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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以往的女性形象多为"下等的，低能的，多欲的，险狠的人类"或者作为男性的玩物出现的。只有在"五四"运动开始后，女性才真正作为一个"人"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反映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们的文学，在反封建礼教的层面上更能体现出"五四"文学革命的成绩，也更能显现出那个时代的鲜明特色。所以，本文在分析"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小说创作中的女性形象的基础上探讨了"人性的觉醒"这个方面的问题。
关键词：人性的觉醒；意识；封建男权。
一
如果说19世纪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呈现种种变革迹象，但没有取得质的突破，那么进入20世纪没有多久，这种质变发生了，整个中国文化史随之跨入现代阶段。
1915年9月，一批激进的知识者在上海出版的高张"人权"、"科学"大旗，探讨中国社会问题的文化评论杂志--《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不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标志，而且还成为了两年后"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先声。
文学革命的开始是以 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号刊出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以及1917年2月《新青年》第2卷第6号发表的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为标志的。
文学革命的兴起，必然要遭到封建卫道士的反抗。文学革命的阵营对这些封建余孽的进攻给予了坚决地反击。经过新旧思潮的大论战，民主与科学的思想有力地冲破了封建思想和伦理道德樊笼，逐渐深入到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的精神世界，唤醒了他们挣脱封建专制、追求理想社会的热情并由此形成了新的文学观念--即"人的发现"的时代潮流在文学上的投影。
新的文学观念的形成，对题材和主题的演变起着催发作用。在强调广泛表现社会的同时，张扬人性、个性的旗帜是"五四"文学的题材与主题的革新的总趋势。"五四"新文学观主要突出了人作为创作主体、表现主体的地位并在此基础确立了"改造社会"和"人的解放"的主题，并由此产生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创作果实--"社会问题小说"。
"社会问题小说"的主要内容是：暴露封建主义的宗法制度、道德精神、礼教传统的弊害。在暴露宗法、礼教的弊害的过程中把妇女问题作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提出来，几乎是"五四"前后激进知识分子的共同行动。因为，在封建社会里，女子的人格根本没有被人看在眼里，特别是旧家庭中的女子，更被男子当作是一钱不值的"下等的，低能的，多欲的，险狠的人类"。她们不仅被剥夺了做人的权利，成为供男子玩弄的机器，更可悲的是身受痛苦而没有摆脱痛苦的觉悟。因而，"人性的觉醒"这种女性形象几乎贯穿于整个"五四"的文学创作中。由此可以看出，反映妇女问题的文学在反封建礼教的层面上更能体现出"五四"文学革命的成绩，而且也更能显现出那个时代的鲜明特色。
本文正是基于"妇女问题"文学的这种特点而选择了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来观照"五四"的时代特色和风貌。由于这一时期的作家作品过于庞杂，而且本人的能力有限，一一陈述几乎不太可能；所以，本文选择了最能代表"五四"精神的"五四"文学革命时期(1917年-1927年)小说创作中的主要作品作为本文的论述背景，以起到"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效果。
二
