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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籍意大利学者劳伦斯·韦努蒂（Laurence·Venuti）是美国结构主义思想的代表。在1995年，他在其《译者的隐身》中首次提出了“异化”和“归化”概念来表述施莱尔马赫于1813年提出的两种翻译取向。一种取向是：引导读者接近作者；另一种取向是：引导作者接近读者。所谓归化，就是以目的语的语言形式、习惯和文化传统对源语言进行一定的同化处理。所谓异化，就是以突出源语言的外来文化为目的而采用的一种翻译策略。
一、 韦努蒂的主要主张
韦努蒂极力倡导异化翻译，他主张用异化翻译抵抗文化帝国主义，发展一种抵抗以目的语的文化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翻译实践理论，从而表现外国文本与目的语文化上的差异。他认为归化和异化更多的是道德态度问题，并非词语的选择和话语策略的问题。他希望努力去保有原作所特有的陌生感。韦努蒂的这种异化翻译策略与传统的归/异化翻译策略也不同，后者将视线停留在语言文化层面；而前者除了发扬了传统的归/异化，并将其拓展到政治，将视线集中在强、弱势文化上。但同时我们必须注意的是：他也并非像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一味地追求异化，排斥归化。他也曾提到：在一定程度上，异化翻译也是归化，两者之间其实并没有绝对的分界线，并在一定程度上还是重叠的。而换句话说，韦努蒂另一个比较重要的影响就是使归化翻译策略退出了长期以来所占的统治地位，使异化翻译能与其制衡。
二、意译与异化的结合
而对应该采用异化还是归化一直在翻译界争论不休，在对归化/异化与直译/意译之间的关系上存在分歧。究其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对异化/归化和直译/意译概念的不同理解，以及对它们概念的混淆。国内有学者认为，归化大致相当于意译，而异化大致相当于直译。我们必须认清一个事实，就是翻译取向（无论是归化还是异化）只存在于文化层面，而涉及的具体方法（如直译与意译）才属于语言层面。曾经，袁晓宁也比较详细地谈到了归化和异化，直译与意译的问题，他所得出的结论是：翻译的总趋势应在语言层面采用归化的翻译取向，在文化层面采用异化的翻译取向。从这结论来看，他最后还是混淆了上面提到的文化层面与语言层面的相关归属的问题。
归化/异化是译者的抽象的翻译取向，而意译/直译是具体的翻译方法，它们并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笔者认为，在语言层面采用意译的翻译方法，而在文化层面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若往韦努蒂靠拢，即可一定程度上理解为，在翻译中采用意译与异化的的结合，这既符合本地文化的表达习惯，易于理解，又尊重了外来文化的本意。例如美国作家赛珍珠的《水浒传》第九回的“三四个筛酒的酒保都手忙脚乱，搬东搬西”的这一句的翻译是这样的：“：But these serving men were so busy, their hands and feet were all in confusion, and they were moving things hither and thither, east and west.” “搬东搬西”指的是物件，不是方向。当把这段文字在让中国人读时，却感觉很费解，也没有了原来文章中的那种韵味儿了。所以当那些外国人读时，他们也不可能体会得到原文的那种感觉，而会觉得所谓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不过就是这样。所以，没有一个好的翻译，中国的文化很难走出去，让世界所了解。中国的文化的多样性也很难在世界上传播与保持。
其实，有一点是人们都比较认可的：在尊重外国文化的同时，以适合本国习惯思维的方式来表达。使人们能更容易地理解，但又不曲解外国文化的本意。所以，一个民族的文化不能仅简单的通过一两篇翻译的文章就能掌握的，若想能真正理解外来文化，必须去深入了解他们的历史，风俗，甚至他们的信仰。由于译文的阅读对象是大多数不懂外国文化的人群，所以译者更多的应该是按照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尽量找到两国文化的相似之处，以本民族文化去类比，去翻译，让本民族大众能更容易并正确地理解外国文化。所以，译者必须在对外国文化有深入的了解的同时，也必须精通本国文化。才能很好的起到这两者之间的桥梁的作用。正如很多人，在译著时不自觉地就会加入一些自己文化的东西，或者完全是生搬硬套，而只是简单地词对词地对原文的转述，给读者一种似乎文章被肢解了的感觉。或者以读者的思维，根本就无法理解作者的原意。所以意译在翻译中也是必须在深入了解原作的深刻含义，才能完成的，这样才能很好传达出作者本身所要表达的意思。例如汉语的“东西”，不能直接对应于英语的“east and west”；“亚洲四小龙”不能直接译为“Four Dragons”，而应在英语文化中去找与中国文化相类似的英语词汇，应译为“Four Tigers”。
原文特有的质地与韵味和目的语固有的语法结构似乎总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二者似乎总不能兼得。要么被翻译得很刻板，要么就无法把原文的那种神韵表达出来，似乎很通俗，没有那种文化的深意。或许意译与异化的结合能稍微缓解这一矛盾。韦努蒂也曾提出，只有当域外学术作品的外异性最小时，这些著作才可能进入并影响美国学术界。所以，一个好的翻译作品应当是两种文化的完美结合，不能偏向于任意一方。
