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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是件有风险的事：它常常无异于一次对自己学识的招供。尤其是那种涉及深刻专业背景的书，最容易暴露出译者在外语水平、知识结构、耐心细致三方面的漏洞。译事本就艰难，一旦有缺陷的译本在成书后白纸黑字呈现于世人面前，再没有比这样难以改正的错误更让人悔恨的了，同时还为批评者提供了武器库。因此，我常觉得敢于接这样的书来译是一件非常需要勇气的事——因为需要忍受和克服的困难很多，而出错的几率却很高。
但有人却真敢这么做。摆在手边的Arthur Waldron《长城：从历史到神话》(石云龙、金鑫荣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就是这样的书，笔者当初听闻此书中译本面世，急匆匆跑到书店买来一睹为快，但读后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不否认本书阐述的观点相当有价值，但中译本的阅读过程却相当不愉快，因为扑入眼帘可商榷的字句错误可说连绵不绝，校对本书耗费了我七八个小时。考虑到这个译本令人失望的程度，它最好还是重译!
全书近百处较为明显的译文错误，我大致将其分为五类(同样的错一般只指出一次)：(一)西人的中文名
这一类译者常采取直译的方式，严格来说并不能算错，只不过涉及的一些人名一般已有更为人所习知的中文译法：
封面：阿瑟·沃尔德隆：按ArthurWaldron有中文名为“林蔚”，书末版权页将其姓误拼为waldon
扉页“罗马化说明”：威德一贾尔斯拼音体系：按Wade-Giles system通译威妥玛拼音
扉页致谢：弗雷德里克·莫特应即Frederic Mote，通译牟复礼(但P116等处又译出了牟复礼之名)；丹尼斯·特维契特当是Deni s Twitchett，中文名崔瑞德，《剑桥中国史》的主编
P3：卡尔·奥古斯特·维特福格尔：按KarlA．wntfogel通作魏复古或魏特夫
P 3：欧文·拉提摩尔：按OwenLattimore即拉铁摩尔
P 3：弗雷德里克·维克曼：按Frederic WakemangP魏斐德
P 4：学者约瑟夫·德圭涅斯：按Joseph de GuignesgP德经
P5：约瑟夫·尼德汉姆：按JosephNeedham即李约瑟
P7：这3位耶稣神父博维特、雷吉斯和雅图：按“耶稣神父”在本段下又作“耶稣会士”，当以后者为是；博维特应即Joachim Bouvet，中文名白晋；雷吉斯当即Jean-Baptiste Regis，中文名雷孝思；雅图即Pierre Jartoux，中文名杜德美
P29：乔治·斯汤顿与巴罗和玛卡特尼第一次代表英国使团去中国旅行：按通译斯当东、马戛尔尼，P271就译为马戛尔尼
P34：奥瑞尔·斯泰恩爵士：按即斯坦因，下注3引其所著《沙漠契丹》应即其名著《沙埋契丹废墟记》(Ruins ofDesert Cathay)，P323又将人名书名分别译为“奥雷尔·斯泰因”、“《沙漠契丹的遗迹》”。P309又有“奥里尔·斯坦在东方土耳其斯坦沙漠发现……”按“斯坦”仍是斯坦因，所谓“东方土耳其斯坦”即新疆
P41：约翰·K·菲尔班克：按John K．FairbankeP费正清
P50：詹姆斯·雷格：按James Legg即理雅各
P264：马蒂奥·里奇：按MatteoRicci即“利玛窦”，奇怪的是，有时译者又译出了明末来华天主教修士的中文名，如P267译出了卫匡国
P264：毕晓普·胡安·冈扎雷斯·德·门德查：按此处bishop并非人名，而指“修士”、“神父”，此人即西班牙人门多萨，著有《大中华帝国志》
(二)中文人名的还原
扉页致谢：张光直误作“张光植”、黄仁宇误作“黄雷”(因其名英文作Ray Huang)，书中前半部分提到黄仁字，仍常误作“黄雷”，但后半部分提到时却译对了，想系两译者彼此并未统一校稿
P6注1：罗泽文应系“罗哲文”之误；“卢耀东《罗马长城》”在P302又作“逯耀东《勒马长城》”，当以后者为是
P51：武陵侯：按系赵武灵王，除了本页两处作“武陵侯”外，全书别处却译对了
P57：北魏及其宰相高允：当即下文提到的“高阁”
P58：《洛阳记忆：杨玄之与失去的都城(493—564)》：按此处人名应作
“杨街之”，所谓“洛阳记忆”，即其名著《洛阳伽蓝记》
