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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代崔述的《洙泗考信录》中多谈及《论语》中的疑篇，仅从《论语》出发，对“疑本一事”和后五篇之论，结合前代学者的观点加以浅析，发掘崔氏之论对《论语》理解与考据的意义。
【关键词】：崔述；洙泗考信录；论语；伪书
清代崔氏著有《洙泗考信录》一书，在《左传》《史记》《论语》《孔子家语》等大量的记录中，详细发掘孔子其人，虽其本来目的是“卫正道”，且有时猜疑太过，导致结果与其所欲正之道偏差略大。崔述《洙泗考信录》一书的考证价值，在学界颇有争议。因读《论语》时，颇有不可解之处，遂欲就崔氏书中言《论语》之较为可探者，结合古今学者言论，辨其真伪。
一、疑“本一事”例
《论语》二十篇因语录体的编撰特点，所以并未形成一个完备特定的章节结构体系，故而今本《论语》中有少数重复部分。如《论语·学而篇第一》1.11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1]和《论语·里仁篇第四》4.20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两章，明显就是同一句话记载了两次。此类重复亦见于《论语·八佾篇第三》3.15和《论语·乡党篇第十》10.21、《论语·雍也篇第六》6.27和《论语·颜渊篇第十二》12.15等例。还有一些大同小异如《论语·季氏篇第十六》16.13“不学礼，无以立”和《论语·尧曰篇第二十》20.3“不知礼，无以立也”者则为针对不同情况，或不同人，或不同时，语言也有微小的差异，但主旨不变，语义相当。此类现象于《论语》一书中很明显，但此书的价值在于孔子的思想精神，所以于其主旨并不妨碍。
崔述的《洙泗考信录》就因此而怀疑有些分述类似者，本为一事。例如“两答颜渊好学”的《论语·雍也篇第六》6.3和《论语·先进篇第十一》11.7。
崔述曰：“此二章其文极相类，疑亦本一事而所记有详略异同，正如《史记》误以‘举直错枉’为答康子语耳，不必曲为之解也。《传》曰：‘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论语》诸篇非一人之所记，故其中往往有重出异同之语；必尽以为二事，则泥古之过也。”[2]
《论语》的这两章古今学者均无异议，只有崔述认为这两章内容及其相似，所以怀疑这是一件事记了两次。皇侃《论语义疏》说道：“此（指季康子问）与哀公问同而答异者，旧有二通。一云：缘哀公有迁怒贰过之事，故孔子因答以箴之也。康子无此事，故不烦言。又一云：哀公是君之尊，故须具答，而康子是臣为卑，故略以相酬也。”[3]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和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都认同这种说法。今者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中说道：“季康子问——鲁哀公曾经也有此问（6.3），孔子的回答较为详细。有人说，从此可见孔子与鲁君的问答和与季氏的问答有繁简之不同。”[4]虽然杨先生并没有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但是明显他也是倾向于这种说法的。
可见古今学者对于此两章的态度，都更倾向于因问者不同所以回答详略有别的说法。从《论语》一书传递的主要宗旨，以及孔子的思想学说来看，这种解释明显更令人信服。虽崔述能疑人所不疑实为创举，但我们同时应该看到，《论语》一书虽有前后完全重复的章节，也有主旨类似而言语微别的例子，但如崔氏所疑之“一事两记”的情况其实并无确凿证据。且前人因此反问道：“假使哀公问与康子问真为一事两记，那么何者为真？崔述何以独独认为哀公问是可信的，而康子问是不可信的？同是《论语》记载的两件事，而崔述取其一二录之。疑其一二舍之，此又何据？”[5]用反推法来表明崔述此观点之不可信，实在精彩。
二、后五篇之真伪
崔述在《洙泗考信录》中提出《论语》编纂者或为后代儒者，此言已有详驳，而令笔者感兴趣的却是他在谈及《论语》后五篇时所说“唯其后之五篇多可疑者”。同时他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对于某些章节尤其怀疑，而笔者在读这些章节时也深有疑惑之感，故取其中疑点颇深者进行探讨。
首先，在《季氏篇第十六》中，崔述疑“《季氏》篇文多排偶，全与他篇不伦，而《颛臾》一章至与经传抵牾。”文多排偶，确实与前十五章体例略有不同，但是前文也有排偶的例子，比如《八佾篇第三》3.26、《为政篇第二》2.10等，刘建国先生的《先秦伪书辩正》就详细考证过此事。所以因排偶问题而对整章提出怀疑的说法，实在难以服人。而《颛臾》篇提及與经传抵牾，这句话说得较为含糊，所以后代多不能解其义。有猜测可能崔述将“颛臾”看成“颛顼”，但这种可能性很小，想来崔述不会粗心至此。
