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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毗邻地区的经济，表现为区域经济的非协调性和边缘性，而地方政府又是毗邻地区的主导力量，引导本区域经济发展，健全地方政府合作机制，对于毗邻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以及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博弈理论的框架下，对毗邻地区政府跨界合作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不确定性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
【关键词】毗邻地区；政府跨界协作；利益博弈
文章编号：ISSN1006—656X（2014）01-0025-02
利益，是地方政府间关系的核心问题及关键所在，地方政府采取合作还是竞争的策略主要以利益来权衡，从资源禀赋、经济结构、发展速度来看，毗邻地区相似程度非常高，重复建设和产业竞争突出，因此，探索一种毗邻区政府间跨界协作机制，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协调发展尤为重要。政府跨界合作涉及到其组织内部的大量成员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多方面因素，其合作过程复杂且不确定。博弈模型为分析和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框架，能准确地找出政府跨界合作中存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能够分析这些决策过程中各博弈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规律，导出合理的结果并说明相应的实际问题。
一、地方政府利益博弈的一般分析
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关系实质是人类社会交往中的一种。无论各地经济发展策略选择如何，在经济人的假设下，各地间最初是一种典型的非合作博弈关系，博弈的基本原则仅仅是各自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 当毗邻区一方的个体行為对另一方产生了积极影响，双方之间就拥有了共同利益，如一地区的公路建设对周边地区产生了交通便利，当两邻近地区都积极修建公路便利了双方的交通，此时双方是一种互利的关系；而当一方的行为对另一方造成了伤害，双方交往时就会发生矛盾，如一地区在河流中排放工业废水对下游地区造成的污染极易导致双方的关系紧张，形成冲突型关系。大多数社会交往既表现出共同利益的一面，又表现出冲突的一面。 在具体交往中某一方面会体现得较为明显，因此在理论分析时我们根据双方交往的主要矛盾把它分为互利型和冲突型交往。可以把地方政府间的关系简化成为一个交往的博弈矩阵，冲突型交往对应于一个社会两难博弈，而互利型交往对应于一个信任博弈。其基本的框架和变化关系如图1：
其中，冲突型矩阵分布如图 2，这种类型的矩阵在博弈论中通常被称之为“社会两难”问题或“囚徒困境”，尽管合作比不合作能给双方带来更大的收益，但由于无论对方合作与否，选择不合作都是最优策略，因此 （2，2） 这组不合作解是该博弈矩阵的占优策略均衡。即地方政府明知双方合作能带来更大收益，但最终仍会形成恶性竞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广西北部湾经济合作组织，被称为“成也政府，败也政府”。一些政府主导下的区域合作缺乏双赢的利益纽带，明里讲互利互惠，背地里却想方设法争夺资本资源。一些地方政府不惜抛开参加区域经济合作与分工的种种承诺，全力投入到以拼地价、拼税收、拼资源为核心的招商引资“竞赛”。
互利型矩阵分布如图3，这种类型的交往一般发生在两地区间具有较多共同利益的情况下，这类交往通常比较容易形成合作解。即使对方不合作，一方积极合作带来的利益比选择不合作带来的收益仍要多。如两地区间的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选择修建公路，另一方不予以配合，选择不修，但此时修建方的收益仍然要大于不修时；当然，如果双方都选择修，则公路的相联给两地交通带来更大便利，
此时，合作 （修建） 是占优均衡解。相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两邻近景点的共同宣传、或是两邻近地区的公共治安等。这种互利型交往由于共同利益远大于冲突，比较容易自发形成合作。
