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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劳伦斯的短篇小说《玫瑰园中的影子》中女主人公昔日的男友阿契的角度，利用认知心理学关于内隐记忆的原理，并结合劳伦斯的思想及其他作品中的非理性人物，分析战争、机械文明给人性带来的巨大的摧残，给人类造成精神上的扭曲并使之陷入更大的精神危机。劳伦斯是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传达人类的一个普遍的精神困惑。
关键词： 阿契 《玫瑰园中的影子》 内隐记忆 病态人物
《玫瑰园中的影子》是英国作家D·H·劳伦斯颇为著名的短篇小说。该短篇创作于1914年，可以说集中反映了战争、机械文明对人性的摧残及劳伦斯对它们的批判，同时也体现了劳伦斯对现代人精神困惑、精神折磨的关注与理解。以往有关这部短篇小说的评论多是从男女主人公的角度来分析作品所体现的意义及写作手法，而忽略女主人公昔日的男友阿契的形象，单纯的将其理解为以“影子”的形式存在。虽然阿契因为战争而失去理智，成为“狂人”，但他是否真的已经忘记曾经的恋人？真的只是人们眼中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他与劳伦斯笔下的“高尚的野人”有何关系？从他的情感世界里是否可以看出机械文明带来的深深裂痕？本文将从阿契的角度出发，利用认知心理学关于内隐记忆的原理，并结合劳伦斯在其他作品中所刻画的病态人物及所反映出的思想，来分析战争、机械文明给人性带来的巨大的摧残，造成人类精神上的扭曲并使之陷入更大的精神危机。
一、内隐记忆：“狂人”本非“狂”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认知心理学和神经心理学相结合进行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愈来愈多的证据显示，在有意识的外显记忆之外还存在着一个相对独立的记忆系统，即内隐记忆”（王国猛）。杨治良在“内隐记忆的启示”中提到，“内隐记忆是指在不需要意识或有意回忆的情况下，个体的经验自动对当前的任务产生影响而表现出来的记忆；其操作定义是在不需要对特定的过去经验进行有意识或外显的回忆的测验中表现出来的对先前获得信息的无意识提取”（杨治良）。Jacoby在研究内隐和外显记忆时，曾提出过加工分离程序，“以再认为例，该程序认为：再认包括相互独立、存在着质的差异的两种加工：意识性提取（recollection）和自动提取（automaticity），前者反映了外显记忆，可以作为外显记忆的指标；后者则反映了内隐记忆，可作为内隐记忆的指标”（郭力平，杨治良）。简单来说，外显记忆就是有意识地提取之前的记忆，而内隐记忆则是一种无意识地、自动地提取。《内隐情感记忆实验研究Ⅰ：精神分裂症情感记忆特征》一文中提道：“一般情况下精神病人的外显记忆的能力明显受到损伤，而内隐记忆能力正常……能力和情感上的差异共同证实精神分裂症外显记忆能力受损伤，但追求美满、快乐的原则仍然存在。”（杨治良，刘素珍，赵华，吴梦麟）
在劳伦斯的《玫瑰园中的影子》中，男女主人公并非因为爱而结婚，貌合神离。婚后她来到曾经与昔日情人阿契热恋的玫瑰园，但早已是物是人非。不曾想到竟会与阿契偶遇，但因为战争他变成狂人，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竟好像一丝也记不得从前的女友。但是“她看见他的手，他的小拇指上戴着她十分熟悉的戒指……那双手曾经是她热恋的象征……她注视着他那双手，手指漂亮而粗壮，但手总是有点抖动，很久以前她就觉得奇怪，这么一个健康的人怎么会手颤。装烟斗时，他的手没有对准烟头，烟丝乱七八糟地挂在烟斗上……那双手她曾经亲吻过”（劳伦斯）。阿契因为机械文明的扩张及其所带来的残酷战争而失去了理智与情感，就好像是现代人认为的影子一样活在世上。人人笑他太疯癫，又岂知他笑他人看不穿。