"五四"时期反映最强烈的就是"人"所具有的个体自由意识与人类意识。因此，"五四"时代的最强音是"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的权利"。这是一种完全自觉的个性意识与主体意识的表现，这一意识体现了"五四"运动的彻底反封建性。
特别是作为"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的鲁迅更是热烈地呼唤自然的生命力。鲁迅认为，"人的解放"不仅是思想意义和道德意义上的解放，更是情感意义上的解放。应该允许人们拥有获得情感--喜、乐、悲、愤、爱、恨的自由。对于妇女的问题，鲁迅在《灯下漫笔》里指出"在中国封建等级制度中，压在最下层的是妇女和儿童"，"这不仅是经济的压榨，更是精神上的奴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受压迫最深的也就是最不觉悟的"。因而，"五四"时期强调"人的觉醒"，尤其是女性的觉醒。
“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①。是否介入社会公共生活，实际上是体现女性思想素质、决定女性历史命运的一个妇女解放的根本问题。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妇女生活和女性内心世界绝大多数都在家庭伦理关系、男女两性关系以及日常生活琐事中展开。只有到"五四"时代，妇女解放成为先进思想界的广泛共识后，文学才第一次大量表现了妇女对社会生活的干预、思考，使妇女对社会生活的介入成为一个具有广泛意义的文学母题。主要从三个方面来探讨：
1、重返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争得做人的权利
"五四"作家在直面广阔的社会人生时，首先表达了觉醒女性把握自身命运的自觉意识、表达了她们服务社会的人生理想。女性要重返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争得做人的权利，首先必须收回自己把握命运的权利。第一位以昂扬的气度高唱把握命运之歌的现代女作家，是陈衡哲。"……世上的人对于命运有三种态度，其一是安命，其二是怨命，其三是造命。"②"造命"相对于"安命"和"怨命"而言，是主体对生命意义和生存方式的主动把握。这种蕴含着现代个性主义内涵的人生观，彻底否定了卑弱顺从的传统女性意识。因此，"五四"时期的作家们在自己的创作中正面抒发了肩负社会责任的主人翁情感，彻底反叛了女性"从父"、"从夫"、"从子"的封建礼教。如：许地山《商人妇》中的女性形象--惜官，她的丈夫赌博把家产输光了并且在她去新加坡找到他之后，又将她卖给了一个印度商人。惜官并没有"安命"，她进入学校读书，毕业后又当了一段时间的老师。后来她又去新加坡找她的丈夫，她要知道到底是谁把她卖了？这体现了惜官已经能够摆脱顺从的心理，积极参与广阔的社会生活，重返社会公共生活领域。
此外，"五四"女性要争回做人的权利，还必须摆脱父权专制，向父母要回自己处理个人生活问题的权力。如：鲁迅《伤逝》中的子君，她在婚姻、恋爱问题上坚定而大胆的主张和举动无疑是对封建传统的一次真正勇敢的挑战。"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是中国女性个性觉醒的宣言。她最终冲破了阻碍与涓生结合了。
2、女性性爱意识的现代觉醒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女性主要是作为男人传宗接代的工具和泄欲的玩物而存在。
女奴的女性生存真相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女性根本无力从平等的人的立场出发来审视两性关系，不可能产生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现代性爱意识。所以，"五四"时期表现女性觉醒的另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女性性爱意识的现代觉醒。