P84：甘肃东部有魏翱，武源有李兴和隋羽，朔方有田李。他们与匈奴扶持的皇位继承人陆方结成同盟，今河套地区武源附近稍东的丘源为陆方的首府：按这段错误极多，几个专名依次应作：隗嚣、五原、随昱、田飒、卢芳、九原。在P113中五原更被荒谬地误译为
“婺源”，婺源远在江西，距河套尚有数千里
P94：他的儿子爱犹识理达腊：按当作“爱猷识理达腊”(Ayushiridara)
P97：瓦剌领袖马哈茂德：按《明史》作“马哈木”
P107：密诸卡塔《明代马匹管理研究》：按Mit sukata想系日文“松方”，“马匹管理”应作“马政”
P128：箭内互：按当作箭内亘
P143：白儿加里兰：按当作“乩加思兰”，乩读qie，与“白儿”读音差别甚大
P143：巴图孟克……宣称自己为“大衍(大元)汗”：按《明史》作巴图蒙克、迭延汗
P144：黑尔根：按当系“墨尔根”之误，阿尔泰语言中mergan是男性常用名，意为“神箭手”
P242：[曾铣1567年被谥为“襄愍”]：这一处是正确的，但全书其他地方却都将其谥号误作“襄敏”，如P17O，大概是因书中提到王越谥襄敏而搞混的。
P263：拉希德·阿德·鼎《历史纲要》：按Ra shid-al-Din Hamadani应作“拉施德丁《史集》”
P302：毛元仪《武备志》：按当作“茅元仪”
(三)中国地名的还原
P4：注1《柳树篱笆》，P128注2又将同书译为《柳条栅栏》：按当作“柳条边”
P18：西长城遗址如今在山西韩城：按韩城在陕西而非山西
P18：[秦北方长城]从高厥到鄂尔多斯北部的百灵庙：按高厥当作“高阙”，《史记·匈奴列传》：“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
P36：明朝从没有用“长城”这个术语，而是称之为“边疆”：按“边疆”应作“边墙”
P85：[唐军]驻扎在今狼山附近的分州：按分州当做“丰州”
P85：[三受降城]一座在升州：按当作“胜州”
P8 7：阿里不哥控制着卡拉科伦：按当做“哈拉和林”，此城P101又误译作“喀喇昆仑”
P95：达来卓尔湖(呼伦湖)：按达赉湖(或达来淖尔)在元时名“答儿海子”，但却并非呼伦湖(元时作阔连海子)，此系作者失误
Pl00：五灰岭：当作“灰岭”，见《明史》卷一三o：“北平边塞，东自 永平、蓟州，西至灰岭下”
P101：在辽东，元代开元有驻军：按开元当做“开原”
P113：东蒙古残余逃往埃特斯纳：按“埃特斯纳”当即Etsina，元明时称亦集乃，今额济纳旗
P119：葭州、绥州、延府、庆府，这些都是山西重要地方：按以上四处在明时均属陕西
P144：[青海湖在蒙古语中称]“库库挠尔”：按元时作“颗颗脑儿”，蒙古语“湖”通译为“淖尔”，没有译为“挠尔”的
P148：主要的部队驻地在黄河边上的宣府：按宣府距离黄河尚远，所濒为洋河
P153：位于塔尔木盆地：接通作“塔里木盆地”
P159：呼和浩特被称作“青城”(出自蒙文的“住宅”)：按Hohhot之词尾出自蒙文xot，原意为“城堡、有围墙的城、定居点”
P182：辽东(今满洲里)：按Munchuria是“满洲”(区域名)而非“满洲里”(城市名)。
P190：通往满洲里和高丽国的道路：按当作满洲、朝鲜，1 6世纪“朝鲜”是Korea的正式国名(四)其他历史名词
Pg：《新开门》：按此处原文想应为New Open Door，此语是有特定含义的，Open Door Policy即“门户开放政策”，此处原借以指198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宜译为“新开放政策”
P18：彝族人建造了城墙来抵御泰国：“彝族人”显系“夷人”之误，盖东周时岂有“彝族”存在?文应出自《史记·楚世家》“楚为扦关以距之”，但作者理解似有误。
P48注2：卡姆瑟联邦：按KhamsehConfederacy系指波斯南部法尔斯地区东部的一个游牧部落联盟，并非“联邦”，P307X．译为“哈姆塞赫联盟”
P66：最长的金长城中文称作“外包”：按金代在东北所筑长城称为“界壕”
F96：许多所谓“宽松治理”区域：按当作“羁縻”
P105：明朝的秘密特务力量起初仅是“切薛”[蒙古语kesig的音译]：按当作“怯薛”
P153：正德皇帝更是被人称作“尚武皇帝”：按即“武宗”
P179：“吾恐李孙之忧”：“李孙”显然系“季孙”之误，而同一行前面刚提到了季孙氏。
P211：黄仁宇《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此书中文通译为《万历十五年》
P253：玉台新歌：按当作《玉台新咏》