结合有关内隐记忆的研究分析结果，可以得出，阿契虽然是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其外隐记忆有所损伤，但内隐记忆仍然正常，因为之前的习惯他依然保持：小手指上还带着当初的戒指，手还是那样抖动。而她曾经又是这般亲吻过、热恋过这双手。“手”对于他们二者而言都是具有深刻意义的。昔日的情感早已内化在阿契的头脑中了，他仍然有追求幸福美满的情感倾向。由于“精神分裂症的知觉型内隐记忆在强化意义变量作用下出现启动效应，而正常被试则无变化。说明前者的内隐系统在一定强度情感因素刺激下才表现其特征”（杨治良，刘素珍，赵华，吴梦麟），阿契在看到昔日女友之后，通过记忆的无意识提取加之视觉听觉（女友不断问其是否还记得她）以及情感上的强烈刺激，出现启动效应，因此在阿契的内隐记忆层面是记得这位恋人的。但是因为失去了正常人的思维，他无法道出内心的情感。即使他能够说出来又能怎样呢？他们“已经回不去了”——这是《半生缘》中十多年别离后曼祯对世钧说的话。他们都有了自己的家，不管幸福与否，然而，张爱玲写道：“他（沈世钧）一旦想起曼祯，就觉得他从来没有停止想念过她。就是自己以为已经忘记她的时候，她也还是在那里，在他一切思想的背后。”或许女友的影子一直都在阿契一切思想的背后，从未忘记过。通过对精神分裂症患者阿契的内隐记忆分析，可以看出战争及物质文明给人性带来多么巨大的摧残，原本一段美好的感情竟变为记忆深处最为痛苦的毒瘤。
阿·布·库特纳在《从弗洛伊德主义鉴赏〈儿子与情人〉》一文中写道：“文学记录的一个有利条件是它能成为人类感情固定下来的经典性描述，而一个活生生的人的感情常常由于过于流动和不可捉摸因而难以进行深思熟虑的研究……于是文学成为心理学家的一位宝贵助手……因为涉及我们自己的新真理如果以枯燥无味的理论形式出现可能会令人感到荒诞或不可思议，但是当它一旦在一部强有力的文学作品中以生活的真实图景出现，那往往会得到意想不到的认可。当我们终于在作品中辨认出自己，我们就能领略到一种发现新事物的激情”（库特纳）。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创伤是不言而喻的，通过文学作品表现出来则更为深刻与震撼。每个人在受到伤害的时候都会试图忘记，即使时间可以抚平一切，可是内隐记忆仍然存在，在特定的情况下，便会激发出来。“我想在你身上找到那位你自己也不知道的你，那位被你那平庸的自我完全否认的你”（肖勒）。所以在阿契身上我们不仅辨认出那位他自己也不知道的“他”，那位被精神分裂症掩盖住的“他”，我们也辨认出自己。伴随这种激情而来的是劳伦斯传达给我们的关于战争、机械文明给人类带来的精神上的折磨与痛苦的信息。因此劳伦斯的这部短篇小说有着普遍的意义。 二、高贵的野人：自由情感的朝圣者
如果阿契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狂人”，那他又是什么呢？“高贵的野人”这个观念可以追溯到浪漫主义之前。吸引劳伦斯注意这个野人：“他的道德本质还未受到文明的腐蚀，他表现了被认为人天生所有的种种美德：勇敢、光荣、忠诚等等”（萨尔加多）是这个概念：“野人更接近生活的本源，还未受到自我意识和纯理智意识的困扰”（萨尔加多）。《玫瑰园中的影子》中的阿契就类似于这个野人。所谓的正常人的情感是“不能放任自流，完美的理智总是伸出冷漠的手来控制它们”（萨尔加多），而阿契因为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他的意识层面或是理智层面是失常的，他不受它们的困扰，他的思想是从情感需要出发的，这与劳伦斯的“非理性主义”有着很大程度上的契合。“在一九一三年的一封信中他曾经这样写道：‘我们的理智可能犯错误，但我们的血性所感、所信、所说永远是正确的。理智不过是一具枷锁’”（让季耶娃）。劳伦斯强调“意识中无意识心理的觉悟”（萨尔加多），他的《成功者之歌》的第一句就可以很好的说明这一点：“不，不是我，是风儿拂动我的心。”
