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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红楼梦》第七十四回所作柳絮词，是曹雪芹作为男性以女性的身份、口吻，描写女性情、志的产物，其中双重性别的处理，使得五篇词作虽在意象使用等方面与花间词有相似之处，但在风格上并不软媚香弱。除此之外，五首词对于咏物的处理和女子个人情志主题的使用，亦迎合了清词诗化的历史流变。
关键词：红楼梦;柳絮词;女性叙写;诗化词
叶嘉莹先生在《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一文中，解析了女性叙写这一概念，意指：以温、韦为代表的部分男性花间词人，超出将所写女性视为“他者”、“物品”的传统诗词叙写，以“女性形象与女性语言” 来理解、描写女性情思，使其词审美境界达到要眇宜修之高远。随后，叶先生又追溯了这一“花间传统”的后续影响，认为其后有三种流变，其中一种便是以苏轼为代表的诗化词倾向：苏轼在词作实践中借来“诗言志”的内涵，大改花间词作以宴席歌舞、怨妇歌姬为内容的传统，只以词体长短句之形式来抒写个人胸襟。
而曹公在《红楼梦》的诗词创作中，亦兼有花间之女性叙写与诗化词的妙处。抽丝剥茧，或可举《红楼梦》中众芳所作的咏絮词，与词体花间传统、及其诗化词流变对比一二。
一、咏絮词与女性叙写
诗词论中历来有“诗庄词媚”一说，遍翻被视为词之正体的《花间集》，会有一映像：词人多以男性的他者眼光审视女性，故上阕多写女性仙容、柳腰、画眉等媚态，下阕常代女性出言，表达等待情人之幽情。如牛峤《菩萨蛮》：“舞裙香暖金泥凤，画梁语燕惊残梦。门外柳花飞，玉郎犹未归。愁匀红粉泪，眉剪春山翠。何处是辽阳，锦屏春昼长。” 读之顿觉错彩镂金，不可谓不美，当然，这里也并非在贬低词的此种美学特质，但举曹雪芹《咏絮词》的目的，在于展示词的另一种美的意味。如前述，叶先生认为，《花间集》中以韦、温为代表的部分词作，凭借其以女性形象、语言写女性情思的女性叙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与词的要眇宜修、富有言外之想象的特质形成。同时她进一步指出，韋庄以男性口吻所作词如《菩萨蛮》等，亦甚为深远雅致。从而可见，以上种种之中，要获得词体意蕴深微的雅致美，最重要的在于以男性身份来体察、体谅、尊重女性。很显然，曹公做到了这一点。
窃以为，若只从薛、林等女性形象、形象与诗词、言语关系等小说文本层面谈《红楼梦》作品女性意识，实入了表层现象之迷雾。要探求该作的女性意识来源，需时刻清醒认识到角色背后有曹公的操纵。有学者梳理了小说叙述者与叙述对象的五种关系 ，《红楼梦》所采取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属于单纯叙述关系。因此，在这种关系中，曹公作为叙述者，“红楼故事”的情节走向、人物行动，似乎都在他的掌控之中。那么，其中诗词的创作，便都是雪芹先生本人，分别地、并完全地融入了各个女性角色，以她们的语言、口吻写作诗词，而这些诗词代替雪芹讲述了他“入戏”后体悟，也就是说，这些诗词是男性体会了女性的精神世界。咏絮词出现在《红楼梦》第74回，共五首，涉及林黛玉、薛宝钗等五位女性。抛开所谓命运暗示的谶纬一说，会发现：五首词在意象的选取上虽也有花、鸟、柳、蝶，但全未有对于女性外貌的对象性描写;在意蕴的表达上，也超出了被动等待情人的深闺怨情，而是都在思考个人的人生、命运，薛宝钗、史湘云抒发情志;林黛玉、贾探春感叹命运无法把握;薛宝琴表达闺中惆怅。内容各不相同，不可谓曹公创作时带角色入之深、之妙。
二、咏絮词之诗化特质
柳絮作为宋词意象，并不少见，文天祥《山中再次胡德昭韵》“人生柳絮斗坚牢，过眼春光叹伯劳”、晏几道《御街行》“街南绿树春饶絮，雪满游春路” 等，总体而言，柳絮寓含的情感意蕴是沉重苦涩的，这与其随风而飞的自然特性有关。但单以词咏物，确是该词诗化的最明显特征，也是曹雪芹在小说创作过程中的大胆尝试：史湘云因柳絮感发作词，适因诗社尚未填词，故众人以词咏物。此处设计合情合理，又不得不感叹于书中女子、亦或是曹公本人破体之创举。而柳絮与众女之词兴，及其各自命运、情志的缘合，又产生了五首截然不同的词作，亦是《红楼梦》咏絮词的独到。