P261：提到“朝鲜官员崔溥”，但下面注2却又作《崔朴日记：飘洋过海记录》：按崔溥所著书名为《漂海录))
P296：赵翼《二十二史札记》：按当作《廿二史札记》(五)历史资料原文
在本书译后记中，译者石云龙说他为还原历史资料付出了极大努力：“为确保读者读到沃尔德隆所真正想传达给读者的内容，我在翻译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查证工作，即以他的英文为线索，到中国古籍中去查找他所引用的内容，并将原文本原汁原味地奉献给读者。这种工作是很艰难的，有时在别人看来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经过译者艰难的工作，大量被引资料最终以权威的姿态出现在了读者面前。”然而，，事实证明，译本的现实与他所声称的相去甚远。
译者在译后记中还专门举了这么个例子，来说明他是多么认真地进行翻译工作：他一度为Li-yang Wang HsiangMin Kung-chi的复原绞尽脑汁，“这一行拼音一直折磨了我好几个月”，为之郁闷无比；后来“灵感突发”找到了《黎阳王襄敏公疏议诗文辑略》，
“结果发现，这原来是作者的笔误，将它写成了《黎阳王襄敏公辑》”。不幸的事实是：其实作者并未弄错，因为这行拼音对应的是：《黎阳王襄敏公集》；而且译者本不必郁闷这么久——既然他已知王越其人(参P136)，只须查《明史》卷一七一王越本传，可知他是河南浚县人，谥襄敏；即使不知“黎阳”是浚县的古称，只要google一下“王襄敏”，跳出来的前四条都是这本《黎阳王襄敏公集》，前后只须几分钟而已。
正因不善利用或未能细致查阅历史资料，译文出现了许多错讹。其数量之多，在近两年我读的书中罕有其匹，而更遗憾的是译者还作出了那么自信的宣称。在本书中这类疏失也并不少，大致又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作者在原著中已注明原始中文史料出处的，因此假如译者肯花点时间去复查史料出处，本可避免一些错误，更准确地理解原文，甚至纠正作者的一些小过错，但他并未做到：
P52：“《左传》告诉我们，早在公元前568年，秦孝公想要进攻戎、狄部落，遭到大臣卫鞅的反对后被劝阻，因而采用了一种较为平和的方式。”——按：秦孝公生活于前381-前338年，他和卫鞅都是战国时人，显然不可能出现在《春秋左氏传》中；译者要是认真查一下《左传》襄公四年，就可知：实际上那不是秦孝公和卫鞅，而是晋悼公及魏绛。
P55：汉代曹操(死于公元前155年)[此处应为生于公元155年，或公元155-220年，疑原文有误——译注]：按这里原文没错，错的是译者，查《汉书》卷四九，这个提出屯戍策略的并非曹操，而是西汉人晁错。
P63：“唐太宗在表彰他的将军李绩时说，隋炀帝需要筑长城，而他自己只需派遣李绩到平洲——西北战略要地，大部在今陕西境内。”——按：作者已指出这段引自《新唐书》卷九三李勋传，查其原文为：“……治并州十六年，以威肃闻。帝尝曰：‘炀帝不择人守边，劳中国筑长城以备虏。今我用勋守并，突厥不敢南，贤长城远矣!’”因此译者至少错了三处：李绩当作李勋、平洲当作并州，并州在今山西而非陕西。
P85：“从此以后，突厥人无法越过山脉来游牧，朔方再也没有受到过土匪侵掠”——按：原文见((旧唐书》卷九三张仁愿传：“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无复寇掠”，显然此处“寇掠”是动词，而非“土匪侵掠”，’这处似为作者理解失误。
P152：《后汉史》上的经典片段，说太监是“不全之人”，他们“头脑敏捷、巧舌如簧，使用聪明的表演掩盖真相”，因此来“迷惑不明事理的年幼君主”——按：《后汉史》显当作《后汉书》，这里引文见此书卷七八《宦者列传》篇末赞，对应的字句如下：“刑余之丑……或敏才给对，饰巧乱实……故能回惑昏幼，迷瞀视听”。
P152：直到“忠臣被整垮，天坛祈谷坛成为废墟一片”——按：原文见《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语“斯忠贤所以智屈，社稷故其为墟”，原句“社稷”是代指“国家”，所谓“天坛祈谷坛”真是不知所云，此处也应是作者对原文词意有误解所致。
P26O：秦朝和刘宋朝的军事英雄檀道济……的话： “这么说你竞要毁掉你的万里长城!”——按“秦朝”当系“晋朝”之误，檀氏在东晋末已从刘裕起兵，而檀道济语原文出《宋书》卷四三“乃复坏汝万里之长城!”
