成员、教授会全体成员、数十种专门委员会负责人,都由教授担任。教授会由教授、副教授组成,负责系上的重大事务。西南联大教授会沿袭了原有三校,尤其清华的传统,但有所不同,不同主要在于西南联大教授会的权限有所缩小,其职能主要为审议下列事项:教学及研究事项改进之方案;学生导育之方案;学生毕业成绩及学位之授与;建议于常委会议、校务会议讨论事项;常委会议、校务会议交议事项等。
教授会的会议是不定期举行的。据现存的会议纪录,教授会共召开过31次会议。以学年计,1938年开会1次,1939年开会3次,1940年开会1次,1941年开会5次,1942年3次,1943年2次, 1944年4次, 1945年12次。经统计,一般情况下教授会开会次数不多,但若有重大事情发生时则频繁召开会议,如1945年的11月到12月的一个月,正直“一二•一”运动期间,教授会共开会9次,几乎占8年全部开会总数的三分之一。【2】(p.165)
教授会在教学、科研中的作用更是巨大。在学术管理上,从机构设置到制度的建立,教师的主体地位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尊重。其职责不仅讨论学校的教学、科研等重大问题,还商讨学校的大政方针、重要行政工作和对外事务等,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
三、教授会的地位
(一)在联大行政体系中的位置
在行政管理方面,从最高领导层到行政、后勤、训导等各部门几乎都是依靠教授,作为校长,梅贻琦在主持联大校务工作八年期间,遇到重大的事情总是与另外两位常委商讨,并倚重学校各级机构共同协作解决问题。表现为:在处理日常事务时,他采取“无为而治”,让各个部门各司其职;在需要亲自决策的问题上,他总要听取各方的意见。至于各学院院长、各系主任、各主要行政管理部门领导,都由教授兼任。教务长由教授兼任自不待言,就连学校的总务长也都是由周炳林、杨振生、郑天挺等著名教授先后兼任的。他们顶住外界的种种压力,“依靠教授民主治校”的传统未曾动摇过。[3]
西南联大最高领导机构是校常委会,其常委会主席梅贻琦对校事采取“吾从众”的方针治理。凡遇大事必然召集下设的校务委员会和教授会议进行讨论后,才决定执行,并且给予各处、院、系领导人相当多的自主权,让他们既能负责又可独立的完成管理工作。其中联大的校务委员会的权限很大。如校务委员会所议事项一经形成决议,校常委会就得执行。若常委会有不同意见,或难以执行的事项,校常委会也不能贸然更改,只能交校务会复议。由于校务委员会是全体教授选举出来的教授代表组成,所以有“教授治校”之风。联大教授们对校政、校务不仅献计献策,而且动手出力;不仅是审议和咨询、而且是真正的去管、去做。由于这些教授治学严谨、科研突出,办学经验丰富,再加普遍具有“教育救国”的思想,有为国家培养有用人才的志向,因此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工作热情高涨,所担负的各项工作都做得较为出色。
(二)西南联大教授会运行的成功之处
教授会在西南联大能积极发挥作用,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首先教授治校理念在联大人心中根深蒂固,上到西南联大的校长梅贻琦,始终坚持民主治校学术自由的理念,著名学者竺可桢先生说“教授是大学的灵魂。”教授对于大学相关工作的科学决策关系到整个大学的健康发展,同时在教学、人才培养和科研上尊重教师的意见,也是体现教师为本的思想。
2.西南联大,从其前身起,几乎历届校长和主要行政长官,都是著名学者,并为某一时期学术文化的代表人物。在他们周围聚集着一大批教师和学生,支持和赞同他们的学术及主张。他们以自身的学术、人格影响着学校的发展,“培养出一种追求真理、热爱自由的优良传统和合乎理性的气氛,来熏陶学生,联大八年始终在这种优良的气氛组成长与发展,”并得到上至各教授,下至普通教职员的拥护和爱戴。
四、西南联大教授会对于现今高校教授会、教授治学的启示
(一)当今高校教授委员会的建立及作用
当今高校教授委员会的形成有其必然的原因,首先,随着时代的发展,国际化趋势日益加强,高校教育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 ,正因为如此,就要求高校的教学、科研实体,还有每一位学者积极的参与到学校的对内管理以及对外的竞争与合作中来;其次,由于高校规模的扩大,就要赋予院(系)自主管理的权力,但这种权力的有效行使必须要依靠科学、规范、有效的机构来完成。另外,现代社会提倡“以人为本”、“科学管理”的思想,这样的基本思想落实到高校中就要求教授、学者在学术及治学上都要发挥他们的智慧和专长,那么综合以上三个因素,当今高校教授会的建立是一种必然趋势,它将有利于现代大学制度的形成。