根据劳伦斯的“非理性主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阿契更接近人类刚出生时的状态，接近生活的本源，痛苦就是痛苦，快乐就是快乐。即使阿契谈不上有着勇敢、光荣、忠诚的美德，但是他却比那些自认为是正常人来得真实。他自由了，或许在他的世界里，那些常人才是狂人。正如《玫瑰园中的影子》中的男女主人公那样，他们并非因为相爱而走到一起，而是各攻心计，因为对于物质的追求，他们彼此疏远、彼此憎恨。这些绅士淑女道貌岸然，追名逐利，他们才是毫无意义的影子。相比之下，阿契反而更显得高贵了。但在现代人看来，阿契始终只是一个野人，他们理解下的野人。从这个角度来说，这部短篇似乎有着更为深刻的讽刺意味。以一种疯癫的眼光来审视这个世界，更显其荒谬。究竟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战乱频繁的机械文明下谁是野人？谁更为高贵？
三、病态人物：反对机械文明的呐喊者
一战后，劳伦斯的世界观发生很大变化，“在战后他写的所有的小说中出现了一个忧郁的旋律，这同作者关于人类的罪过和人类濒临灭亡的看法是一脉相承的”（让季耶娃），同其早期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充满欢乐、活力的思想是相悖的。劳伦斯认为世界不是通过战争赢来的，他仇视战争，认为“战争是丑恶文明最丑恶的表现”（让季耶娃）。此外，劳伦斯还不断地抨击代表现代社会的机械文明。他认为：“人与宇宙的真正联系及人通过宇宙与他人建立的真正联系，是人与人之间通过金钱和机器建立起来的机械关系……机器是劳伦斯笔下的一个重要象征物，它象征疏远、呆滞以及典型的运动方式——轮子的转动。这种转动正是无聊和死板运动的模式，它独自旋转，与世无关。切莫以为机器没有灵魂，轮毂上的车轮皆有邪恶之心，它们是永恒旋转地邪恶世界之魂的分子。”（《邪恶世界之魂》）（萨尔加多）。劳伦斯的社会思想实质就是强烈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崇拜，以及被其扭曲的人际关系。其实战争就是发动者为了攫取更多利益而采取的极端手段，它是现代机械文明与人性的弱点结合产出的畸形儿。
其实不仅在《玫瑰园的影子中》可以看到劳伦斯的这种思想，在他的其他作品中也多是像阿契一样的精神病态者。作者以这种极端的方式传达着他——尼采称之为“离经叛道者”的呐喊。劳伦斯在《恐惧状态》这篇后期文论中曾说：“作为一个小说家，我觉得我所关心的是个人内心的变化。伟大的社会变迁既使我感兴趣，又使我烦恼，但它不是我的领域……我的使命是了解人内心的情感，使新的情感变得有意识。”（萨尔加多）因此探究人物的精神世界或者说研究劳伦斯笔下非理性的甚至是病态的人物的精神世界对理解其作品有着更深的意义——“‘文明的社会是精神失常的’，康斯坦斯·查特里思考着”（肖勒）。
《儿子与情人》可以说是劳伦斯的代表作。在这部作品中，莫瑞尔太太对儿子保罗的爱太过强烈，再加上“俄狄浦斯情结”，母子之间的爱变得不再单纯，造成了保罗性格上的“心理分裂状态”（范根特），“那种没有她他便无法生活的感觉以及只要她还活着他便无法自主的生活的感觉同时并存”（库特纳）。无可厚非，保罗也是劳伦斯笔下病态人物的代表之一。他与母亲之间这种扭曲纠结的爱笼罩了他短暂的一生，他无法正常地去爱另一个女人，“他永远无法完成生理和情感上的转移”（库特纳），在母亲与情人之间周旋他几近疯狂。莫瑞尔太太死后，“保罗成了个被遗弃的人，‘走向死亡’——在劳伦斯看来，这是他的时代和欧洲的综合病症”（范根特）。