P27O：所言筑统万城故事也未引 《北史》卷九三原文：“蒸土以筑城，铁锥刺入一寸，即杀作人而并筑之”。
第二类则虽注明了出处，但核查下来却注错了，兹举一例：
Pl04：东胜是“孤立的，偏远的，因此很难坚守”，下注出《明史》卷98，但《明史》卷九八却是艺文志，此文实际上出自《明史》卷一九八杨一清传：“国初舍受降而卫东胜，已失一面之险。其后又辍东胜以就延绥，则以一面而遮千余里之冲”，而且与这里的意思相反，在《明史》原文中，杨一清是主张固守东胜的：
“诚宜复守东胜，因河为固，东接大同，西属宁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归我耕牧，屯田数百万亩，省内地转输，策之上也。如或不能，及今增筑防边，敌来有以待之，犹愈无策。”
第三类则是作者所引文出自二手资料，因此译者如不熟悉相关历史，很难直接查阅原始史料并予以复原。凡遇这类情况，译者基本上都未回译。如P115-116土木堡之变的资料多处都是，因作者一律从牟复礼《土木之变》转引，译者也就不知从《明史》或《明实录》哪些卷去查了——实际上可参看《明史》卷一六七邝垫等传、卷一六九王直传、卷三。四王振传、卷三二八瓦刺传等处：
P115：户部尚书率领一大批官员提交了联合奏章……“军队是暴力工具，战争是危险事务。古代圣人小心谨慎地参展，不会如此莽撞冒险。天子尽管是最受人尊敬的人，但是不要亲临那些危险。我们这些官员尽管最为愚钝，可还是说这个万万不能。”——按：土木堡事变前率群臣进谏的是吏部尚书王直，而非户部尚书，当时户部尚书因附王振已被去职。原文参见《明史》卷一六九王直传：“帝将亲征也先，直率廷臣力谏日：“……今敌肆猖獗，违天悖理，陛下但宜固封疆，申号令，坚壁清野，蓄锐以待之，可图必胜。不必亲御六师，远临塞下。……兵凶战危，臣等以为不可。…文意稍有出入。
P116：在皇帝的车辇走向战场的途中，一名管理大臣扑倒在辇前阻止前行，他恳请说，“陛下可以轻视自己的万尊之躯，然而王朝怎么办，国家怎么办?”——按：此处当出自《明史》卷一六七邝垫传：“诏下，垫上疏言：‘也先入犯，一边将足制之。陛下为宗庙社稷主，奈何不自重。’”但这一上疏却是在出征前，并非战中在车辇前。
P116：末尾两行明军崩溃的场面，原文应出自《明史》卷三二八瓦刺传：“明日，敌见大军止不行，伪退，振遽令移营而南。军方动，也先集骑四面冲之，士卒争先走，行列大乱。敌跳阵而入，六军大溃，死伤数十万。”
其他的地方我已经不想再列举了，否则太占篇幅了，就此打住吧。
译者以怎样的态度对待作品，作品就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广大读者，这是无可避免的规律。笔者不知道译者到底花了多少时间在译事上面，只是从出版的译文来看，其中的错误几乎完全是行外人粗制滥造出来的，专业的译者不参与其间，非专业的译者又完完全全译残了原作。不知道原作者是否知道他的这本书已经被中译了，还是希望他不知道的为好。一本鼎鼎有名的边疆史著作竟然成了这个模样，也是要本事的。
还是一句话，他们竟然敢这么冒险!