（1）由“囚徒困境”到“信任博弈”。由于个体的自利性，很多情况下人类交往容易陷入“囚徒困境”，对于冲突型矩阵，如果对双方的不合作行为由外界给予一个强有力的制约，使得任何一方在对方合作而自己采用不合作策略时会受到来自外力的惩罚从而其取得的支付降低。对于地方政府这种制约可体现为对不合作政府绩效评价的降低或根据相关协议对其进行直接处罚等，这些措施都会直接降低不合作方的收益。经过这种制约博弈矩阵变为了“信任博弈”，此时博弈的解变为了“纳什均衡”，有 （6，6） 和 （3，3） 两组均衡解。
（2） 由“信任博弈”到合作解的出现。在“信任博弈”中，从表面上看， （6，6） 作为一个合作解实现了收益占优均衡，似乎是每一个理性人的最优选择。但现实的运行过程则比较复杂，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博弈双方会去选择一个收益较小的“纳什均衡”解 （见图 4）。其原因可能是因为：（1）信任问题，如果两地方政府在以往交往过程中有过冲突，如A 政府曾经背叛过合作协议，或是A政府以往在和其他地方政府交往中留下了不好的名声。此时 B 政府就会更加倾向于认为该次交往中 A 政府仍会延续以往的作风，此时他就更倾向于选择不合作；而 A政府也预感到 B 政府由于自己以往的历史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从而他也会选择不合作，最终实现（-2，-2）的“纳什均衡”。（2）风险占优策略。假设 A、B 政府都是风险中性的理性人，他们对两地能否实现合作的可能性估计（概率）各为 1/2，此时他们对合作、不合作策略的两项预期收入分别为合作：6*1/2+（-6）*1/2=0；不合作：4*1/2+（-2）*1/2=1，不合作的预期收入要高于合作的预期。此时理性的政府会由于风险因素的考虑选择不合作。如果考虑到“宁可无功，不可有过”的传统政府保守文化的影响，对合作成功的预期甚至小于 1/2，出于害怕合作失败的考虑则更可能选择不合作。为了避免上述问题，保证合作解的出现就必须采取一些其他措施。如加强地方政府间交流，培养友好合作关系，让两政府对合作成功的可能性预期趋向于1，此时双方就更可能获得合作解。也可通过提升合作收益途径，在对合作实现预期一定的前提下，加大合作收益也可提升双方对合作的预期收入，有助于合作解形成。
二、地方政府博弈中的社会偏好 尽管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理论上在现实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但仍然有些个体行为不能简单地用经济人理论来解释，比如对陌生人的救助，双方以后再无交往，仅从自利的角度无法解释。实际上，在选择行动时，个人通常不仅考虑行动对己的影响，也会考虑对其他人产生的后果。而且他们通常不仅关心他人行动的后果，还关心行动意图，这被称之为社会偏好，通俗地讲，人除了作为经济人的一面外，还有社会人的一面。 人们的交往行为大体可进行如下分类：
个体在与外界交往时除了受自利性的影响，还会受到来自社会的传统、习俗和道德规范的影响而去追求互助共生甚至是利他。这种追求互助或利他共生个体的存在使得即使在一次性囚徒困境博弈中合作的可能性也大大提高，因为其他人在与其合作时能够更好的预期合作的出现从而选择合作。
社会偏好的存在使得现实生活中人类组织间的合作能够更多地出现，社会偏好的形成除了自然的群体演化外，有效的学习和传播也是增加个体社会偏好的一条有效途径。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同样也受到道德和社会规范的影响，如中国传统的良性行政文化、地方政府以往交往的历史等。现实中的利益博弈错综复杂，很多合作要素都在不断变化和发展。
政府间的合作形成路径依赖，让它们在多变的环境中依然去选择合作策略。某种意义上，道德的核心就是人与人之间如何合作的知识。 政府间的合作需要彼此的熟悉和信任，更需要来自社会的规范和约束，这种规范和约束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政府间的合作文化上。当有一种传统的文化对积极合作者予以肯定，对消极和背叛者予以批判时，会有一部分政府官员在这种文化的感染下不计较个人得失努力促进合作，实现地区的共同繁荣和发展。当有这样一批人员存在时，会获得他人信任，吸引更多的人与其合作，形成合作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王威.博弈理论与区域经济合作实践[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6，（2）
[2]傅利平，姜聃.区域经济中地方政府行为的博弈分析———以京津冀地区为例[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2007，（6）.
[3]（美）萨缪·鲍尔斯.微观经济学：行为、制度和演化[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8，71.
[4]（美）薩缪·鲍尔斯.微观经济学：行为、制度和演化[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8，71.
