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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费孝通曾说：“集约种植五谷作物的农民构成了中国绝大多数的人口，他们是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深厚基础。”以此为据，他指出：“要认识中国社会，认识中国人，不认识农民生活，不认识农村经济是不行的。”虽然距离费老此言已经过去了数十年的光阴，但时移势未迁，我们今天在寻求社会变革与发展出路时，依然要回到“乡土”这一中国传统之根基上来，因为这一传统依然存在并将长期存在于现实中：一是由于农村人口目前在中国人口基数中的绝对比率;二是从环境支撑能力来看，中国的资源环境维持现下8.3亿的城市人口的资源环境已不可持续。也就是说，即使从发展的角度讲，农村人口也需要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比例上。由此可见，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和“乡土”息息相关、难以分离。那么像费老所言，对此传统有所“自觉”，就是我们当下必然面临的一个文化命题，费先生写于20世纪40年代末的《乡土中国》对于人们了解乡土传统的形成和特点大有帮助。书作虽薄，但是内容很“厚”，深入浅出地对中国基层文化和社会结构做了系统、详细的介绍，告诉读者为什么中国会有这样的文化和传统。
关键词：传统困境;文化原创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9-05-21 文章编号：1674-120X（2019）29-0121-02
一、《乡土中国》里的乡土传统
关于中国的“乡土性”，并非来自中国人对自身的发掘，而是由一位美国政治学家古德诺在上个世纪初通过与西方文明的比较率先提出的。中西文化的碰撞，其他文化对我们的关照使我们开始对自己的形象产生自识。而最先映人我们眼帘中的便是“工业”造就的发达和“农业”产生的贫弱，由此得出的便是“乡土”导致中国一无是处的结论。从那时起，暗示着落后的“乡土”便成了“中国”的指称，也酝酿着中国人对于乡村基层的文化重建和社会改造的冲动，这是一种源于耻辱的冲动。
当社会已经普遍拥有并承认了这种文化自卑感的时候，费孝通则通过“行行复行行”后的思考，对“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一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在费孝通看来，“任何文化都是根据当地人民在社会中生活的必需条件而发生的。”因而乡土传统并非是落后愚昧的。乡土传统有其独特的个性，并且它的特征、结构和功能都有产生的必然——“土”。我们的文化源自土地，自然带着土性，我们的文明“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乡土文化的经济生产依附于土地，“土性”也自然渗透进了社会的各个层面里。
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来讲，乡土社会安土重迁，拒绝流动;从人际关系上而言，则造成了人们活动范围上的地域限制，村民们往往终老是乡，彼此熟悉。这两个层面上的缺乏变动就造成了乡土社会的本质特点——稳定，如土地般的稳定。而缺乏变动的文化则使长幼之间发生了社会的差次，年长的对年幼的具有了强制的权利，这便产生了血缘社会的基础。而血缘造成的是社会结构时间上的稳定，父死子继，代代如此。乡土社会结构在时空和心理上的三重凝固，便是费孝通分析乡土社会的人际生活、政治法律和道德标准的基础。
在政治统治方面，稳定性体现在“礼治秩序”“无讼”和“长老统治”上。所谓“礼”，是指社会公认合适的行为规范，它与“法”不同的地方在于“法”是依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而维持“礼”这种规范的则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因乡土社会的稳定，人们所生活的环境几乎代代相似，这就使得经验有了持久的可靠性，成为人们代代相守的秩序。掌握好“礼治秩序”，人们便可在社会中“不逾矩”地生活，而一旦产生争端，必然会逾越了“礼治”，这是没有教化的体现。