但有人却真敢这么做。摆在手边的Arthur Waldron《长城：从历史到神话》(石云龙、金鑫荣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就是这样的书，笔者当初听闻此书中译本面世，急匆匆跑到书店买来一睹为快，但读后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不否认本书阐述的观点相当有价值，但中译本的阅读过程却相当不愉快，因为扑入眼帘可商榷的字句错误可说连绵不绝，校对本书耗费了我七八个小时。考虑到这个译本令人失望的程度，它最好还是重译!
全书近百处较为明显的译文错误，我大致将其分为五类(同样的错一般只指出一次)：(一)西人的中文名
这一类译者常采取直译的方式，严格来说并不能算错，只不过涉及的一些人名一般已有更为人所习知的中文译法：
封面：阿瑟·沃尔德隆：按ArthurWaldron有中文名为“林蔚”，书末版权页将其姓误拼为waldon
扉页“罗马化说明”：威德一贾尔斯拼音体系：按Wade-Giles system通译威妥玛拼音
扉页致谢：弗雷德里克·莫特应即Frederic Mote，通译牟复礼(但P116等处又译出了牟复礼之名)；丹尼斯·特维契特当是Deni s Twitchett，中文名崔瑞德，《剑桥中国史》的主编
P3：卡尔·奥古斯特·维特福格尔：按KarlA．wntfogel通作魏复古或魏特夫
P 3：欧文·拉提摩尔：按OwenLattimore即拉铁摩尔
P 3：弗雷德里克·维克曼：按Frederic WakemangP魏斐德
P 4：学者约瑟夫·德圭涅斯：按Joseph de GuignesgP德经
P5：约瑟夫·尼德汉姆：按JosephNeedham即李约瑟
P7：这3位耶稣神父博维特、雷吉斯和雅图：按“耶稣神父”在本段下又作“耶稣会士”，当以后者为是；博维特应即Joachim Bouvet，中文名白晋；雷吉斯当即Jean-Baptiste Regis，中文名雷孝思；雅图即Pierre Jartoux，中文名杜德美
P29：乔治·斯汤顿与巴罗和玛卡特尼第一次代表英国使团去中国旅行：按通译斯当东、马戛尔尼，P271就译为马戛尔尼
P34：奥瑞尔·斯泰恩爵士：按即斯坦因，下注3引其所著《沙漠契丹》应即其名著《沙埋契丹废墟记》(Ruins ofDesert Cathay)，P323又将人名书名分别译为“奥雷尔·斯泰因”、“《沙漠契丹的遗迹》”。P309又有“奥里尔·斯坦在东方土耳其斯坦沙漠发现……”按“斯坦”仍是斯坦因，所谓“东方土耳其斯坦”即新疆
P41：约翰·K·菲尔班克：按John K．FairbankeP费正清
P50：詹姆斯·雷格：按James Legg即理雅各
P264：马蒂奥·里奇：按MatteoRicci即“利玛窦”，奇怪的是，有时译者又译出了明末来华天主教修士的中文名，如P267译出了卫匡国
P264：毕晓普·胡安·冈扎雷斯·德·门德查：按此处bishop并非人名，而指“修士”、“神父”，此人即西班牙人门多萨，著有《大中华帝国志》
(二)中文人名的还原
扉页致谢：张光直误作“张光植”、黄仁宇误作“黄雷”(因其名英文作Ray Huang)，书中前半部分提到黄仁字，仍常误作“黄雷”，但后半部分提到时却译对了，想系两译者彼此并未统一校稿
P6注1：罗泽文应系“罗哲文”之误；“卢耀东《罗马长城》”在P302又作“逯耀东《勒马长城》”，当以后者为是
P51：武陵侯：按系赵武灵王，除了本页两处作“武陵侯”外，全书别处却译对了
P57：北魏及其宰相高允：当即下文提到的“高阁”
P58：《洛阳记忆：杨玄之与失去的都城(493—564)》：按此处人名应作
“杨街之”，所谓“洛阳记忆”，即其名著《洛阳伽蓝记》
P84：甘肃东部有魏翱，武源有李兴和隋羽，朔方有田李。他们与匈奴扶持的皇位继承人陆方结成同盟，今河套地区武源附近稍东的丘源为陆方的首府：按这段错误极多，几个专名依次应作：隗嚣、五原、随昱、田飒、卢芳、九原。在P113中五原更被荒谬地误译为
“婺源”，婺源远在江西，距河套尚有数千里
P94：他的儿子爱犹识理达腊：按当作“爱猷识理达腊”(Ayushiridara)
P97：瓦剌领袖马哈茂德：按《明史》作“马哈木”