[5]汪丁丁.从“交易费用”到博弈均衡[J].经济研究，1995，（9）.
【关键词】毗邻地区；政府跨界协作；利益博弈
文章编号：ISSN1006—656X（2014）01-0025-02
利益，是地方政府间关系的核心问题及关键所在，地方政府采取合作还是竞争的策略主要以利益来权衡，从资源禀赋、经济结构、发展速度来看，毗邻地区相似程度非常高，重复建设和产业竞争突出，因此，探索一种毗邻区政府间跨界协作机制，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协调发展尤为重要。政府跨界合作涉及到其组织内部的大量成员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多方面因素，其合作过程复杂且不确定。博弈模型为分析和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框架，能准确地找出政府跨界合作中存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能够分析这些决策过程中各博弈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规律，导出合理的结果并说明相应的实际问题。
一、地方政府利益博弈的一般分析
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关系实质是人类社会交往中的一种。无论各地经济发展策略选择如何，在经济人的假设下，各地间最初是一种典型的非合作博弈关系，博弈的基本原则仅仅是各自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 当毗邻区一方的个体行為对另一方产生了积极影响，双方之间就拥有了共同利益，如一地区的公路建设对周边地区产生了交通便利，当两邻近地区都积极修建公路便利了双方的交通，此时双方是一种互利的关系；而当一方的行为对另一方造成了伤害，双方交往时就会发生矛盾，如一地区在河流中排放工业废水对下游地区造成的污染极易导致双方的关系紧张，形成冲突型关系。大多数社会交往既表现出共同利益的一面，又表现出冲突的一面。 在具体交往中某一方面会体现得较为明显，因此在理论分析时我们根据双方交往的主要矛盾把它分为互利型和冲突型交往。可以把地方政府间的关系简化成为一个交往的博弈矩阵，冲突型交往对应于一个社会两难博弈，而互利型交往对应于一个信任博弈。其基本的框架和变化关系如图1：
其中，冲突型矩阵分布如图 2，这种类型的矩阵在博弈论中通常被称之为“社会两难”问题或“囚徒困境”，尽管合作比不合作能给双方带来更大的收益，但由于无论对方合作与否，选择不合作都是最优策略，因此 （2，2） 这组不合作解是该博弈矩阵的占优策略均衡。即地方政府明知双方合作能带来更大收益，但最终仍会形成恶性竞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广西北部湾经济合作组织，被称为“成也政府，败也政府”。一些政府主导下的区域合作缺乏双赢的利益纽带，明里讲互利互惠，背地里却想方设法争夺资本资源。一些地方政府不惜抛开参加区域经济合作与分工的种种承诺，全力投入到以拼地价、拼税收、拼资源为核心的招商引资“竞赛”。
互利型矩阵分布如图3，这种类型的交往一般发生在两地区间具有较多共同利益的情况下，这类交往通常比较容易形成合作解。即使对方不合作，一方积极合作带来的利益比选择不合作带来的收益仍要多。如两地区间的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选择修建公路，另一方不予以配合，选择不修，但此时修建方的收益仍然要大于不修时；当然，如果双方都选择修，则公路的相联给两地交通带来更大便利，
此时，合作 （修建） 是占优均衡解。相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两邻近景点的共同宣传、或是两邻近地区的公共治安等。这种互利型交往由于共同利益远大于冲突，比较容易自发形成合作。
（1）由“囚徒困境”到“信任博弈”。由于个体的自利性，很多情况下人类交往容易陷入“囚徒困境”，对于冲突型矩阵，如果对双方的不合作行为由外界给予一个强有力的制约，使得任何一方在对方合作而自己采用不合作策略时会受到来自外力的惩罚从而其取得的支付降低。对于地方政府这种制约可体现为对不合作政府绩效评价的降低或根据相关协议对其进行直接处罚等，这些措施都会直接降低不合作方的收益。经过这种制约博弈矩阵变为了“信任博弈”，此时博弈的解变为了“纳什均衡”，有 （6，6） 和 （3，3） 两组均衡解。