三、韦努蒂的译论对弱势文化的拯救
韦努蒂的译论的另一个意义就在于强调异化翻译策略的同时，旨在追求文化的差异性与多样性。其实无意之中也引起了对拯救弱势文化的关注。也是一种抵抗英美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渗透、同化与侵袭，强调保持文化的多样性的觉醒。
在人类需要沟通、交流的全球化时代，韦努蒂渴望一种可以让翻译稳定栖身的价值，他认为，由于翻译从根本意义上说是以种族的中心的，因而绝对不可能是地位平等的双方之间的一种交流。要做到尽量不偏向于两种文化的任意一方，译者必须起到明显的作用。因此，韦努蒂反对当代英美文化中译者所处的处境，即“隐身”，倡导“异化”的翻译策略，即试图使译者“显身”，译作“显形”。 他在《译者的隐身》一书开头就引用诺曼·夏皮罗的话来说明译者在译文中的隐身：“我认为，译文应力求透明，以致看起来不像译文。好的翻译像一块玻璃。只有玻璃上的一些小小瑕疵—擦痕和气泡。当然，理想的是最好什么也没有。译文应该永远不会引起读者感到他们是在读译作。”在韦努蒂看来，译者的隐身体现了一种强烈的不对等信息，因为在从弱势文化翻译到强势文化的过程中，通过流畅翻译造成的译者的隐形，将弱势文化的特征和异质性完全泯灭。而韦努蒂倡导的“异化”，是“要求选择一个外语文本，并采用目的语文化价值观所排斥的翻译方法”，也就是所谓的尽可能地让读者靠近作者。这种异化的翻译观，达到了抵御以目的语文化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翻译理论与实践，限制民族中心的篡改，以表现外国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
此外，随着语言的不断发展演化，异化翻译在促进各国文化交流和吸纳来自各国词汇和语言上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四、结语
韦努蒂的译论就像一枚重磅炸弹在翻译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它能突破英美中心主义，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尊重各种文化所特有的差异性与多样性。保持各种不同文化的独立。也给翻译工作者指明了未来的道路，要尊重各种不同的文化，要让本国的读者更客观地了解外部世界。意译的作用就在于它能传神地表达出外来文化的内涵，易于本土读者所接受。这里的“透明”就是韦努蒂所指的“隐身”。
但事实上，这异化翻译也不是完美的。我们可以认为韦努蒂在分析异化翻译时，只考虑和分析了英美主流文化在译入和译出问题上的策略问题；此外，他的异化翻译注重文化的忠实多于对语言层面的忠实，是作为文化交流和传播的媒介，况且，异化翻译并不是对所有体裁的文本都适用，一定程度上讲，这种翻译方法会忽略读者，这是读者没法接受的。因此，在使用异化翻译的同时，也要回归归化翻译。
一、 韦努蒂的主要主张
韦努蒂极力倡导异化翻译，他主张用异化翻译抵抗文化帝国主义，发展一种抵抗以目的语的文化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翻译实践理论，从而表现外国文本与目的语文化上的差异。他认为归化和异化更多的是道德态度问题，并非词语的选择和话语策略的问题。他希望努力去保有原作所特有的陌生感。韦努蒂的这种异化翻译策略与传统的归/异化翻译策略也不同，后者将视线停留在语言文化层面；而前者除了发扬了传统的归/异化，并将其拓展到政治，将视线集中在强、弱势文化上。但同时我们必须注意的是：他也并非像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一味地追求异化，排斥归化。他也曾提到：在一定程度上，异化翻译也是归化，两者之间其实并没有绝对的分界线，并在一定程度上还是重叠的。而换句话说，韦努蒂另一个比较重要的影响就是使归化翻译策略退出了长期以来所占的统治地位，使异化翻译能与其制衡。
二、意译与异化的结合
而对应该采用异化还是归化一直在翻译界争论不休，在对归化/异化与直译/意译之间的关系上存在分歧。究其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对异化/归化和直译/意译概念的不同理解，以及对它们概念的混淆。国内有学者认为，归化大致相当于意译，而异化大致相当于直译。我们必须认清一个事实，就是翻译取向（无论是归化还是异化）只存在于文化层面，而涉及的具体方法（如直译与意译）才属于语言层面。曾经，袁晓宁也比较详细地谈到了归化和异化，直译与意译的问题，他所得出的结论是：翻译的总趋势应在语言层面采用归化的翻译取向，在文化层面采用异化的翻译取向。从这结论来看，他最后还是混淆了上面提到的文化层面与语言层面的相关归属的问题。