P107：密诸卡塔《明代马匹管理研究》：按Mit sukata想系日文“松方”，“马匹管理”应作“马政”
P128：箭内互：按当作箭内亘
P143：白儿加里兰：按当作“乩加思兰”，乩读qie，与“白儿”读音差别甚大
P143：巴图孟克……宣称自己为“大衍(大元)汗”：按《明史》作巴图蒙克、迭延汗
P144：黑尔根：按当系“墨尔根”之误，阿尔泰语言中mergan是男性常用名，意为“神箭手”
P242：[曾铣1567年被谥为“襄愍”]：这一处是正确的，但全书其他地方却都将其谥号误作“襄敏”，如P17O，大概是因书中提到王越谥襄敏而搞混的。
P263：拉希德·阿德·鼎《历史纲要》：按Ra shid-al-Din Hamadani应作“拉施德丁《史集》”
P302：毛元仪《武备志》：按当作“茅元仪”
(三)中国地名的还原
P4：注1《柳树篱笆》，P128注2又将同书译为《柳条栅栏》：按当作“柳条边”
P18：西长城遗址如今在山西韩城：按韩城在陕西而非山西
P18：[秦北方长城]从高厥到鄂尔多斯北部的百灵庙：按高厥当作“高阙”，《史记·匈奴列传》：“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
P36：明朝从没有用“长城”这个术语，而是称之为“边疆”：按“边疆”应作“边墙”
P85：[唐军]驻扎在今狼山附近的分州：按分州当做“丰州”
P85：[三受降城]一座在升州：按当作“胜州”
P8 7：阿里不哥控制着卡拉科伦：按当做“哈拉和林”，此城P101又误译作“喀喇昆仑”
P95：达来卓尔湖(呼伦湖)：按达赉湖(或达来淖尔)在元时名“答儿海子”，但却并非呼伦湖(元时作阔连海子)，此系作者失误
Pl00：五灰岭：当作“灰岭”，见《明史》卷一三o：“北平边塞，东自 永平、蓟州，西至灰岭下”
P101：在辽东，元代开元有驻军：按开元当做“开原”
P113：东蒙古残余逃往埃特斯纳：按“埃特斯纳”当即Etsina，元明时称亦集乃，今额济纳旗
P119：葭州、绥州、延府、庆府，这些都是山西重要地方：按以上四处在明时均属陕西
P144：[青海湖在蒙古语中称]“库库挠尔”：按元时作“颗颗脑儿”，蒙古语“湖”通译为“淖尔”，没有译为“挠尔”的
P148：主要的部队驻地在黄河边上的宣府：按宣府距离黄河尚远，所濒为洋河
P153：位于塔尔木盆地：接通作“塔里木盆地”
P159：呼和浩特被称作“青城”(出自蒙文的“住宅”)：按Hohhot之词尾出自蒙文xot，原意为“城堡、有围墙的城、定居点”
P182：辽东(今满洲里)：按Munchuria是“满洲”(区域名)而非“满洲里”(城市名)。
P190：通往满洲里和高丽国的道路：按当作满洲、朝鲜，1 6世纪“朝鲜”是Korea的正式国名(四)其他历史名词
Pg：《新开门》：按此处原文想应为New Open Door，此语是有特定含义的，Open Door Policy即“门户开放政策”，此处原借以指198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宜译为“新开放政策”
P18：彝族人建造了城墙来抵御泰国：“彝族人”显系“夷人”之误，盖东周时岂有“彝族”存在?文应出自《史记·楚世家》“楚为扦关以距之”，但作者理解似有误。
P48注2：卡姆瑟联邦：按KhamsehConfederacy系指波斯南部法尔斯地区东部的一个游牧部落联盟，并非“联邦”，P307X．译为“哈姆塞赫联盟”
P66：最长的金长城中文称作“外包”：按金代在东北所筑长城称为“界壕”
F96：许多所谓“宽松治理”区域：按当作“羁縻”
P105：明朝的秘密特务力量起初仅是“切薛”[蒙古语kesig的音译]：按当作“怯薛”
P153：正德皇帝更是被人称作“尚武皇帝”：按即“武宗”
P179：“吾恐李孙之忧”：“李孙”显然系“季孙”之误，而同一行前面刚提到了季孙氏。
P211：黄仁宇《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此书中文通译为《万历十五年》
P253：玉台新歌：按当作《玉台新咏》
P261：提到“朝鲜官员崔溥”，但下面注2却又作《崔朴日记：飘洋过海记录》：按崔溥所著书名为《漂海录))
P296：赵翼《二十二史札记》：按当作《廿二史札记》(五)历史资料原文