（2） 由“信任博弈”到合作解的出现。在“信任博弈”中，从表面上看， （6，6） 作为一个合作解实现了收益占优均衡，似乎是每一个理性人的最优选择。但现实的运行过程则比较复杂，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博弈双方会去选择一个收益较小的“纳什均衡”解 （见图 4）。其原因可能是因为：（1）信任问题，如果两地方政府在以往交往过程中有过冲突，如A 政府曾经背叛过合作协议，或是A政府以往在和其他地方政府交往中留下了不好的名声。此时 B 政府就会更加倾向于认为该次交往中 A 政府仍会延续以往的作风，此时他就更倾向于选择不合作；而 A政府也预感到 B 政府由于自己以往的历史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从而他也会选择不合作，最终实现（-2，-2）的“纳什均衡”。（2）风险占优策略。假设 A、B 政府都是风险中性的理性人，他们对两地能否实现合作的可能性估计（概率）各为 1/2，此时他们对合作、不合作策略的两项预期收入分别为合作：6*1/2+（-6）*1/2=0；不合作：4*1/2+（-2）*1/2=1，不合作的预期收入要高于合作的预期。此时理性的政府会由于风险因素的考虑选择不合作。如果考虑到“宁可无功，不可有过”的传统政府保守文化的影响，对合作成功的预期甚至小于 1/2，出于害怕合作失败的考虑则更可能选择不合作。为了避免上述问题，保证合作解的出现就必须采取一些其他措施。如加强地方政府间交流，培养友好合作关系，让两政府对合作成功的可能性预期趋向于1，此时双方就更可能获得合作解。也可通过提升合作收益途径，在对合作实现预期一定的前提下，加大合作收益也可提升双方对合作的预期收入，有助于合作解形成。
二、地方政府博弈中的社会偏好 尽管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理论上在现实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但仍然有些个体行为不能简单地用经济人理论来解释，比如对陌生人的救助，双方以后再无交往，仅从自利的角度无法解释。实际上，在选择行动时，个人通常不仅考虑行动对己的影响，也会考虑对其他人产生的后果。而且他们通常不仅关心他人行动的后果，还关心行动意图，这被称之为社会偏好，通俗地讲，人除了作为经济人的一面外，还有社会人的一面。 人们的交往行为大体可进行如下分类：
个体在与外界交往时除了受自利性的影响，还会受到来自社会的传统、习俗和道德规范的影响而去追求互助共生甚至是利他。这种追求互助或利他共生个体的存在使得即使在一次性囚徒困境博弈中合作的可能性也大大提高，因为其他人在与其合作时能够更好的预期合作的出现从而选择合作。
社会偏好的存在使得现实生活中人类组织间的合作能够更多地出现，社会偏好的形成除了自然的群体演化外，有效的学习和传播也是增加个体社会偏好的一条有效途径。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同样也受到道德和社会规范的影响，如中国传统的良性行政文化、地方政府以往交往的历史等。现实中的利益博弈错综复杂，很多合作要素都在不断变化和发展。
政府间的合作形成路径依赖，让它们在多变的环境中依然去选择合作策略。某种意义上，道德的核心就是人与人之间如何合作的知识。 政府间的合作需要彼此的熟悉和信任，更需要来自社会的规范和约束，这种规范和约束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政府间的合作文化上。当有一种传统的文化对积极合作者予以肯定，对消极和背叛者予以批判时，会有一部分政府官员在这种文化的感染下不计较个人得失努力促进合作，实现地区的共同繁荣和发展。当有这样一批人员存在时，会获得他人信任，吸引更多的人与其合作，形成合作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王威.博弈理论与区域经济合作实践[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6，（2）
[2]傅利平，姜聃.区域经济中地方政府行为的博弈分析———以京津冀地区为例[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2007，（6）.
[3]（美）萨缪·鲍尔斯.微观经济学：行为、制度和演化[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8，71.
[4]（美）薩缪·鲍尔斯.微观经济学：行为、制度和演化[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8，71.
[5]汪丁丁.从“交易费用”到博弈均衡[J].经济研究，19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