费孝通先生对于“乡土中国”社会特征的表述抛弃了城市人的偏见和西方标准的误导，而让我们对乡土传统有了客观的认识。但是这部写于上世界四十年代的书毕竟只能代表那个年代对“乡土中国”的分析。在我们社会的急速变迁中，在乡土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已经开始抛离乡土社会。但传统是否会那般轻易地消失呢？
二、传统困境和文化原创
（一）从“差序格局”到利益链条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之下，经济利益业已成为连接亲属家庭联系和合作的一条重要纽带，亲属家庭除了沟通感情以外，更主要的是为了在经济上能够更有效地合作以获得利益，当关系推广到亲属之外时，利益更是成为决定人际关系亲疏的一个决定性要素。不过根深蒂固的差序格局并未瓦解，只是衍生出了一根坚固的利益链条。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并非是按照规矩做事，而是根据个人的利益处理人际关系的亲疏和公共事务。地方政治的权力网便由此产生，而以往道德的感情基础也难以维系。这种利益上的差序格局产生了道德危机，也给贪腐提供了文化土壤。
（二）从“无讼”到上访潮
乡土社会是“无讼”的，但是随着代表国家和地方权威的村级机构代替了长老统治来行使公共权力时，却出现了令人惊异的上访潮。这一部分一方面是由于以利益关系和亲疏为标准的“差序格局”的存在导致了权力滥用和赏罚不公的出现。另一方面由于乡民们对于法的无知，在他们的认识中，司法和行政仍是不相分的。乡民们的经验仍停留在依赖“长老统治”的裁决上，对于权力机关加之在他们身上的不公，他們所采取的措施便是越级上访，而不是诉诸法律。
（三）从“乡土本色”到“城市盲流”
“乡村不如城，村民低一等。”这是目前中国普遍的一种“心照不宣”的社会常识。在这个常识驱动下，大量村民拥挤进城，成了处在城市和乡村边缘的“农民工”。在这些农村移民中，87%没有达到初中毕业的水平，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农村移民无法和城市居民竞争工作岗位，而只能做城市居民不愿做的工作，如建筑工和保姆。这些农民工“离乡又离土”，成为既被城市体制外化、底层化，同时又被农村边缘化的“中间人”，处在了一个尴尬的社会地位上。他们无法融入城市，而安土重迁的观念也使得他们将自己的家人，多是老人和儿童留在了家中，造成了现在社会普遍关注的“空巢老人和儿童”的现象。“留”与“走”之间，他们盲目而无力抉择。在城市中，他们无力负担市内的高价房租，也想在新的地方创造熟悉的环境而和老乡居住在一起，这些农民工在城市和郊区间形成了一个个杂乱的居住区，成了城市管理的死角。 在我们思维定式中有一个共识，小农经济是落后的经济因素，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事实并非如此。小农经济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有着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积极意义，姚洋在《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中有着详细的论述。
首先，中国当下的经济成功，一部分原因来自中国的劳动力素质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高。而中国较高的劳动力素质是和中国小农体系相关的：中国历史上人多地少的特点决定了物质资本的匮乏，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农民必须挖掘人力的潜力，其方式就是提高人力的质量，但这与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成反比的规律相违背。对此，姚洋解释：“小农体系下的不同分工格局是解决这个悖论的钥匙。”“东亚小农体系下的劳动分工是不明显的，一个小农家庭就是一个完整的生产单位。这在经济学上叫作多任务问题，要解决这样的多任務问题，需要丰厚的人力资本积累。这种积累不一定是教育，而更多的是干中学道德经验。”
其次，小农体系为工业化提供了一种社会保障机制，从而降低了工业化的成本。这是因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充分保证了农村的基本营养需要，而土地保障的成本很低，国家无须为之付费。同时土地保障有利于农民的兼业工业化，而这非常有利于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工业化。