此外，在《虹》中，劳伦斯“在自己的主人公身上努力寻找并表现‘另一个自我’、‘原生煤’即他所认为的那种比意识更重要的最深层的东西，那种不受理智控制的无意识的东西。因此在他笔下的人物都充满着同血性的灵感相匹配的非理性、冲动和联想的人”（让季耶娃）。书中描绘了布兰文一家三代的婚姻生活的不同，而造成第三代厄秀拉追求婚姻失败的主要原因便是工业文明的发展使两性关系或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退化成机器之间的关系：呆滞、冷漠且孤独。厄秀拉一方面向往大自然的美好，另一方面无法逃脱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富足的物质生活的诱惑。但逐渐，她与代表现代机械文明社会的安东之间的恋情步入绝境，她无法感受到真正的快乐，取而代之的是压抑、是孤独。厄秀拉逐渐退居到虚幻之中，拒绝婚姻，但她没有成为所谓文明社会的奴隶，“现代社会被轻巧地撇在一旁”（让季耶娃）。所以从精神层面来说，厄秀拉是亚健康的，是病态的，但同时也是充满血性意识的。在工业文明崛起的现代社会她无法找到心中设想的完美的婚姻，在看到煤矿工人困苦的生活，对他人而言只如机器一般的存在，她对这个社会彻底绝望了。很多评论家都认为小说表面看起来是乐观的，如“厄秀拉看到的彩虹说明上帝履行了他的契约：他永远不会摧毁地球上的所有生命”（Schwarz）。但小说“实际上是基于一种不相信人可以摆脱社会机器制度的压抑影响，从而开拓通向未来的道路的绝望哲学”（让季耶娃）。在厄秀拉看来“人，这一生活的参加者只是被社会机制伪造出来的傀儡”（让季耶娃），彩虹不过是崇尚机械文明社会的一道幻境，终究是会消失的。以上这些与《玫瑰园中的影子》所表达的这种人类普遍的精神困境有着异曲同工之效。 “小说如同其他戏剧艺术一样，揭示这种或那种矛盾冲突——在较重要的小说家的作品中反映的是摄自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描写人类生活中的真实问题”（范根特）。但与众不同的是，正如史蒂芬·斯宾德这样解说劳伦斯：使他感兴趣的是“艺术和人生的紧张关系，而不是在艺术的幻想中获得人生问题的彻底解决”（范根特）。因此劳伦斯并没有为读者提供一条如何走出精神困境的道路，而是把它赤裸裸的展现出来，让读者自己去品味其中的五味杂陈。“狄更斯的小说都是以实际世界的确实事物为根据……劳伦斯从不认为他对实际有这样的责任”（古德哈特），《玫瑰园中的影子》中的阿契就是劳伦斯笔下创造出来的有如孙悟空的金箍棒，搅了现代人的一帘幽梦，之后便拂袖而去。因为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引起“影子们”的恐慌后，便不对实际负有责任了。这样看来，这位“高贵的野人”倒好像是劳伦斯“秘密的分享者”了。T·S艾略特曾说：“说真的，劳伦斯先生对文明人既不信任，也不感兴趣，你在文明人中间是找不到他的”（艾略特）“他反抗他的时代，他憎恶他的时代”（艾伦）。劳伦斯的冒险精神“‘超越已知的审美法则的安全界限。’他选择了冒险道路，他的想象力的冲劲永远停在‘生活的极端’”（古德哈特）。通过他，通过他的作品，我们看到了文明社会的病痛。
参考文献：
[1]瓦尔特·艾伦.没有成功的伟大小说家.蒋炳贤译.劳伦斯评论集.蒋炳贤选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106.
[2]T·S艾略特.评劳伦斯.蒋炳贤译.劳伦斯评论集.蒋炳贤选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36.
[3]多萝西·范根特.论儿子与情人.蒋炳贤译.劳伦斯评论集.蒋炳贤选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83-105.
[4]尤金·古德哈特.离经叛道者.索天章译.劳伦斯评论集.蒋炳贤选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40-255.
[5]阿·布·库特纳.从弗洛伊德主义鉴赏《儿子与情人》.殷惟本译.劳伦斯评论集.蒋炳贤选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11-26.
[6]劳伦斯.玫瑰园中的影子：劳伦斯短篇小说选.靳梅林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9-10.