前代学者多对此持怀疑态度，而蒋伯潜先生认为崔述此言有理，原因是“冉有、季路并无同时仕于季氏之事”。所以我们猜测，崔述大概就是因为这一点，而觉得《颛臾》篇有作伪之疑。根据《左传》和《史记》来看，冉有和子路仕季氏并不同时，所以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也提出“此云尔者，疑子路尝从孔子自卫反鲁，再仕季氏，不久而复之卫也。”[6]所以此篇，虽语言内容符合各自身份，但实在有难解之疑惑，所幸此篇为事主之道，义正辞严，符合《论语》一书所要传达的主要精神，且年代久远而史书不能详尽，或如朱子所说是在自卫反鲁的间隙中发生的，也未可知。《颛臾》此篇，其文也正，理也通，也很恰当的体现了孔子的思想主张，是伪文的可能性不大。
其次，崔述又谈到：“《微子》篇杂记古今轶事，有与圣门绝无涉者，而《楚狂》三章语意乃类庄周，皆不似孔氏遗书。且‘孔子’者，对君大夫之称，子言与门人言但称‘子’，此《论语》体例也；而《季氏》篇章首皆‘孔子’，《微子》篇亦往往称‘孔子’，尤其显然而可见者。”
此段崔述共提出三个疑点，一一分析来看：在《微子》篇中，并未提及孔子及其弟子的只有四章：即最后三章《太师挚适齐》《周公谓鲁公》《周有八士》和《柳下惠为士师》。其中《柳下惠为士师》这一章所讲，可以参照《卫灵公篇第十五》15.14以及《微子篇》第八章孔子对柳下惠的评价，可知相比崔述，前人的推论“此必有孔子断之之言而亡之矣”[7]更为合理。不过这也只是笔者的一种倾向，因为两者都并无实据。剩下三篇同理，根据《论语》一书前后文，孔子向往周代礼乐，所以加上这些也无可厚非，至于其是否真为伪书，实在难以证明，但崔氏因未涉及孔子及其弟子，就说这是伪书，实在不足以服人。再至后面说《楚狂》三章类庄周，所以疑其作伪，更是凭空猜测并无实据。接着说到称谓问题，“孔子”与“子”之辨，有学者认为是传抄中出现称谓的差别，因为据现在的材料来看，有些竹简版本中是将有疑惑的“孔子”称为“子”的。[8]后代学者一般认为《论语》一书是由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陆续编纂而成，所以时间跨度较大，对于称谓也有所变化，那么此点也不能作为实证凭据证书之伪。所以，以上举出三条疑惑均不能得以实证，崔述之言，不可妄信。 再者，崔述提到“而《武城》《佛肸》二章于孔子前称夫子，乃战国之言，非春秋时语。盖杂辑成之者，非一人之笔也。”这确实言之有理，因前十五篇称“夫子”皆为背后提及的第三人称，而此二章当面称夫子实为第二人称。但杨伯峻先生认为“据此断定《论语》的少数篇章的‘驳杂’，固然未免武断。”[9]因近代学者多认为此类差别是由于《论语》作为语录体成书的过程以及编纂者的修订，导致时间差异，从而导致体例、用语的差别，所以这又成了一桩悬案，因两方皆不能拿出确凿的证据来辩己之为正。但我们从此中得到的，大概更多地来源于崔述的怀疑精神以及功底深厚。历代学者对此问题争论不休，唯有蒋伯潜先生先生认为，此章分明有疑，以致后世附膻逐腥之人借吃饭问题，将一己之私欲，拿此章作挡箭牌，竞相命为磨而不磷之坚、涅而不缁之白。此为疑惑而至遗害矣。以此看来，虽无法证其为伪书，但一旦有所妨害就当加以注意。综合看来，崔述此疑值得重視。
最后，崔述谈到《尧曰》篇时因分章问题和语篇涉及尧舜，而产生伪书之疑。但就《论语》体制来看，分章问题自古存之，且语录体本为记录片语之文，自宋苏轼时即或怀疑《尧曰》篇为断章。“文尤不类”或为内容不似前书专记诸子语，而有歌颂古之贤王意。从内容来看，《尧曰》篇是符合孔子的思想主张的，难道崔述因篇首无“子曰”二字而疑其为后人续入？至于“孔子继之”许为编撰巧合，就算是儒子为表对孔子的尊敬而特意为之也无可厚非，史学家司马迁尚能在《史记》里将孔子列入“世家”类来表明其尊，《论语》的编纂者尚为儒门弟子，更何疑之？对此，前代学者多认为《尧曰》篇或为断章，恰合语录体之特点，较之看来，崔述此疑颇有草木皆兵之意而不可妄信。
三、结论和意义
上文从今本《论语》出发，结合清代崔述的《洙泗考信录》，针对崔氏书中所提及几条《论语》作伪问题进行了简要的评析。崔述《洙泗考信录》一书，诞生于考证学大盛的清代，因其质疑经典而一直不被重视，后于1902年被日本发掘，而后又大盛于民国时期，得到胡适等学者的重视和推崇。虽其本意在于维护正统儒学，但却反因质疑儒家经典而盛行，这大概在崔述的意料之外。正如胡适所说：“他著书的最初动机并不是要考证古史，不过是要推翻传说，回到古经，以存理想中的‘圣人之真’，所以他依然落在过于尊经，过于尊圣人的窠臼里。”但是崔述更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可算是二千年来洗刷最干净、最富于评判精神的一部孔子传”。正如从崔述的言论看《论语》伪书辨，对于研究孔子和《论语》始终有着莫大的意义。