再次，小农经济保证了中国的渐进的城市化。小农体系提高了农民的保留效用，城市虽然收入水平较高，但事业风险也高，还时常发生拿不到工资的现象。同时，小农体系也为经济危机提供了缓冲，亚洲经济危机影响最大的1998年，有约四分之一的农民工失去了工作，但却没有引起像其他国家一样大的社会动荡，这是因为小农经济对这些农民的收容。这就使得中国的城市化可以不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般无序：安土重迁的农民不会一下子涌人城市，而小农体系的失业保障也使加速城市化进程不会加重社会的财政负担。
而在社会管理方面，“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也展现出了它的生命力。近来十分流行的社会基层管理“扁平化”理论就体现了这一点。所谓社会基层组织“扁平化”，是指城市基层或者撤销区，或者撤销街道，通过纵向压缩管理层级、横向整合职责与减少管理部门，增加管理幅度。而当管理层次减少而管理幅度增加时，金字塔状的组织形式就被“压缩”，成为扁平状的组织形式。但“扁平化”有一个最大的困扰，就是原来街道等单位的诸多事务不知道如何应付。针对这一问题，政府采取的对策是加强社区的服务能力，并且购买一些非政府组织的服务。社区和非政府组织的维持是非营利的，尤其是社区服务，这就要求有人情来维持这种相互间的权利和义务的平衡，而不能单纯依靠精密的计算和冷静的理性。而乡土社会中的“熟人社会”正好弥补了这一点。
三、如何对待
就现状而言，笔者认为，我们对于乡土传统的态度应当是褒过于贬。在民众的普遍心态中，这些传统已经是属于过去时代的陋习和国民劣根性，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这些传统会自然而然地消失。但这是出于对西方发展道路的迷信。我们应当意识到，对于传统的背离并非是历史的进步。这些传统是历史流传下来的文化，而文化是为了人更好地生存而设的，这也是费老在《乡土中国》里所委婉表露的态度： “乡土社会是个传统社会，传统就是经验的积累，能积累就是说经得起自然选择的。不论行为者对于这套方式怎样说法，它们必然是有助于生存的。”
因此，我们要更加注重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的实际情况，让知识从实践与调查中来，切切实实谈问题谈解决的思路。从概念到概念的“书斋里的革命”解决不了中国的实际问题，看过几本西方的著作就以西方的概念来指手画脚中国之事也非理性。这是费孝通先生的愿望，也是我们目前的期待。
参考文献：
[1]刘守英，王一鸽.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中国转型的乡村变迁视角[J].管理世界，2018，34（10）：128-146，232.
[2]李迎成.后乡土中国：审视城市时代农村发展的困境与转型[J].城市规划学刊，2014（4）：46-51.
作者简介：刘颖，女，甘肃兰州人，甘肃省水利水电学校教师，讲师，本科，研究方向：语文教学及教学管理。
关键词：传统困境;文化原创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9-05-21 文章编号：1674-120X（2019）29-0121-02
一、《乡土中国》里的乡土传统
关于中国的“乡土性”，并非来自中国人对自身的发掘，而是由一位美国政治学家古德诺在上个世纪初通过与西方文明的比较率先提出的。中西文化的碰撞，其他文化对我们的关照使我们开始对自己的形象产生自识。而最先映人我们眼帘中的便是“工业”造就的发达和“农业”产生的贫弱，由此得出的便是“乡土”导致中国一无是处的结论。从那时起，暗示着落后的“乡土”便成了“中国”的指称，也酝酿着中国人对于乡村基层的文化重建和社会改造的冲动，这是一种源于耻辱的冲动。
当社会已经普遍拥有并承认了这种文化自卑感的时候，费孝通则通过“行行复行行”后的思考，对“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一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在费孝通看来，“任何文化都是根据当地人民在社会中生活的必需条件而发生的。”因而乡土传统并非是落后愚昧的。乡土传统有其独特的个性，并且它的特征、结构和功能都有产生的必然——“土”。我们的文化源自土地，自然带着土性，我们的文明“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乡土文化的经济生产依附于土地，“土性”也自然渗透进了社会的各个层面里。
