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年,文坛上有两篇著名的论积粮对立国作用的文章。一是贾谊的《论积贮疏》,一是晁错的《论贵粟疏》。这两篇文章被鲁迅先生誉为“沾溉后人,其泽甚远”的“西汉鸿文”。本文在写作技巧上有如下几点:
　　
　　一、逻辑严密,层层深入
　　
　　多年政治实践所培养出的远见卓识,使晁错立论为文时,具有缜密的思想,严密的逻辑。事理的说明,细致深入,犹如剥笋,层转层深,酣畅淋漓,极富说服力。文中第一节分析“畜积足”的意义与“畜积未及”的危害时,就运用了层层相因的逻辑推理,构成无可辩驳的理论力量。“畜积多而备先具”,故尧、禹、汤三帝能在九年之水、七年之旱的灾难中,使其臣民避免了饥饿的威胁。而今,汉帝国土地之广、人民之众,并不逊于先朝,且无数年自然穴害,粮食尚“畜积未及”。倘遇尧禹汤之灾,则国民难免捐瘠。此为第一层。导致畜积“未及”的根源是“地有遗利,民有余力,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此为第二层。畜积不足的后果:“贪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这是第三层。接着文章进行了类比推理:从不待轻暖,不待甘旨一转而至于不顾廉耻,从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到慈母不能保全其子,再到君不能保民,最后结出:明主应劝民农桑,薄赋敛,广蓄积,这是第四层。由生活事理推论“畜多而备先具”的必要性,既是上三层层层推演的结果,又回应了第一层。全节沿流溯源,从因果关系的层层推演中逼出结论,逻辑性极强。不仅将“畜积足”的必要性进一步加强了,也暗寓了对汉帝未能为民尽开“资财之道”的讽刺。第四节论“劝民立本”时也有严密的推理:由当务之急推出解危之策——“贵粟”,再由“贵粟”引入以粟为赏罚的“贵粟之道”,最后由“贵粟之道”的实施推导出一举三得的结局:“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推理由抽象而具体,由原因而结果,从容引导,层层相衍而又步步深入,从而将“贵粟”的主题深刻而细密地分析出来了。
　　
　　二、对比映衬,阐明得失
　　
　　同类事物在对比中共性更加鲜明,异类事物在对比映衬中其个性亦能凸现出来。晁错为说明贵粟对于立国的意义,多处采用此法。(1)今昔对比。文中先引用古代明主尧、禹、汤遇大灾而能度过灾难的史实,指出原因在于“畜积多而备先具”,然后对比当今汉帝国,虽臣民之众、土地之广不逊尧禹汤,且多年无水旱之灾,可结果还是“畜积未及”,“奸邪生”。一正一反,既有对明主功绩的褒扬,也含对今主不重蓄积的规谏。正反申述,对比映衬, “畜积多而备先具”的必要性得以加强。(2)物与物比。如第二节中的“珠玉金银”与“粟米布帛”。前者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后者却一日离开则有饥寒之迫,前者四时皆有,后者累日方成,前者玲珑轻巧,便于携带,后者笨重无比,力士难任。同样为物,因帝王的好恶而有前者贵后者贱的差异。重前者而轻后者,其弊无比,轻前者而重后者,其利甚丰。得与失,全在“轻”、“重”之间。晁错如此不厌其详地比较两物,正是引出“明主”与没有出场的“昏君”相比较。明主“知其然也”,昏君未必知其然。“知其然者”得保其民,不“知其然者”必失其民。如此局势,不由君主不警醒。(3)人与人比。五口之家的农夫与行商坐贾相比,前者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经尽千辛万苦,缴完苛捐杂税仍食不果腹。倘遇旱涝失调,则只有借高利贷,或卖田卖儿以还债务,生活非常艰辛。而后者虽“亡农夫之苦”,却“有仟佰之得”,“衣必文采,食必粱肉”,生活异常奢侈。他们以利交结王侯,兼并农人,导致大量农人流离失所,社会风气污浊,好恶上下相背。作者浓墨重染农夫的艰辛与商人的奢侈,构成了劳者不得食,不劳者得多食的强烈反差。正是在这种反差中,促使人们对造成这一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根源进行反思,从而强调了“重农抑商”及“贵粟”对解汉帝国当前之危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三、铺陈排比,妙用对偶
　　
　　大量使用排比句和对偶句是本文的又一特色。有时排比句就是由对偶句构成。铺陈排比,横则可成万马奔腾之势,纵则向事理深处拓进。纵横开拓,使文章既宏放恣肆,又跌宕起伏,曲尽变化。句数上,少则三两句,多则五六句,随意赋形,随情短长。本文反映农夫生活的艰辛时就连用了三组排比句。第一组写稼穑艰辛:“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第二组写日常生活:“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第三组写天灾人祸突至:“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地、鬻子孙以偿债者矣。”三组排比各有侧重,又意义相连,组成一幅灾难深重的农夫生活图。而再由“又”、“尚复”、“于是”三者穿串而成,造成的那种接踵而至、雪上加霜的语境里,既蕴含着作者对农夫生活艰辛的关切,又有其对当朝轻重倒置政策的焦虑。同样,文中对行商坐贾的生活描写也运用了排比,作者运用整齐的四字句,尖锐而深刻地将商人的奸诈、奢侈、贪婪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是文中最痛快的部分。这样的内容和行文对汉帝调整政策不无震动。
　　文中亦多处运用了对偶句。其在形式上的对称美,音响上的节奏感,加强了文章的气势,读来琅琅上口,如珠落玉盘。文中的对偶句,精警灵动。如,“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米,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俗之所贵,主之所贱”、“吏之所卑,法之所尊”等等。大量的对偶句,以其整齐严谨的风格活跃了文势。
　　
　　四、顶真续麻,环环相扣
　　
　　顶真是一种传统的修辞技法。其句与句间首尾相接,承转而下,往往造成一种步步紧逼之势,将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由表及里,由浅及深地剥出来,逻辑性较强。顶真又可分“直接顶真”与“间隔顶真”两种。前者是第一句的末尾为第二句的开头,如此鱼贯而下,首尾相连。如“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贱商人,商人已富贵”、“尊农夫,农夫已贫贱”,句与句环环相扣,不断生发,在层层转换中显示出逻辑的缜密与意义的深刻。后者如“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以粟为赏罚”。与前一种相比,其间有其他的字嵌于其中,但作为“意义链”来说,上句与下句直接相承,意脉不断。
　　此外,晁错政论文文字洗练,风格质朴,这在本文中也表现得较为充分。纵观全文,少则两字,多则十二字,随意随情,短的精要,长句不蔓。更能代表此文文字风格的是四六句。大量使用四六句组材,不仅富于美感,且显示着洗练。“晁错为文峭直刻深”,道理说得深而透,选材却平而直。以生活常识阐明治国安邦的大道理,却能明白晓畅,要言妙道。举重若轻,正是晁氏为文风格的典型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