注释：
[1]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
以下《论语》原文均采用此版本，不再注明参考文献：
[2]崔述《洙泗考信录》影印版，北京：北平文化学社，1932年再版
以下崔述引文均采用此版本，不再注明
[3]皇侃《论语义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69页
[4]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57页
[5]樊东《〈洙泗考信录〉卷三四平议》，曲阜师范大学，2012
[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58页
[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70页
[8]杨朝明《〈论语〉成书及其文本特征》，《理论学刊》2009年第2期
[9]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1页
参考文献：
[1]崔述. 洙泗考信录影印版[M]. 北平文化学社， 1932.
[2]杨伯峻. 论语译注[M]. 中华书局， 2012.
[3]杨伯峻. 论语译注[M]. 中华书局， 1980.
[4]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中华书局， 2011.
[5]皇侃. 论语义疏[M]. 中华书局， 2013.
[6]蒋伯潜，蒋祖怡. 经与经学[M].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7.
[7]钱穆. 孔子传[M]. 三联书店， 2014.
[8]王秀江.“孔子家语”考述[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9] 樊东.“洙泗考信录”卷三四平议[D]. 曲阜师范大学， 2012.
[10]杨朝明.“论语”成书及其文本特征[J]. 理论学刊， 2009， 2.
[11]李培栋.“洙泗考信录”的贡献和价值[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1， 4.
【关键词】：崔述；洙泗考信录；论语；伪书
清代崔氏著有《洙泗考信录》一书，在《左传》《史记》《论语》《孔子家语》等大量的记录中，详细发掘孔子其人，虽其本来目的是“卫正道”，且有时猜疑太过，导致结果与其所欲正之道偏差略大。崔述《洙泗考信录》一书的考证价值，在学界颇有争议。因读《论语》时，颇有不可解之处，遂欲就崔氏书中言《论语》之较为可探者，结合古今学者言论，辨其真伪。
一、疑“本一事”例
《论语》二十篇因语录体的编撰特点，所以并未形成一个完备特定的章节结构体系，故而今本《论语》中有少数重复部分。如《论语·学而篇第一》1.11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1]和《论语·里仁篇第四》4.20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两章，明显就是同一句话记载了两次。此类重复亦见于《论语·八佾篇第三》3.15和《论语·乡党篇第十》10.21、《论语·雍也篇第六》6.27和《论语·颜渊篇第十二》12.15等例。还有一些大同小异如《论语·季氏篇第十六》16.13“不学礼，无以立”和《论语·尧曰篇第二十》20.3“不知礼，无以立也”者则为针对不同情况，或不同人，或不同时，语言也有微小的差异，但主旨不变，语义相当。此类现象于《论语》一书中很明显，但此书的价值在于孔子的思想精神，所以于其主旨并不妨碍。
崔述的《洙泗考信录》就因此而怀疑有些分述类似者，本为一事。例如“两答颜渊好学”的《论语·雍也篇第六》6.3和《论语·先进篇第十一》11.7。
崔述曰：“此二章其文极相类，疑亦本一事而所记有详略异同，正如《史记》误以‘举直错枉’为答康子语耳，不必曲为之解也。《传》曰：‘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论语》诸篇非一人之所记，故其中往往有重出异同之语；必尽以为二事，则泥古之过也。”[2]