[7]季·基·让季耶娃.论劳伦斯的三部曲——《儿子与情人》、《虹》、恋爱中的妇女.许高渝译.劳伦斯评论集.蒋炳贤选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271-302.
[8]加米尼·萨尔加多.劳伦斯与浪漫主义.蒋明明译.劳伦斯评论集.蒋炳贤选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374-381.
[9]马克·肖勒.《恋爱中的妇女》与死亡.郑达华译.劳伦斯评论集.蒋炳贤选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69-70.
[10]郭力平，杨治良.内隐和外显记忆的发展研究.心理科学4，1998：319.
[11]王国猛.论内隐记忆现象的理论解释.零陵学院院报（教育科学）.2（2003，5）4.
[12]杨治良.内隐记忆的启示.上海科学研究.7（2004）1.
[13]杨治良，刘素珍，赵华，吴梦麟.内隐情感记忆实验研究Ⅰ：精神分裂症情感记忆特征.中国临床心理杂志.4（1996）195-196.
[14]Schwarz，Daniel R. The Rainbow： Overview，Reference Guide to Literature. Ed. D. L. Kirkpatrick. 2nd ed. Chicago： St. James Press， 1991. From Literature Resource Center.
关键词： 阿契 《玫瑰园中的影子》 内隐记忆 病态人物
《玫瑰园中的影子》是英国作家D·H·劳伦斯颇为著名的短篇小说。该短篇创作于1914年，可以说集中反映了战争、机械文明对人性的摧残及劳伦斯对它们的批判，同时也体现了劳伦斯对现代人精神困惑、精神折磨的关注与理解。以往有关这部短篇小说的评论多是从男女主人公的角度来分析作品所体现的意义及写作手法，而忽略女主人公昔日的男友阿契的形象，单纯的将其理解为以“影子”的形式存在。虽然阿契因为战争而失去理智，成为“狂人”，但他是否真的已经忘记曾经的恋人？真的只是人们眼中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他与劳伦斯笔下的“高尚的野人”有何关系？从他的情感世界里是否可以看出机械文明带来的深深裂痕？本文将从阿契的角度出发，利用认知心理学关于内隐记忆的原理，并结合劳伦斯在其他作品中所刻画的病态人物及所反映出的思想，来分析战争、机械文明给人性带来的巨大的摧残，造成人类精神上的扭曲并使之陷入更大的精神危机。
一、内隐记忆：“狂人”本非“狂”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认知心理学和神经心理学相结合进行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愈来愈多的证据显示，在有意识的外显记忆之外还存在着一个相对独立的记忆系统，即内隐记忆”（王国猛）。杨治良在“内隐记忆的启示”中提到，“内隐记忆是指在不需要意识或有意回忆的情况下，个体的经验自动对当前的任务产生影响而表现出来的记忆；其操作定义是在不需要对特定的过去经验进行有意识或外显的回忆的测验中表现出来的对先前获得信息的无意识提取”（杨治良）。Jacoby在研究内隐和外显记忆时，曾提出过加工分离程序，“以再认为例，该程序认为：再认包括相互独立、存在着质的差异的两种加工：意识性提取（recollection）和自动提取（automaticity），前者反映了外显记忆，可以作为外显记忆的指标；后者则反映了内隐记忆，可作为内隐记忆的指标”（郭力平，杨治良）。简单来说，外显记忆就是有意识地提取之前的记忆，而内隐记忆则是一种无意识地、自动地提取。《内隐情感记忆实验研究Ⅰ：精神分裂症情感记忆特征》一文中提道：“一般情况下精神病人的外显记忆的能力明显受到损伤，而内隐记忆能力正常……能力和情感上的差异共同证实精神分裂症外显记忆能力受损伤，但追求美满、快乐的原则仍然存在。”（杨治良，刘素珍，赵华，吴梦麟）