(二)高校教授委员会实施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目前教授治校理念并没有深入人心。在实践方面,近年来部分高校已设立相关“教授委员会”,有人认为这表明大学对学术本位的认知、学者对学术权力的追求,已经从理念进入操作层面。早在2000年5月,东北师范大学就在学院和系一级成立教授委员会,学院(系)实行教授委员会决策基础上的院长(系主任)负责制,开始实践“党委领导,行政负责,教授治学”的管理体制。教授委员会成为决定院(系)发展规划和教学科研的组织形式,决定学科建设、专业发展和教师队伍建设、职称评定、教师聘任以及经费自主支配使用的决策机构。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苏州大学材料工程学院等院校相继成立了教授委员会,并发挥了相应的作用,但教授会的权力毕竟有其限度。一般而言,大学内部存在着学术和行政两大并行的权力系统,由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我国大学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管理模式,必然就决定了,大学要接受党和政府的双重监督.【4】因此,要处理好高校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对于高校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都存在自身的局限性,学术权力常常带有保守性,学术权力追求民主、平等的价值取向难免会忽略效率,因为大学的外部环境在发生变化,单纯依靠学术权力处理大学事务不太可能。行政权力源于大学的科层组织,照章办事是其基本原则,完全依靠行政权力进行决策难以保证学术决策的科学、合理性。因此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借助行政权力高效率地实现学术目标,借助学术权力提高行政权力决策的科学水平”,才能使大学健康、持续发展。[5]
结合现实,观照西南联大成功的管理经验,我们可以从中找出很多对我国高校管理体制改革和发展有益的启示或借鉴:
1.学习西南联大加大吸收国外学成归来学者,紧跟教育前沿的步伐,争创世界一流大学,有的放矢地派专家学者到教育先进的国家学习和借鉴其管理经验,并且净化学术氛围,彰显学术权力。
2.高校应推进行政管理制度改革
当今,我国的部分高校机构臃肿,行政人员偏多。根据对上海高校的调查:每所拥有学生万人以上的大学,处级单位有100多个(包括校属的院、系、所、中心),处级干部有300~400名,处以下行政人员有1000多名。如此庞大的机关,造成了财力、物力、人才的分散和浪费,导致办学效益差,严重制约了高校的可持续发展。而西南联大专职行政人员并不多,主要靠教授及由教授组成的各种委员会在校务活动中发挥作用。因此高校应借鉴西南联大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加快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步伐,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
3.高校应加大专家治校力度,强化学术权利
目前,我国的许多高校行政领导、管理人员的地位往往高于学术权威,而以教授为代表的教师群体却无法实际地参与到学校的管理中。虽然一些高校也设有各类学术机构,但往往只是虚而不实的“门面”。目前我国的高等院校应借鉴西南联大教授治校的经验,强化高校内部的学术权力,约束和监督行政权力,使得以教授为代表的广大教师能真正参与到对高校事务的全面管理中去,早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授治校。当前有的高校成立的“教授会”在自主管理高校学术事务和监督高校行政事务上有着无可置疑的权威。它完全可以而且应当成为高校学术权力的组织载体,成为以教授为代表的教师群体民主管理高校事务的有效途径。教授会可以充分代表教师的利益,科学地进行学术管理,将注重个性发展、因材施教的思想融人教学管理过程中。
大学教授是一所大学的灵魂所在,教授会这个核心组织更是大学发展的龙头,纵观历史上的知名学府,如西南联合大学取得的成就,可知,教授会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因此,借鉴成功典范必然对当今高校教育改革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见《国众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
[2]于化民 .“一二•一”运动期间西南联大教授会出席情况评析[A].伊继东,周本贞.《西南联大与现代中国研究》[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65.