但咏物只是雪芹先生将词诗化的外在尝试，下一步尝试便是要以词来吟咏人物的个人情志。所以读者读柳絮词能看到史湘云《如梦令》中“纤手自拈来，空使鹃啼燕妒。且住，且住！莫放春光别去！”的少女自拈来、欲留春光住的情趣;或是其中最具自主意识、也是最惹争议的《临江仙》，一句“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大有扶摇直上九万里的情志。时人有以此句评价来薛其人心机，借此处贬薛扬林，这便是忽略了词作者的双重性别叙写，而仅以薛宝钗的女子身份，狭隘地体会当时女子应有之“情志”——嫁与王公贵族，即宝玉。私以为，此言格局、见识甚窄。上青云的志向，或来于书中宝钗、或者是曹公与她合体，总归来是对于所谓命运说的反叛与追求，在当时乃至现代都尤为可贵。
三、诗化特质与女性叙写的结合效果
叶先生在谈到花间词之影响与演进时，也提及了词的诗化，并以苏轼之自抒襟抱的“诗化”之词的出现为代表。诗化词非曹公所创，前有苏轼，后有辛弃疾，且曹公所生活的清朝，由于发展环境的不同、词学观念的转变，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诗化特征，表现为“内容上大气包举，“情爱”与“忠爱”并行不悖，创作状态、创作手法、词作风格以及词学批评，自觉向诗体靠拢” 。此处曹公超出花间集之处在于，突破情爱内容，描写命运感叹、个人志向。他以笔下各个相异的女性形象为媒，以双重性别之身份，通过撰写书中女性角色的诗词，体味了那个时代闺中少女的情与志。以男子身份体谅女子情感，尤为可贵。但曹公超出花间传统的是，以作者一人之身份，用以多个女性形象之口吻，写尽各位少女之不同情感、志向。
当然，多重身份之便利，来自小说与词体体裁之别。不过相较于苏轼、辛弃疾或其余清代男性词人，他们抒发的，是属于“士”的情志，在于道、仕之感;曹公咏絮词的可贵在，以男子身份切身体会女性，去吟咏女子命运无常与志向情趣。其中一句“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又许是当时困于深闺、缚于纲常的女性词人所难表达出的。
叶嘉莹.迦陵论词丛稿[M].第346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赵崇祚.花间集[M].第18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陈慧娟.论小说叙述者和叙述对象的五种关系[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1（02）：149-152
唐圭璋.全宋词（一）[M].第28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9
郑亚芳.论清词之诗化[J]，东南学术.2015.5：193-200
关键词：红楼梦;柳絮词;女性叙写;诗化词
叶嘉莹先生在《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一文中，解析了女性叙写这一概念，意指：以温、韦为代表的部分男性花间词人，超出将所写女性视为“他者”、“物品”的传统诗词叙写，以“女性形象与女性语言” 来理解、描写女性情思，使其词审美境界达到要眇宜修之高远。随后，叶先生又追溯了这一“花间传统”的后续影响，认为其后有三种流变，其中一种便是以苏轼为代表的诗化词倾向：苏轼在词作实践中借来“诗言志”的内涵，大改花间词作以宴席歌舞、怨妇歌姬为内容的传统，只以词体长短句之形式来抒写个人胸襟。
而曹公在《红楼梦》的诗词创作中，亦兼有花间之女性叙写与诗化词的妙处。抽丝剥茧，或可举《红楼梦》中众芳所作的咏絮词，与词体花间传统、及其诗化词流变对比一二。
一、咏絮词与女性叙写
诗词论中历来有“诗庄词媚”一说，遍翻被视为词之正体的《花间集》，会有一映像：词人多以男性的他者眼光审视女性，故上阕多写女性仙容、柳腰、画眉等媚态，下阕常代女性出言，表达等待情人之幽情。如牛峤《菩萨蛮》：“舞裙香暖金泥凤，画梁语燕惊残梦。门外柳花飞，玉郎犹未归。愁匀红粉泪，眉剪春山翠。何处是辽阳，锦屏春昼长。” 读之顿觉错彩镂金，不可谓不美，当然，这里也并非在贬低词的此种美学特质，但举曹雪芹《咏絮词》的目的，在于展示词的另一种美的意味。如前述，叶先生认为，《花间集》中以韦、温为代表的部分词作，凭借其以女性形象、语言写女性情思的女性叙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与词的要眇宜修、富有言外之想象的特质形成。同时她进一步指出，韋庄以男性口吻所作词如《菩萨蛮》等，亦甚为深远雅致。从而可见，以上种种之中，要获得词体意蕴深微的雅致美，最重要的在于以男性身份来体察、体谅、尊重女性。很显然，曹公做到了这一点。