在劳伦斯的《玫瑰园中的影子》中，男女主人公并非因为爱而结婚，貌合神离。婚后她来到曾经与昔日情人阿契热恋的玫瑰园，但早已是物是人非。不曾想到竟会与阿契偶遇，但因为战争他变成狂人，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竟好像一丝也记不得从前的女友。但是“她看见他的手，他的小拇指上戴着她十分熟悉的戒指……那双手曾经是她热恋的象征……她注视着他那双手，手指漂亮而粗壮，但手总是有点抖动，很久以前她就觉得奇怪，这么一个健康的人怎么会手颤。装烟斗时，他的手没有对准烟头，烟丝乱七八糟地挂在烟斗上……那双手她曾经亲吻过”（劳伦斯）。阿契因为机械文明的扩张及其所带来的残酷战争而失去了理智与情感，就好像是现代人认为的影子一样活在世上。人人笑他太疯癫，又岂知他笑他人看不穿。结合有关内隐记忆的研究分析结果，可以得出，阿契虽然是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其外隐记忆有所损伤，但内隐记忆仍然正常，因为之前的习惯他依然保持：小手指上还带着当初的戒指，手还是那样抖动。而她曾经又是这般亲吻过、热恋过这双手。“手”对于他们二者而言都是具有深刻意义的。昔日的情感早已内化在阿契的头脑中了，他仍然有追求幸福美满的情感倾向。由于“精神分裂症的知觉型内隐记忆在强化意义变量作用下出现启动效应，而正常被试则无变化。说明前者的内隐系统在一定强度情感因素刺激下才表现其特征”（杨治良，刘素珍，赵华，吴梦麟），阿契在看到昔日女友之后，通过记忆的无意识提取加之视觉听觉（女友不断问其是否还记得她）以及情感上的强烈刺激，出现启动效应，因此在阿契的内隐记忆层面是记得这位恋人的。但是因为失去了正常人的思维，他无法道出内心的情感。即使他能够说出来又能怎样呢？他们“已经回不去了”——这是《半生缘》中十多年别离后曼祯对世钧说的话。他们都有了自己的家，不管幸福与否，然而，张爱玲写道：“他（沈世钧）一旦想起曼祯，就觉得他从来没有停止想念过她。就是自己以为已经忘记她的时候，她也还是在那里，在他一切思想的背后。”或许女友的影子一直都在阿契一切思想的背后，从未忘记过。通过对精神分裂症患者阿契的内隐记忆分析，可以看出战争及物质文明给人性带来多么巨大的摧残，原本一段美好的感情竟变为记忆深处最为痛苦的毒瘤。
阿·布·库特纳在《从弗洛伊德主义鉴赏〈儿子与情人〉》一文中写道：“文学记录的一个有利条件是它能成为人类感情固定下来的经典性描述，而一个活生生的人的感情常常由于过于流动和不可捉摸因而难以进行深思熟虑的研究……于是文学成为心理学家的一位宝贵助手……因为涉及我们自己的新真理如果以枯燥无味的理论形式出现可能会令人感到荒诞或不可思议，但是当它一旦在一部强有力的文学作品中以生活的真实图景出现，那往往会得到意想不到的认可。当我们终于在作品中辨认出自己，我们就能领略到一种发现新事物的激情”（库特纳）。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创伤是不言而喻的，通过文学作品表现出来则更为深刻与震撼。每个人在受到伤害的时候都会试图忘记，即使时间可以抚平一切，可是内隐记忆仍然存在，在特定的情况下，便会激发出来。“我想在你身上找到那位你自己也不知道的你，那位被你那平庸的自我完全否认的你”（肖勒）。所以在阿契身上我们不仅辨认出那位他自己也不知道的“他”，那位被精神分裂症掩盖住的“他”，我们也辨认出自己。伴随这种激情而来的是劳伦斯传达给我们的关于战争、机械文明给人类带来的精神上的折磨与痛苦的信息。因此劳伦斯的这部短篇小说有着普遍的意义。 二、高贵的野人：自由情感的朝圣者