在本书译后记中，译者石云龙说他为还原历史资料付出了极大努力：“为确保读者读到沃尔德隆所真正想传达给读者的内容，我在翻译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查证工作，即以他的英文为线索，到中国古籍中去查找他所引用的内容，并将原文本原汁原味地奉献给读者。这种工作是很艰难的，有时在别人看来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经过译者艰难的工作，大量被引资料最终以权威的姿态出现在了读者面前。”然而，，事实证明，译本的现实与他所声称的相去甚远。
译者在译后记中还专门举了这么个例子，来说明他是多么认真地进行翻译工作：他一度为Li-yang Wang HsiangMin Kung-chi的复原绞尽脑汁，“这一行拼音一直折磨了我好几个月”，为之郁闷无比；后来“灵感突发”找到了《黎阳王襄敏公疏议诗文辑略》，
“结果发现，这原来是作者的笔误，将它写成了《黎阳王襄敏公辑》”。不幸的事实是：其实作者并未弄错，因为这行拼音对应的是：《黎阳王襄敏公集》；而且译者本不必郁闷这么久——既然他已知王越其人(参P136)，只须查《明史》卷一七一王越本传，可知他是河南浚县人，谥襄敏；即使不知“黎阳”是浚县的古称，只要google一下“王襄敏”，跳出来的前四条都是这本《黎阳王襄敏公集》，前后只须几分钟而已。
正因不善利用或未能细致查阅历史资料，译文出现了许多错讹。其数量之多，在近两年我读的书中罕有其匹，而更遗憾的是译者还作出了那么自信的宣称。在本书中这类疏失也并不少，大致又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作者在原著中已注明原始中文史料出处的，因此假如译者肯花点时间去复查史料出处，本可避免一些错误，更准确地理解原文，甚至纠正作者的一些小过错，但他并未做到：
P52：“《左传》告诉我们，早在公元前568年，秦孝公想要进攻戎、狄部落，遭到大臣卫鞅的反对后被劝阻，因而采用了一种较为平和的方式。”——按：秦孝公生活于前381-前338年，他和卫鞅都是战国时人，显然不可能出现在《春秋左氏传》中；译者要是认真查一下《左传》襄公四年，就可知：实际上那不是秦孝公和卫鞅，而是晋悼公及魏绛。
P55：汉代曹操(死于公元前155年)[此处应为生于公元155年，或公元155-220年，疑原文有误——译注]：按这里原文没错，错的是译者，查《汉书》卷四九，这个提出屯戍策略的并非曹操，而是西汉人晁错。
P63：“唐太宗在表彰他的将军李绩时说，隋炀帝需要筑长城，而他自己只需派遣李绩到平洲——西北战略要地，大部在今陕西境内。”——按：作者已指出这段引自《新唐书》卷九三李勋传，查其原文为：“……治并州十六年，以威肃闻。帝尝曰：‘炀帝不择人守边，劳中国筑长城以备虏。今我用勋守并，突厥不敢南，贤长城远矣!’”因此译者至少错了三处：李绩当作李勋、平洲当作并州，并州在今山西而非陕西。
P85：“从此以后，突厥人无法越过山脉来游牧，朔方再也没有受到过土匪侵掠”——按：原文见((旧唐书》卷九三张仁愿传：“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无复寇掠”，显然此处“寇掠”是动词，而非“土匪侵掠”，’这处似为作者理解失误。
P152：《后汉史》上的经典片段，说太监是“不全之人”，他们“头脑敏捷、巧舌如簧，使用聪明的表演掩盖真相”，因此来“迷惑不明事理的年幼君主”——按：《后汉史》显当作《后汉书》，这里引文见此书卷七八《宦者列传》篇末赞，对应的字句如下：“刑余之丑……或敏才给对，饰巧乱实……故能回惑昏幼，迷瞀视听”。
P152：直到“忠臣被整垮，天坛祈谷坛成为废墟一片”——按：原文见《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语“斯忠贤所以智屈，社稷故其为墟”，原句“社稷”是代指“国家”，所谓“天坛祈谷坛”真是不知所云，此处也应是作者对原文词意有误解所致。
P26O：秦朝和刘宋朝的军事英雄檀道济……的话： “这么说你竞要毁掉你的万里长城!”——按“秦朝”当系“晋朝”之误，檀氏在东晋末已从刘裕起兵，而檀道济语原文出《宋书》卷四三“乃复坏汝万里之长城!”