[3]姚加惠 张亚群.“强强联合”的成功典范———西南联大管理模式及其成因探析[J].现代教育科学,2004(2).
[4]张君辉.中外大学教授委员会的类型与功能比较[J].外国教育研究,2006(4).
[5]邹晓平.现代大学制度下的权力冲突与协调机制分析[J].大学教育科学.2004,(2).
关键词:西南联大;教授会;教授治校;学术权力
西南联大的全称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所大学联合组成。抗日战争爆发后,为躲避战火,保持大学发展命脉,许多沦陷区的高校纷纷内迁,在后方办学,1937年11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西迁至湖南,在长沙组建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4月长沙临时大学再度南迁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三所大学联合组成了全国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虽仅存数年(1937年8月至1946年7月),但成就辉煌,在国内外教育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关于三校的合作,冯友兰先生在其所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有如下精辟论述:“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不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1]精练、准确地概括出三校精诚合作、亲密无间的关系及其联合成功办学的重要意义,而联大的成功,教授会起了重要作用。
一、西南联大教授会
1937年10月4日,校常委会议首先推定了17个学系的教授会主席,负责主持各系系务。学院一级设有院务委员会,由该学院院长、各系教授会主席及教授会代表组成。1938年10月26日,根据国民政府颁布的《大学组织法》,西南联大常委会正式通过了《教授会组织大纲》。12月27日,联大教授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推选参加1938学年度校务会议的教授、副教授代表。自此,教授会成为西南联大学校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开始行使其职能。
联大的机构设置体现教授治校体制,西南联大校一级行政架构,分别设有常务委员会会议、校务会议和教授会三个机构。按照《大学组织法》规定,西南联合大学设有教授会和校务会议。教授会是一个咨询机构,虽不是权力机构,但很有威望,成员包括全校教授、副教授,常务委员会委员和常委会秘书主任为当然成员,经常工作由全校教授推选常委会负责。教授会是校长的得力参谋,也是办学校务得力骨干的资源库。各学院有院教授会,学系有系教授会。各院系教学及管理业务,统由教授会评议,由院长系主任执行实施。院系教授会实际上是院长系主任领导下的民主办学权力机构。
院教授会主席后来改为院长,系教授会主席后改称为系主任,由相应院系教授会民主推选,校务委员会讨论备案,报校长批准任命。
西南联合大学基本沿袭了清华、北大、南开原有三所大学教授治学、校长治校的传统。西南联大的体制和管理的核心是教授组织。西南联大教授治校体制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沿袭了清华的教授会。
二、西南联大教授会运行的作用
西南联大教授云集,人才济济,师资队伍常年稳定在350人左右,教授、副教授就占了教师总数的一半以上,约179人。不仅如此,西南联大的三位常委、常委会秘书主任、总务教务训导三处负责人、校务委员会全体成员、教授会全体成员、数十种专门委员会负责人,都由教授担任。教授会由教授、副教授组成,负责系上的重大事务。西南联大教授会沿袭了原有三校,尤其清华的传统,但有所不同,不同主要在于西南联大教授会的权限有所缩小,其职能主要为审议下列事项:教学及研究事项改进之方案;学生导育之方案;学生毕业成绩及学位之授与;建议于常委会议、校务会议讨论事项;常委会议、校务会议交议事项等。
教授会的会议是不定期举行的。据现存的会议纪录,教授会共召开过31次会议。以学年计,1938年开会1次,1939年开会3次,1940年开会1次,1941年开会5次,1942年3次,1943年2次, 1944年4次, 1945年12次。经统计,一般情况下教授会开会次数不多,但若有重大事情发生时则频繁召开会议,如1945年的11月到12月的一个月,正直“一二•一”运动期间,教授会共开会9次,几乎占8年全部开会总数的三分之一。【2】(p.165)