如果阿契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狂人”，那他又是什么呢？“高贵的野人”这个观念可以追溯到浪漫主义之前。吸引劳伦斯注意这个野人：“他的道德本质还未受到文明的腐蚀，他表现了被认为人天生所有的种种美德：勇敢、光荣、忠诚等等”（萨尔加多）是这个概念：“野人更接近生活的本源，还未受到自我意识和纯理智意识的困扰”（萨尔加多）。《玫瑰园中的影子》中的阿契就类似于这个野人。所谓的正常人的情感是“不能放任自流，完美的理智总是伸出冷漠的手来控制它们”（萨尔加多），而阿契因为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他的意识层面或是理智层面是失常的，他不受它们的困扰，他的思想是从情感需要出发的，这与劳伦斯的“非理性主义”有着很大程度上的契合。“在一九一三年的一封信中他曾经这样写道：‘我们的理智可能犯错误，但我们的血性所感、所信、所说永远是正确的。理智不过是一具枷锁’”（让季耶娃）。劳伦斯强调“意识中无意识心理的觉悟”（萨尔加多），他的《成功者之歌》的第一句就可以很好的说明这一点：“不，不是我，是风儿拂动我的心。”
根据劳伦斯的“非理性主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阿契更接近人类刚出生时的状态，接近生活的本源，痛苦就是痛苦，快乐就是快乐。即使阿契谈不上有着勇敢、光荣、忠诚的美德，但是他却比那些自认为是正常人来得真实。他自由了，或许在他的世界里，那些常人才是狂人。正如《玫瑰园中的影子》中的男女主人公那样，他们并非因为相爱而走到一起，而是各攻心计，因为对于物质的追求，他们彼此疏远、彼此憎恨。这些绅士淑女道貌岸然，追名逐利，他们才是毫无意义的影子。相比之下，阿契反而更显得高贵了。但在现代人看来，阿契始终只是一个野人，他们理解下的野人。从这个角度来说，这部短篇似乎有着更为深刻的讽刺意味。以一种疯癫的眼光来审视这个世界，更显其荒谬。究竟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战乱频繁的机械文明下谁是野人？谁更为高贵？
三、病态人物：反对机械文明的呐喊者
一战后，劳伦斯的世界观发生很大变化，“在战后他写的所有的小说中出现了一个忧郁的旋律，这同作者关于人类的罪过和人类濒临灭亡的看法是一脉相承的”（让季耶娃），同其早期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充满欢乐、活力的思想是相悖的。劳伦斯认为世界不是通过战争赢来的，他仇视战争，认为“战争是丑恶文明最丑恶的表现”（让季耶娃）。此外，劳伦斯还不断地抨击代表现代社会的机械文明。他认为：“人与宇宙的真正联系及人通过宇宙与他人建立的真正联系，是人与人之间通过金钱和机器建立起来的机械关系……机器是劳伦斯笔下的一个重要象征物，它象征疏远、呆滞以及典型的运动方式——轮子的转动。这种转动正是无聊和死板运动的模式，它独自旋转，与世无关。切莫以为机器没有灵魂，轮毂上的车轮皆有邪恶之心，它们是永恒旋转地邪恶世界之魂的分子。”（《邪恶世界之魂》）（萨尔加多）。劳伦斯的社会思想实质就是强烈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崇拜，以及被其扭曲的人际关系。其实战争就是发动者为了攫取更多利益而采取的极端手段，它是现代机械文明与人性的弱点结合产出的畸形儿。
其实不仅在《玫瑰园的影子中》可以看到劳伦斯的这种思想，在他的其他作品中也多是像阿契一样的精神病态者。作者以这种极端的方式传达着他——尼采称之为“离经叛道者”的呐喊。劳伦斯在《恐惧状态》这篇后期文论中曾说：“作为一个小说家，我觉得我所关心的是个人内心的变化。伟大的社会变迁既使我感兴趣，又使我烦恼，但它不是我的领域……我的使命是了解人内心的情感，使新的情感变得有意识。”（萨尔加多）因此探究人物的精神世界或者说研究劳伦斯笔下非理性的甚至是病态的人物的精神世界对理解其作品有着更深的意义——“‘文明的社会是精神失常的’，康斯坦斯·查特里思考着”（肖勒）。