窃以为，若只从薛、林等女性形象、形象与诗词、言语关系等小说文本层面谈《红楼梦》作品女性意识，实入了表层现象之迷雾。要探求该作的女性意识来源，需时刻清醒认识到角色背后有曹公的操纵。有学者梳理了小说叙述者与叙述对象的五种关系 ，《红楼梦》所采取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属于单纯叙述关系。因此，在这种关系中，曹公作为叙述者，“红楼故事”的情节走向、人物行动，似乎都在他的掌控之中。那么，其中诗词的创作，便都是雪芹先生本人，分别地、并完全地融入了各个女性角色，以她们的语言、口吻写作诗词，而这些诗词代替雪芹讲述了他“入戏”后体悟，也就是说，这些诗词是男性体会了女性的精神世界。咏絮词出现在《红楼梦》第74回，共五首，涉及林黛玉、薛宝钗等五位女性。抛开所谓命运暗示的谶纬一说，会发现：五首词在意象的选取上虽也有花、鸟、柳、蝶，但全未有对于女性外貌的对象性描写;在意蕴的表达上，也超出了被动等待情人的深闺怨情，而是都在思考个人的人生、命运，薛宝钗、史湘云抒发情志;林黛玉、贾探春感叹命运无法把握;薛宝琴表达闺中惆怅。内容各不相同，不可谓曹公创作时带角色入之深、之妙。
二、咏絮词之诗化特质
柳絮作为宋词意象，并不少见，文天祥《山中再次胡德昭韵》“人生柳絮斗坚牢，过眼春光叹伯劳”、晏几道《御街行》“街南绿树春饶絮，雪满游春路” 等，总体而言，柳絮寓含的情感意蕴是沉重苦涩的，这与其随风而飞的自然特性有关。但单以词咏物，确是该词诗化的最明显特征，也是曹雪芹在小说创作过程中的大胆尝试：史湘云因柳絮感发作词，适因诗社尚未填词，故众人以词咏物。此处设计合情合理，又不得不感叹于书中女子、亦或是曹公本人破体之创举。而柳絮与众女之词兴，及其各自命运、情志的缘合，又产生了五首截然不同的词作，亦是《红楼梦》咏絮词的独到。
但咏物只是雪芹先生将词诗化的外在尝试，下一步尝试便是要以词来吟咏人物的个人情志。所以读者读柳絮词能看到史湘云《如梦令》中“纤手自拈来，空使鹃啼燕妒。且住，且住！莫放春光别去！”的少女自拈来、欲留春光住的情趣;或是其中最具自主意识、也是最惹争议的《临江仙》，一句“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大有扶摇直上九万里的情志。时人有以此句评价来薛其人心机，借此处贬薛扬林，这便是忽略了词作者的双重性别叙写，而仅以薛宝钗的女子身份，狭隘地体会当时女子应有之“情志”——嫁与王公贵族，即宝玉。私以为，此言格局、见识甚窄。上青云的志向，或来于书中宝钗、或者是曹公与她合体，总归来是对于所谓命运说的反叛与追求，在当时乃至现代都尤为可贵。
三、诗化特质与女性叙写的结合效果
叶先生在谈到花间词之影响与演进时，也提及了词的诗化，并以苏轼之自抒襟抱的“诗化”之词的出现为代表。诗化词非曹公所创，前有苏轼，后有辛弃疾，且曹公所生活的清朝，由于发展环境的不同、词学观念的转变，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诗化特征，表现为“内容上大气包举，“情爱”与“忠爱”并行不悖，创作状态、创作手法、词作风格以及词学批评，自觉向诗体靠拢” 。此处曹公超出花间集之处在于，突破情爱内容，描写命运感叹、个人志向。他以笔下各个相异的女性形象为媒，以双重性别之身份，通过撰写书中女性角色的诗词，体味了那个时代闺中少女的情与志。以男子身份体谅女子情感，尤为可贵。但曹公超出花间传统的是，以作者一人之身份，用以多个女性形象之口吻，写尽各位少女之不同情感、志向。
当然，多重身份之便利，来自小说与词体体裁之别。不过相较于苏轼、辛弃疾或其余清代男性词人，他们抒发的，是属于“士”的情志，在于道、仕之感;曹公咏絮词的可贵在，以男子身份切身体会女性，去吟咏女子命运无常与志向情趣。其中一句“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又许是当时困于深闺、缚于纲常的女性词人所难表达出的。
叶嘉莹.迦陵论词丛稿[M].第346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赵崇祚.花间集[M].第18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陈慧娟.论小说叙述者和叙述对象的五种关系[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1（02）：149-152
唐圭璋.全宋词（一）[M].第28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9
郑亚芳.论清词之诗化[J]，东南学术.2015.5：193-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