《论语》的这两章古今学者均无异议，只有崔述认为这两章内容及其相似，所以怀疑这是一件事记了两次。皇侃《论语义疏》说道：“此（指季康子问）与哀公问同而答异者，旧有二通。一云：缘哀公有迁怒贰过之事，故孔子因答以箴之也。康子无此事，故不烦言。又一云：哀公是君之尊，故须具答，而康子是臣为卑，故略以相酬也。”[3]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和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都认同这种说法。今者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中说道：“季康子问——鲁哀公曾经也有此问（6.3），孔子的回答较为详细。有人说，从此可见孔子与鲁君的问答和与季氏的问答有繁简之不同。”[4]虽然杨先生并没有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但是明显他也是倾向于这种说法的。
可见古今学者对于此两章的态度，都更倾向于因问者不同所以回答详略有别的说法。从《论语》一书传递的主要宗旨，以及孔子的思想学说来看，这种解释明显更令人信服。虽崔述能疑人所不疑实为创举，但我们同时应该看到，《论语》一书虽有前后完全重复的章节，也有主旨类似而言语微别的例子，但如崔氏所疑之“一事两记”的情况其实并无确凿证据。且前人因此反问道：“假使哀公问与康子问真为一事两记，那么何者为真？崔述何以独独认为哀公问是可信的，而康子问是不可信的？同是《论语》记载的两件事，而崔述取其一二录之。疑其一二舍之，此又何据？”[5]用反推法来表明崔述此观点之不可信，实在精彩。
二、后五篇之真伪
崔述在《洙泗考信录》中提出《论语》编纂者或为后代儒者，此言已有详驳，而令笔者感兴趣的却是他在谈及《论语》后五篇时所说“唯其后之五篇多可疑者”。同时他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对于某些章节尤其怀疑，而笔者在读这些章节时也深有疑惑之感，故取其中疑点颇深者进行探讨。
首先，在《季氏篇第十六》中，崔述疑“《季氏》篇文多排偶，全与他篇不伦，而《颛臾》一章至与经传抵牾。”文多排偶，确实与前十五章体例略有不同，但是前文也有排偶的例子，比如《八佾篇第三》3.26、《为政篇第二》2.10等，刘建国先生的《先秦伪书辩正》就详细考证过此事。所以因排偶问题而对整章提出怀疑的说法，实在难以服人。而《颛臾》篇提及與经传抵牾，这句话说得较为含糊，所以后代多不能解其义。有猜测可能崔述将“颛臾”看成“颛顼”，但这种可能性很小，想来崔述不会粗心至此。
前代学者多对此持怀疑态度，而蒋伯潜先生认为崔述此言有理，原因是“冉有、季路并无同时仕于季氏之事”。所以我们猜测，崔述大概就是因为这一点，而觉得《颛臾》篇有作伪之疑。根据《左传》和《史记》来看，冉有和子路仕季氏并不同时，所以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也提出“此云尔者，疑子路尝从孔子自卫反鲁，再仕季氏，不久而复之卫也。”[6]所以此篇，虽语言内容符合各自身份，但实在有难解之疑惑，所幸此篇为事主之道，义正辞严，符合《论语》一书所要传达的主要精神，且年代久远而史书不能详尽，或如朱子所说是在自卫反鲁的间隙中发生的，也未可知。《颛臾》此篇，其文也正，理也通，也很恰当的体现了孔子的思想主张，是伪文的可能性不大。
其次，崔述又谈到：“《微子》篇杂记古今轶事，有与圣门绝无涉者，而《楚狂》三章语意乃类庄周，皆不似孔氏遗书。且‘孔子’者，对君大夫之称，子言与门人言但称‘子’，此《论语》体例也；而《季氏》篇章首皆‘孔子’，《微子》篇亦往往称‘孔子’，尤其显然而可见者。”
此段崔述共提出三个疑点，一一分析来看：在《微子》篇中，并未提及孔子及其弟子的只有四章：即最后三章《太师挚适齐》《周公谓鲁公》《周有八士》和《柳下惠为士师》。其中《柳下惠为士师》这一章所讲，可以参照《卫灵公篇第十五》15.14以及《微子篇》第八章孔子对柳下惠的评价，可知相比崔述，前人的推论“此必有孔子断之之言而亡之矣”[7]更为合理。不过这也只是笔者的一种倾向，因为两者都并无实据。剩下三篇同理，根据《论语》一书前后文，孔子向往周代礼乐，所以加上这些也无可厚非，至于其是否真为伪书，实在难以证明，但崔氏因未涉及孔子及其弟子，就说这是伪书，实在不足以服人。再至后面说《楚狂》三章类庄周，所以疑其作伪，更是凭空猜测并无实据。接着说到称谓问题，“孔子”与“子”之辨，有学者认为是传抄中出现称谓的差别，因为据现在的材料来看，有些竹简版本中是将有疑惑的“孔子”称为“子”的。[8]后代学者一般认为《论语》一书是由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陆续编纂而成，所以时间跨度较大，对于称谓也有所变化，那么此点也不能作为实证凭据证书之伪。所以，以上举出三条疑惑均不能得以实证，崔述之言，不可妄信。 再者，崔述提到“而《武城》《佛肸》二章于孔子前称夫子，乃战国之言，非春秋时语。盖杂辑成之者，非一人之笔也。”