教授会在教学、科研中的作用更是巨大。在学术管理上,从机构设置到制度的建立,教师的主体地位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尊重。其职责不仅讨论学校的教学、科研等重大问题,还商讨学校的大政方针、重要行政工作和对外事务等,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
三、教授会的地位
(一)在联大行政体系中的位置
在行政管理方面,从最高领导层到行政、后勤、训导等各部门几乎都是依靠教授,作为校长,梅贻琦在主持联大校务工作八年期间,遇到重大的事情总是与另外两位常委商讨,并倚重学校各级机构共同协作解决问题。表现为:在处理日常事务时,他采取“无为而治”,让各个部门各司其职;在需要亲自决策的问题上,他总要听取各方的意见。至于各学院院长、各系主任、各主要行政管理部门领导,都由教授兼任。教务长由教授兼任自不待言,就连学校的总务长也都是由周炳林、杨振生、郑天挺等著名教授先后兼任的。他们顶住外界的种种压力,“依靠教授民主治校”的传统未曾动摇过。[3]
西南联大最高领导机构是校常委会,其常委会主席梅贻琦对校事采取“吾从众”的方针治理。凡遇大事必然召集下设的校务委员会和教授会议进行讨论后,才决定执行,并且给予各处、院、系领导人相当多的自主权,让他们既能负责又可独立的完成管理工作。其中联大的校务委员会的权限很大。如校务委员会所议事项一经形成决议,校常委会就得执行。若常委会有不同意见,或难以执行的事项,校常委会也不能贸然更改,只能交校务会复议。由于校务委员会是全体教授选举出来的教授代表组成,所以有“教授治校”之风。联大教授们对校政、校务不仅献计献策,而且动手出力;不仅是审议和咨询、而且是真正的去管、去做。由于这些教授治学严谨、科研突出,办学经验丰富,再加普遍具有“教育救国”的思想,有为国家培养有用人才的志向,因此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工作热情高涨,所担负的各项工作都做得较为出色。
(二)西南联大教授会运行的成功之处
教授会在西南联大能积极发挥作用,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首先教授治校理念在联大人心中根深蒂固,上到西南联大的校长梅贻琦,始终坚持民主治校学术自由的理念,著名学者竺可桢先生说“教授是大学的灵魂。”教授对于大学相关工作的科学决策关系到整个大学的健康发展,同时在教学、人才培养和科研上尊重教师的意见,也是体现教师为本的思想。
2.西南联大,从其前身起,几乎历届校长和主要行政长官,都是著名学者,并为某一时期学术文化的代表人物。在他们周围聚集着一大批教师和学生,支持和赞同他们的学术及主张。他们以自身的学术、人格影响着学校的发展,“培养出一种追求真理、热爱自由的优良传统和合乎理性的气氛,来熏陶学生,联大八年始终在这种优良的气氛组成长与发展,”并得到上至各教授,下至普通教职员的拥护和爱戴。
四、西南联大教授会对于现今高校教授会、教授治学的启示
(一)当今高校教授委员会的建立及作用
当今高校教授委员会的形成有其必然的原因,首先,随着时代的发展,国际化趋势日益加强,高校教育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 ,正因为如此,就要求高校的教学、科研实体,还有每一位学者积极的参与到学校的对内管理以及对外的竞争与合作中来;其次,由于高校规模的扩大,就要赋予院(系)自主管理的权力,但这种权力的有效行使必须要依靠科学、规范、有效的机构来完成。另外,现代社会提倡“以人为本”、“科学管理”的思想,这样的基本思想落实到高校中就要求教授、学者在学术及治学上都要发挥他们的智慧和专长,那么综合以上三个因素,当今高校教授会的建立是一种必然趋势,它将有利于现代大学制度的形成。
(二)高校教授委员会实施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目前教授治校理念并没有深入人心。在实践方面,近年来部分高校已设立相关“教授委员会”,有人认为这表明大学对学术本位的认知、学者对学术权力的追求,已经从理念进入操作层面。早在2000年5月,东北师范大学就在学院和系一级成立教授委员会,学院(系)实行教授委员会决策基础上的院长(系主任)负责制,开始实践“党委领导,行政负责,教授治学”的管理体制。教授委员会成为决定院(系)发展规划和教学科研的组织形式,决定学科建设、专业发展和教师队伍建设、职称评定、教师聘任以及经费自主支配使用的决策机构。