《儿子与情人》可以说是劳伦斯的代表作。在这部作品中，莫瑞尔太太对儿子保罗的爱太过强烈，再加上“俄狄浦斯情结”，母子之间的爱变得不再单纯，造成了保罗性格上的“心理分裂状态”（范根特），“那种没有她他便无法生活的感觉以及只要她还活着他便无法自主的生活的感觉同时并存”（库特纳）。无可厚非，保罗也是劳伦斯笔下病态人物的代表之一。他与母亲之间这种扭曲纠结的爱笼罩了他短暂的一生，他无法正常地去爱另一个女人，“他永远无法完成生理和情感上的转移”（库特纳），在母亲与情人之间周旋他几近疯狂。莫瑞尔太太死后，“保罗成了个被遗弃的人，‘走向死亡’——在劳伦斯看来，这是他的时代和欧洲的综合病症”（范根特）。
此外，在《虹》中，劳伦斯“在自己的主人公身上努力寻找并表现‘另一个自我’、‘原生煤’即他所认为的那种比意识更重要的最深层的东西，那种不受理智控制的无意识的东西。因此在他笔下的人物都充满着同血性的灵感相匹配的非理性、冲动和联想的人”（让季耶娃）。书中描绘了布兰文一家三代的婚姻生活的不同，而造成第三代厄秀拉追求婚姻失败的主要原因便是工业文明的发展使两性关系或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退化成机器之间的关系：呆滞、冷漠且孤独。厄秀拉一方面向往大自然的美好，另一方面无法逃脱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富足的物质生活的诱惑。但逐渐，她与代表现代机械文明社会的安东之间的恋情步入绝境，她无法感受到真正的快乐，取而代之的是压抑、是孤独。厄秀拉逐渐退居到虚幻之中，拒绝婚姻，但她没有成为所谓文明社会的奴隶，“现代社会被轻巧地撇在一旁”（让季耶娃）。所以从精神层面来说，厄秀拉是亚健康的，是病态的，但同时也是充满血性意识的。在工业文明崛起的现代社会她无法找到心中设想的完美的婚姻，在看到煤矿工人困苦的生活，对他人而言只如机器一般的存在，她对这个社会彻底绝望了。很多评论家都认为小说表面看起来是乐观的，如“厄秀拉看到的彩虹说明上帝履行了他的契约：他永远不会摧毁地球上的所有生命”（Schwarz）。但小说“实际上是基于一种不相信人可以摆脱社会机器制度的压抑影响，从而开拓通向未来的道路的绝望哲学”（让季耶娃）。在厄秀拉看来“人，这一生活的参加者只是被社会机制伪造出来的傀儡”（让季耶娃），彩虹不过是崇尚机械文明社会的一道幻境，终究是会消失的。以上这些与《玫瑰园中的影子》所表达的这种人类普遍的精神困境有着异曲同工之效。 “小说如同其他戏剧艺术一样，揭示这种或那种矛盾冲突——在较重要的小说家的作品中反映的是摄自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描写人类生活中的真实问题”（范根特）。但与众不同的是，正如史蒂芬·斯宾德这样解说劳伦斯：使他感兴趣的是“艺术和人生的紧张关系，而不是在艺术的幻想中获得人生问题的彻底解决”（范根特）。因此劳伦斯并没有为读者提供一条如何走出精神困境的道路，而是把它赤裸裸的展现出来，让读者自己去品味其中的五味杂陈。“狄更斯的小说都是以实际世界的确实事物为根据……劳伦斯从不认为他对实际有这样的责任”（古德哈特），《玫瑰园中的影子》中的阿契就是劳伦斯笔下创造出来的有如孙悟空的金箍棒，搅了现代人的一帘幽梦，之后便拂袖而去。因为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引起“影子们”的恐慌后，便不对实际负有责任了。这样看来，这位“高贵的野人”倒好像是劳伦斯“秘密的分享者”了。T·S艾略特曾说：“说真的，劳伦斯先生对文明人既不信任，也不感兴趣，你在文明人中间是找不到他的”（艾略特）“他反抗他的时代，他憎恶他的时代”（艾伦）。劳伦斯的冒险精神“‘超越已知的审美法则的安全界限。’他选择了冒险道路，他的想象力的冲劲永远停在‘生活的极端’”（古德哈特）。通过他，通过他的作品，我们看到了文明社会的病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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