归化/异化是译者的抽象的翻译取向，而意译/直译是具体的翻译方法，它们并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笔者认为，在语言层面采用意译的翻译方法，而在文化层面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若往韦努蒂靠拢，即可一定程度上理解为，在翻译中采用意译与异化的的结合，这既符合本地文化的表达习惯，易于理解，又尊重了外来文化的本意。例如美国作家赛珍珠的《水浒传》第九回的“三四个筛酒的酒保都手忙脚乱，搬东搬西”的这一句的翻译是这样的：“：But these serving men were so busy, their hands and feet were all in confusion, and they were moving things hither and thither, east and west.” “搬东搬西”指的是物件，不是方向。当把这段文字在让中国人读时，却感觉很费解，也没有了原来文章中的那种韵味儿了。所以当那些外国人读时，他们也不可能体会得到原文的那种感觉，而会觉得所谓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不过就是这样。所以，没有一个好的翻译，中国的文化很难走出去，让世界所了解。中国的文化的多样性也很难在世界上传播与保持。
其实，有一点是人们都比较认可的：在尊重外国文化的同时，以适合本国习惯思维的方式来表达。使人们能更容易地理解，但又不曲解外国文化的本意。所以，一个民族的文化不能仅简单的通过一两篇翻译的文章就能掌握的，若想能真正理解外来文化，必须去深入了解他们的历史，风俗，甚至他们的信仰。由于译文的阅读对象是大多数不懂外国文化的人群，所以译者更多的应该是按照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尽量找到两国文化的相似之处，以本民族文化去类比，去翻译，让本民族大众能更容易并正确地理解外国文化。所以，译者必须在对外国文化有深入的了解的同时，也必须精通本国文化。才能很好的起到这两者之间的桥梁的作用。正如很多人，在译著时不自觉地就会加入一些自己文化的东西，或者完全是生搬硬套，而只是简单地词对词地对原文的转述，给读者一种似乎文章被肢解了的感觉。或者以读者的思维，根本就无法理解作者的原意。所以意译在翻译中也是必须在深入了解原作的深刻含义，才能完成的，这样才能很好传达出作者本身所要表达的意思。例如汉语的“东西”，不能直接对应于英语的“east and west”；“亚洲四小龙”不能直接译为“Four Dragons”，而应在英语文化中去找与中国文化相类似的英语词汇，应译为“Four Tigers”。
原文特有的质地与韵味和目的语固有的语法结构似乎总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二者似乎总不能兼得。要么被翻译得很刻板，要么就无法把原文的那种神韵表达出来，似乎很通俗，没有那种文化的深意。或许意译与异化的结合能稍微缓解这一矛盾。韦努蒂也曾提出，只有当域外学术作品的外异性最小时，这些著作才可能进入并影响美国学术界。所以，一个好的翻译作品应当是两种文化的完美结合，不能偏向于任意一方。
三、韦努蒂的译论对弱势文化的拯救
韦努蒂的译论的另一个意义就在于强调异化翻译策略的同时，旨在追求文化的差异性与多样性。其实无意之中也引起了对拯救弱势文化的关注。也是一种抵抗英美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渗透、同化与侵袭，强调保持文化的多样性的觉醒。
在人类需要沟通、交流的全球化时代，韦努蒂渴望一种可以让翻译稳定栖身的价值，他认为，由于翻译从根本意义上说是以种族的中心的，因而绝对不可能是地位平等的双方之间的一种交流。要做到尽量不偏向于两种文化的任意一方，译者必须起到明显的作用。因此，韦努蒂反对当代英美文化中译者所处的处境，即“隐身”，倡导“异化”的翻译策略，即试图使译者“显身”，译作“显形”。 他在《译者的隐身》一书开头就引用诺曼·夏皮罗的话来说明译者在译文中的隐身：“我认为，译文应力求透明，以致看起来不像译文。好的翻译像一块玻璃。只有玻璃上的一些小小瑕疵—擦痕和气泡。当然，理想的是最好什么也没有。译文应该永远不会引起读者感到他们是在读译作。”在韦努蒂看来，译者的隐身体现了一种强烈的不对等信息，因为在从弱势文化翻译到强势文化的过程中，通过流畅翻译造成的译者的隐形，将弱势文化的特征和异质性完全泯灭。而韦努蒂倡导的“异化”，是“要求选择一个外语文本，并采用目的语文化价值观所排斥的翻译方法”，也就是所谓的尽可能地让读者靠近作者。这种异化的翻译观，达到了抵御以目的语文化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翻译理论与实践，限制民族中心的篡改，以表现外国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
此外，随着语言的不断发展演化，异化翻译在促进各国文化交流和吸纳来自各国词汇和语言上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四、结语
韦努蒂的译论就像一枚重磅炸弹在翻译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它能突破英美中心主义，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尊重各种文化所特有的差异性与多样性。保持各种不同文化的独立。也给翻译工作者指明了未来的道路，要尊重各种不同的文化，要让本国的读者更客观地了解外部世界。意译的作用就在于它能传神地表达出外来文化的内涵，易于本土读者所接受。这里的“透明”就是韦努蒂所指的“隐身”。
但事实上，这异化翻译也不是完美的。我们可以认为韦努蒂在分析异化翻译时，只考虑和分析了英美主流文化在译入和译出问题上的策略问题；此外，他的异化翻译注重文化的忠实多于对语言层面的忠实，是作为文化交流和传播的媒介，况且，异化翻译并不是对所有体裁的文本都适用，一定程度上讲，这种翻译方法会忽略读者，这是读者没法接受的。因此，在使用异化翻译的同时，也要回归归化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