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来讲，乡土社会安土重迁，拒绝流动;从人际关系上而言，则造成了人们活动范围上的地域限制，村民们往往终老是乡，彼此熟悉。这两个层面上的缺乏变动就造成了乡土社会的本质特点——稳定，如土地般的稳定。而缺乏变动的文化则使长幼之间发生了社会的差次，年长的对年幼的具有了强制的权利，这便产生了血缘社会的基础。而血缘造成的是社会结构时间上的稳定，父死子继，代代如此。乡土社会结构在时空和心理上的三重凝固，便是费孝通分析乡土社会的人际生活、政治法律和道德标准的基础。
在政治统治方面，稳定性体现在“礼治秩序”“无讼”和“长老统治”上。所谓“礼”，是指社会公认合适的行为规范，它与“法”不同的地方在于“法”是依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而维持“礼”这种规范的则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因乡土社会的稳定，人们所生活的环境几乎代代相似，这就使得经验有了持久的可靠性，成为人们代代相守的秩序。掌握好“礼治秩序”，人们便可在社会中“不逾矩”地生活，而一旦产生争端，必然会逾越了“礼治”，这是没有教化的体现。
费孝通先生对于“乡土中国”社会特征的表述抛弃了城市人的偏见和西方标准的误导，而让我们对乡土传统有了客观的认识。但是这部写于上世界四十年代的书毕竟只能代表那个年代对“乡土中国”的分析。在我们社会的急速变迁中，在乡土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已经开始抛离乡土社会。但传统是否会那般轻易地消失呢？
二、传统困境和文化原创
（一）从“差序格局”到利益链条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之下，经济利益业已成为连接亲属家庭联系和合作的一条重要纽带，亲属家庭除了沟通感情以外，更主要的是为了在经济上能够更有效地合作以获得利益，当关系推广到亲属之外时，利益更是成为决定人际关系亲疏的一个决定性要素。不过根深蒂固的差序格局并未瓦解，只是衍生出了一根坚固的利益链条。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并非是按照规矩做事，而是根据个人的利益处理人际关系的亲疏和公共事务。地方政治的权力网便由此产生，而以往道德的感情基础也难以维系。这种利益上的差序格局产生了道德危机，也给贪腐提供了文化土壤。
（二）从“无讼”到上访潮
乡土社会是“无讼”的，但是随着代表国家和地方权威的村级机构代替了长老统治来行使公共权力时，却出现了令人惊异的上访潮。这一部分一方面是由于以利益关系和亲疏为标准的“差序格局”的存在导致了权力滥用和赏罚不公的出现。另一方面由于乡民们对于法的无知，在他们的认识中，司法和行政仍是不相分的。乡民们的经验仍停留在依赖“长老统治”的裁决上，对于权力机关加之在他们身上的不公，他們所采取的措施便是越级上访，而不是诉诸法律。
（三）从“乡土本色”到“城市盲流”
“乡村不如城，村民低一等。”这是目前中国普遍的一种“心照不宣”的社会常识。在这个常识驱动下，大量村民拥挤进城，成了处在城市和乡村边缘的“农民工”。在这些农村移民中，87%没有达到初中毕业的水平，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农村移民无法和城市居民竞争工作岗位，而只能做城市居民不愿做的工作，如建筑工和保姆。这些农民工“离乡又离土”，成为既被城市体制外化、底层化，同时又被农村边缘化的“中间人”，处在了一个尴尬的社会地位上。他们无法融入城市，而安土重迁的观念也使得他们将自己的家人，多是老人和儿童留在了家中，造成了现在社会普遍关注的“空巢老人和儿童”的现象。“留”与“走”之间，他们盲目而无力抉择。在城市中，他们无力负担市内的高价房租，也想在新的地方创造熟悉的环境而和老乡居住在一起，这些农民工在城市和郊区间形成了一个个杂乱的居住区，成了城市管理的死角。 在我们思维定式中有一个共识，小农经济是落后的经济因素，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事实并非如此。小农经济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有着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积极意义，姚洋在《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中有着详细的论述。