这确实言之有理，因前十五篇称“夫子”皆为背后提及的第三人称，而此二章当面称夫子实为第二人称。但杨伯峻先生认为“据此断定《论语》的少数篇章的‘驳杂’，固然未免武断。”[9]因近代学者多认为此类差别是由于《论语》作为语录体成书的过程以及编纂者的修订，导致时间差异，从而导致体例、用语的差别，所以这又成了一桩悬案，因两方皆不能拿出确凿的证据来辩己之为正。但我们从此中得到的，大概更多地来源于崔述的怀疑精神以及功底深厚。历代学者对此问题争论不休，唯有蒋伯潜先生先生认为，此章分明有疑，以致后世附膻逐腥之人借吃饭问题，将一己之私欲，拿此章作挡箭牌，竞相命为磨而不磷之坚、涅而不缁之白。此为疑惑而至遗害矣。以此看来，虽无法证其为伪书，但一旦有所妨害就当加以注意。综合看来，崔述此疑值得重視。
最后，崔述谈到《尧曰》篇时因分章问题和语篇涉及尧舜，而产生伪书之疑。但就《论语》体制来看，分章问题自古存之，且语录体本为记录片语之文，自宋苏轼时即或怀疑《尧曰》篇为断章。“文尤不类”或为内容不似前书专记诸子语，而有歌颂古之贤王意。从内容来看，《尧曰》篇是符合孔子的思想主张的，难道崔述因篇首无“子曰”二字而疑其为后人续入？至于“孔子继之”许为编撰巧合，就算是儒子为表对孔子的尊敬而特意为之也无可厚非，史学家司马迁尚能在《史记》里将孔子列入“世家”类来表明其尊，《论语》的编纂者尚为儒门弟子，更何疑之？对此，前代学者多认为《尧曰》篇或为断章，恰合语录体之特点，较之看来，崔述此疑颇有草木皆兵之意而不可妄信。
三、结论和意义
上文从今本《论语》出发，结合清代崔述的《洙泗考信录》，针对崔氏书中所提及几条《论语》作伪问题进行了简要的评析。崔述《洙泗考信录》一书，诞生于考证学大盛的清代，因其质疑经典而一直不被重视，后于1902年被日本发掘，而后又大盛于民国时期，得到胡适等学者的重视和推崇。虽其本意在于维护正统儒学，但却反因质疑儒家经典而盛行，这大概在崔述的意料之外。正如胡适所说：“他著书的最初动机并不是要考证古史，不过是要推翻传说，回到古经，以存理想中的‘圣人之真’，所以他依然落在过于尊经，过于尊圣人的窠臼里。”但是崔述更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可算是二千年来洗刷最干净、最富于评判精神的一部孔子传”。正如从崔述的言论看《论语》伪书辨，对于研究孔子和《论语》始终有着莫大的意义。
注释：
[1]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
以下《论语》原文均采用此版本，不再注明参考文献：
[2]崔述《洙泗考信录》影印版，北京：北平文化学社，1932年再版
以下崔述引文均采用此版本，不再注明
[3]皇侃《论语义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69页
[4]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57页
[5]樊东《〈洙泗考信录〉卷三四平议》，曲阜师范大学，2012
[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58页
[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70页
[8]杨朝明《〈论语〉成书及其文本特征》，《理论学刊》2009年第2期
[9]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1页
参考文献：
[1]崔述. 洙泗考信录影印版[M]. 北平文化学社， 1932.
[2]杨伯峻. 论语译注[M]. 中华书局， 2012.
[3]杨伯峻. 论语译注[M]. 中华书局， 1980.
[4]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中华书局， 2011.
[5]皇侃. 论语义疏[M]. 中华书局， 2013.
[6]蒋伯潜，蒋祖怡. 经与经学[M].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7.
[7]钱穆. 孔子传[M]. 三联书店， 2014.
[8]王秀江.“孔子家语”考述[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9] 樊东.“洙泗考信录”卷三四平议[D]. 曲阜师范大学， 2012.
[10]杨朝明.“论语”成书及其文本特征[J]. 理论学刊， 2009， 2.
[11]李培栋.“洙泗考信录”的贡献和价值[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1，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