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近日对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负责人武书连于2004年和2006年先后受邀到成都理工大学作讲座，收取“赞助费”进行了调查。而武书连在自己博客中马上承认，“应成都理工大学的邀请，为了学校的长远建设和发展，我为该校做了两次有偿诊断和咨询”，但辩驳，这不是个人收入，而是法人收入。他认为那些“试图把对大学正常的诊断咨询划为‘潜规则’和‘赞助费’”的行为，是为了“混淆视听，继而推翻大学排名”。
　　这是继前不久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公开质疑大学排行榜制作者索取赞助费后，大学排行榜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虽然武书连一如继往地“回应”以中立、公正，但，大学排行榜的公信力遭遇空前质疑，几至冰点。
　　据此，有人提出，应该取消大学排行榜。其理由大致有二，一是我国的诚信环境不允许，大学排行榜的制作，基本依据是各高校的数据，现实环境中，正是数据存在客观性、准确性、滞后性等问题，给排行榜制作者的“潜规则”提供了空间；二是我国大学管理体制尚不成熟，在大学办学历史已经几百年的美国，每每大学排行榜发布，都会引起争议，更何况在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尚未构建，基本的大学理念，诸如大学之大在不在于规模之“大”、要大楼还是要大师，人才培养重要还是科研重要等等，尚在众说纷纭之中，大学排行榜的鱼目混珠也就难以避免。
　　另一种声音与之呼应，即取消民间大学排行榜，呼吁政府“权威部门”制作大学排行榜，给予大学权威的排名评价。
　　在笔者看来，那些要求政府部门排名的人士，肯定不了解大学行政评估对大学教育所带来的伤害，如果真由政府来排名，其结局只会比现在更糟，权力寻租明目张胆，各种弄虚作假、形式主义更难防范。而取消民间大学排名的建议，也只是一厢情愿，道理很简单，即便诚信环境堪忧、教育制度不成熟，并不表明所有的大学排名，“天生”就缺乏公信力，如果相关机构能始终坚持公信力、坚持正确的高等教育发展理念，客观排名，其对眼下的大学发展，也很有意义。
　　问题就在于，大学排行榜怎样才能具有公信力？沿着制约大学排行榜公信力的因素反推，其途径有三：
　　首先，加大教育信息公开力度。与其要教育行政部门主导排行榜，不如要求教育行政部门主动公开教育信息。在美国，联邦教育部的一项重要职责是，收集、调查教育信息，提供给学校和受教育者，为学校调整辦学以及受教育者选择学校服务。对于大学来说，所有办学信息公开，学校和学院，有什么收入、具体开支如何，不但要报告学校理事会（私立学校为董事会），还要接受教师委员会和学生委员会的监督。在信息公开的环境中，以数据为基础的大学排行榜，很难在公开数据上做手脚。今年4月，我国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实施办法》规定，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高校上级主管部门和高校应当建立健全高校信息公开工作责任追究制度。高校不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违反规定收取费用，在学校信息公开工作中隐瞒或者捏造事实等行为，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高校上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高校直接负责的主管领导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笔者期望，大学能真正建立保障信息准确、全面公开的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之下，包括请排行榜机构来做“咨询”的费用开支，也必须公开，“潜规则”的空间将从根本上得到制约。
　　其次，建立大学排行榜行业规范。从学术研究角度说，任何学者都可以研究大学排名，但是，发布大学排名，却不仅仅是学术研究，而是一种商业行为，因为，无论将大学排行榜制作成图书，或是在媒体发布，其本身就产生商业利益（图书销售收入、报纸发行量和网络点击率），而被大学排行榜排名的大学，也可将大学排名作为招生、争取合作者的一种宣传。从商业角度看，排行榜制作者，必须遵守相关法律的规定，而对管理部门来说，则有必要对进行排名的机构资质进行认定。当前，由于缺乏对大学排行机构资质审查，也缺乏对大学排行榜内容的监督，往往某个机构、几个学者，联合一家媒体（或网站、或杂志、或报纸）就可以搞排行榜，让大学排行走向无序。
　　再次，严厉打击排行榜中的“潜规则”。如前所述，大学排行榜，虽有学术研究色彩，但其实也是“商业产品”，因此，对于通过各种形式的赞助（包括学术报告、咨询），达成大学与排行机构的交易的行为，都应该以涉嫌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商业贿赂进行调查，决不能纵容这种交易行为。
　　也许有人说，大学排行榜制作，如不收赞助费（好听的名义是进行“大学发展咨询”）将很难生存，以及更好发展，但是，并没有人强迫排行机构进入这个领域。你要进入这个领域，就只能以公信力立足和竞争。只要排行榜机构自身立得正，以良好的公信力赢得信任，与其相关的市场和商业价值是非常乐观的。而那种盯着眼下利益，急于靠“排行榜”本身牟利，无异于“杀鸡取卵”。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