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苏州大学材料工程学院等院校相继成立了教授委员会,并发挥了相应的作用,但教授会的权力毕竟有其限度。一般而言,大学内部存在着学术和行政两大并行的权力系统,由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我国大学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管理模式,必然就决定了,大学要接受党和政府的双重监督.【4】因此,要处理好高校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对于高校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都存在自身的局限性,学术权力常常带有保守性,学术权力追求民主、平等的价值取向难免会忽略效率,因为大学的外部环境在发生变化,单纯依靠学术权力处理大学事务不太可能。行政权力源于大学的科层组织,照章办事是其基本原则,完全依靠行政权力进行决策难以保证学术决策的科学、合理性。因此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借助行政权力高效率地实现学术目标,借助学术权力提高行政权力决策的科学水平”,才能使大学健康、持续发展。[5]
结合现实,观照西南联大成功的管理经验,我们可以从中找出很多对我国高校管理体制改革和发展有益的启示或借鉴:
1.学习西南联大加大吸收国外学成归来学者,紧跟教育前沿的步伐,争创世界一流大学,有的放矢地派专家学者到教育先进的国家学习和借鉴其管理经验,并且净化学术氛围,彰显学术权力。
2.高校应推进行政管理制度改革
当今,我国的部分高校机构臃肿,行政人员偏多。根据对上海高校的调查:每所拥有学生万人以上的大学,处级单位有100多个(包括校属的院、系、所、中心),处级干部有300~400名,处以下行政人员有1000多名。如此庞大的机关,造成了财力、物力、人才的分散和浪费,导致办学效益差,严重制约了高校的可持续发展。而西南联大专职行政人员并不多,主要靠教授及由教授组成的各种委员会在校务活动中发挥作用。因此高校应借鉴西南联大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加快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步伐,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
3.高校应加大专家治校力度,强化学术权利
目前,我国的许多高校行政领导、管理人员的地位往往高于学术权威,而以教授为代表的教师群体却无法实际地参与到学校的管理中。虽然一些高校也设有各类学术机构,但往往只是虚而不实的“门面”。目前我国的高等院校应借鉴西南联大教授治校的经验,强化高校内部的学术权力,约束和监督行政权力,使得以教授为代表的广大教师能真正参与到对高校事务的全面管理中去,早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授治校。当前有的高校成立的“教授会”在自主管理高校学术事务和监督高校行政事务上有着无可置疑的权威。它完全可以而且应当成为高校学术权力的组织载体,成为以教授为代表的教师群体民主管理高校事务的有效途径。教授会可以充分代表教师的利益,科学地进行学术管理,将注重个性发展、因材施教的思想融人教学管理过程中。
大学教授是一所大学的灵魂所在,教授会这个核心组织更是大学发展的龙头,纵观历史上的知名学府,如西南联合大学取得的成就,可知,教授会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因此,借鉴成功典范必然对当今高校教育改革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见《国众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
[2]于化民 .“一二•一”运动期间西南联大教授会出席情况评析[A].伊继东,周本贞.《西南联大与现代中国研究》[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65.
[3]姚加惠 张亚群.“强强联合”的成功典范———西南联大管理模式及其成因探析[J].现代教育科学,2004(2).
[4]张君辉.中外大学教授委员会的类型与功能比较[J].外国教育研究,2006(4).
[5]邹晓平.现代大学制度下的权力冲突与协调机制分析[J].大学教育科学.2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