首先，中国当下的经济成功，一部分原因来自中国的劳动力素质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高。而中国较高的劳动力素质是和中国小农体系相关的：中国历史上人多地少的特点决定了物质资本的匮乏，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农民必须挖掘人力的潜力，其方式就是提高人力的质量，但这与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成反比的规律相违背。对此，姚洋解释：“小农体系下的不同分工格局是解决这个悖论的钥匙。”“东亚小农体系下的劳动分工是不明显的，一个小农家庭就是一个完整的生产单位。这在经济学上叫作多任务问题，要解决这样的多任務问题，需要丰厚的人力资本积累。这种积累不一定是教育，而更多的是干中学道德经验。”
其次，小农体系为工业化提供了一种社会保障机制，从而降低了工业化的成本。这是因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充分保证了农村的基本营养需要，而土地保障的成本很低，国家无须为之付费。同时土地保障有利于农民的兼业工业化，而这非常有利于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工业化。
再次，小农经济保证了中国的渐进的城市化。小农体系提高了农民的保留效用，城市虽然收入水平较高，但事业风险也高，还时常发生拿不到工资的现象。同时，小农体系也为经济危机提供了缓冲，亚洲经济危机影响最大的1998年，有约四分之一的农民工失去了工作，但却没有引起像其他国家一样大的社会动荡，这是因为小农经济对这些农民的收容。这就使得中国的城市化可以不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般无序：安土重迁的农民不会一下子涌人城市，而小农体系的失业保障也使加速城市化进程不会加重社会的财政负担。
而在社会管理方面，“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也展现出了它的生命力。近来十分流行的社会基层管理“扁平化”理论就体现了这一点。所谓社会基层组织“扁平化”，是指城市基层或者撤销区，或者撤销街道，通过纵向压缩管理层级、横向整合职责与减少管理部门，增加管理幅度。而当管理层次减少而管理幅度增加时，金字塔状的组织形式就被“压缩”，成为扁平状的组织形式。但“扁平化”有一个最大的困扰，就是原来街道等单位的诸多事务不知道如何应付。针对这一问题，政府采取的对策是加强社区的服务能力，并且购买一些非政府组织的服务。社区和非政府组织的维持是非营利的，尤其是社区服务，这就要求有人情来维持这种相互间的权利和义务的平衡，而不能单纯依靠精密的计算和冷静的理性。而乡土社会中的“熟人社会”正好弥补了这一点。
三、如何对待
就现状而言，笔者认为，我们对于乡土传统的态度应当是褒过于贬。在民众的普遍心态中，这些传统已经是属于过去时代的陋习和国民劣根性，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这些传统会自然而然地消失。但这是出于对西方发展道路的迷信。我们应当意识到，对于传统的背离并非是历史的进步。这些传统是历史流传下来的文化，而文化是为了人更好地生存而设的，这也是费老在《乡土中国》里所委婉表露的态度： “乡土社会是个传统社会，传统就是经验的积累，能积累就是说经得起自然选择的。不论行为者对于这套方式怎样说法，它们必然是有助于生存的。”
因此，我们要更加注重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的实际情况，让知识从实践与调查中来，切切实实谈问题谈解决的思路。从概念到概念的“书斋里的革命”解决不了中国的实际问题，看过几本西方的著作就以西方的概念来指手画脚中国之事也非理性。这是费孝通先生的愿望，也是我们目前的期待。
参考文献：
[1]刘守英，王一鸽.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中国转型的乡村变迁视角[J].管理世界，2018，34（10）：128-146，232.
[2]李迎成.后乡土中国：审视城市时代农村发展的困境与转型[J].城市规划学刊，2014（4）：46-51.
作者简介：刘颖，女，甘肃兰州人，甘肃省水利水电学校教师，讲师，本科，研究方向：语文教学及教学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