P27O：所言筑统万城故事也未引 《北史》卷九三原文：“蒸土以筑城，铁锥刺入一寸，即杀作人而并筑之”。
第二类则虽注明了出处，但核查下来却注错了，兹举一例：
Pl04：东胜是“孤立的，偏远的，因此很难坚守”，下注出《明史》卷98，但《明史》卷九八却是艺文志，此文实际上出自《明史》卷一九八杨一清传：“国初舍受降而卫东胜，已失一面之险。其后又辍东胜以就延绥，则以一面而遮千余里之冲”，而且与这里的意思相反，在《明史》原文中，杨一清是主张固守东胜的：
“诚宜复守东胜，因河为固，东接大同，西属宁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归我耕牧，屯田数百万亩，省内地转输，策之上也。如或不能，及今增筑防边，敌来有以待之，犹愈无策。”
第三类则是作者所引文出自二手资料，因此译者如不熟悉相关历史，很难直接查阅原始史料并予以复原。凡遇这类情况，译者基本上都未回译。如P115-116土木堡之变的资料多处都是，因作者一律从牟复礼《土木之变》转引，译者也就不知从《明史》或《明实录》哪些卷去查了——实际上可参看《明史》卷一六七邝垫等传、卷一六九王直传、卷三。四王振传、卷三二八瓦刺传等处：
P115：户部尚书率领一大批官员提交了联合奏章……“军队是暴力工具，战争是危险事务。古代圣人小心谨慎地参展，不会如此莽撞冒险。天子尽管是最受人尊敬的人，但是不要亲临那些危险。我们这些官员尽管最为愚钝，可还是说这个万万不能。”——按：土木堡事变前率群臣进谏的是吏部尚书王直，而非户部尚书，当时户部尚书因附王振已被去职。原文参见《明史》卷一六九王直传：“帝将亲征也先，直率廷臣力谏日：“……今敌肆猖獗，违天悖理，陛下但宜固封疆，申号令，坚壁清野，蓄锐以待之，可图必胜。不必亲御六师，远临塞下。……兵凶战危，臣等以为不可。…文意稍有出入。
P116：在皇帝的车辇走向战场的途中，一名管理大臣扑倒在辇前阻止前行，他恳请说，“陛下可以轻视自己的万尊之躯，然而王朝怎么办，国家怎么办?”——按：此处当出自《明史》卷一六七邝垫传：“诏下，垫上疏言：‘也先入犯，一边将足制之。陛下为宗庙社稷主，奈何不自重。’”但这一上疏却是在出征前，并非战中在车辇前。
P116：末尾两行明军崩溃的场面，原文应出自《明史》卷三二八瓦刺传：“明日，敌见大军止不行，伪退，振遽令移营而南。军方动，也先集骑四面冲之，士卒争先走，行列大乱。敌跳阵而入，六军大溃，死伤数十万。”
其他的地方我已经不想再列举了，否则太占篇幅了，就此打住吧。
译者以怎样的态度对待作品，作品就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广大读者，这是无可避免的规律。笔者不知道译者到底花了多少时间在译事上面，只是从出版的译文来看，其中的错误几乎完全是行外人粗制滥造出来的，专业的译者不参与其间，非专业的译者又完完全全译残了原作。不知道原作者是否知道他的这本书已经被中译了，还是希望他不知道的为好。一本鼎鼎有名的边疆史著作竟然成了这个模样，也是要本事的。
还是一句话，他们竟然敢这么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