女性性爱意识的觉醒首先表现在对自身性爱权利的确认上。如《酒后》中的采苕是一个有思想、有感情的知识分子。在新年前夕的一个晚上，她曾经心仪的一个男子--子仪醉倒在她的家里。这时丈夫问采苕有什么心愿？她说她想亲一亲子仪。虽然最终她没有吻子仪，但是这表明了20世纪初的女性，她们敢于正视自己内心的情感需要，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尤其是在丈夫面前说出自己想吻另一个男人，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真正从心灵、外表多方面综合思考女性性爱标准的是丁玲，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既否定了徒有仪表美的凌吉士，也否定了一味忠厚可靠的苇弟。这二人都是高等院校的学生，但现代书生的名分已经不具备"五四"早期女性文学所赋予的神圣光环了。"我总愿意有那末一个人能了解得我清清楚楚的，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爱，那些体贴做什么？"莎菲的这一段内心独白表明，现代女性对精神共鸣的要求也已经由恋爱立场的一致而发展为整个心灵的相知。女性呼唤男性的理解，只有在女性真正摆脱女奴的心灵阴影时才成为可能。它宣扬了女性不能再做为男性附属品而存在的思想，充分高扬了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意识。而且，受封建"性不洁"观念的影响,"五四"初期的作家，把爱情中灵的因素高扬到无比神圣的位置上，却不敢确认女性的感性欲望。丁玲是第一个大胆正视女性的感性欲望、把灵与肉的统一确认为女性合理的性爱要求的女作家。她认为，性爱意识包含对性爱权利的确认，对异性对象的审视，还包含对爱情中灵与肉关系的思考。
从大胆肯定爱情的合理性，到逐步展开性爱标准的思考；从禁欲的爱情观到建立灵肉相统一的性爱观念，"五四"文学在发展中渐渐培养出健全的女性性爱意识。以此健全的性爱心理为基础，后来的文学才有可能进一步去烛照女性性爱生活中的合理性与异化现象。
3、抒写女性之间的同性情谊
中国古代，女性之间的同性情谊在实际生活中是被否定的，在文学创作中是被隐匿的。这是因为在男性中心主义的眼光中，没有男人介入的女性生活侧面是没有意义的。"五四"作家第一次在创作中大量抒写了女性之间的同性情谊，以同性结盟的姿态反叛了封建礼教对女性角色的限定，开拓了文学表现生活的一个崭新领域。
"五四"作家笔下的女性情谊主要有三种形态：一是青年女子之间的真挚友情；二是女性同性恋；三是受男权伤害的女性之间相互同情。
青年女子之间的真挚友情在冰心与庐隐、石评梅、陆晶清笔下具有迥然相异的内质和表现形态。
获益于得天独厚的家庭背景和人生经历，冰心明朗健全的心灵中没有受过封建男权的伤害，她对女性友情的呼唤不是旧营垒里的反戈一击，而是女性健康人性的自然流露，所以既没有由于周遭荒芜而产生的苍凉、孤寂，也没有清算历史、批判现实的冷峻、犀利，而具有令人羡慕的单纯、明亮。在小说《最后的安息》、散文《六一姊》中，冰心歌咏超越贫富界限的女性友谊，表现出可贵的现代人道主义思想；在小说《秋风秋雨愁煞人》、散文《好梦》、《寄小读者》、《往事》、《山中杂记》中，冰心又赋予女学生之间的友谊以"服务社会"、维系国际和平的理想基础。冰心正面发掘女性美好品格、表现女性之间真挚友情的热忱表明了女性要像男性们一样独立于社会的决心。
女子之间真挚情谊的另一种表现方式是女性同性恋，这是女性弱者同盟发展的极端。这里所谓的"同性恋"指的是女性在精神方面的惺惺相惜。"五四"时代，多数第一批冲出家庭牢笼的女性只是走到女子学校中，并没有立即走到一个男女可以完全自然交往的社会里，由（下转第69 页）（上接第66页）于异性交往的相对匮乏和同性交往的相对自由，再加上对女性事业与婚姻难以两全处境的恐惧，有一部分女性的青春冲动就可能指向同性伙伴。庐隐的中篇小说《丽石的日记》、石评梅的散文《玉薇》、凌叔华的短篇小说《说有这么一回事》均以细腻的感情描写宽容地表现了女性之间的同性恋情。
她们固然把女性同性恋摆在不为社会所容的位置上，但并没有把它当作一种变态心理来揭示，而是把它作为青春女性在特定条件下可能产生的一种正常的特殊心态来表现，写出它在异性爱面前的无力，并把它的最终失败当作女性的一种人生痛苦来同情。它的不为社会所容是异性情爱、婚姻对它的自然瓦解，而不是新旧道德舆论的谴责、强制。这种宽容的态度既源于价值重建时代的思想自由，也源于作家对特定时代生活真相的忠实。此前、此后的中国文学中都没有对该主题作如此集中的表现。女性同性恋是"五四"文学中的一道特殊景观。它从一个层面表现了女性刚刚踏上解放之途时的特殊心态，同时也在对她们精神痛苦的理解中批判了从现实处境和内在精神两方面压抑女性的不合理社会。
女性弱者同盟的第三种表现形式是受男性侮辱的女子之间的精神同盟。在庐隐的小说《兰田的怅悔录》、《时代的牺牲者》中，受男子朝三暮四行为侮辱的女性兰田、李秀贞、何仁夫人等，以人的眼光审视其他女子与自己恋人、丈夫的关系，已经不会再把自己的苦难迁怒于女性同类，而是自觉地与同受伤害的女性同胞结成精神同盟，相互慰藉。尽管这种受害女性间的弱者同盟，相对于猖獗的男权势力来说，还显得十分无力，根本不足以形成改变女性处境的现实力量。但其中所包含的现代思想内涵却是以往女性文学所不可能达到的。
妻妾相安、共同服侍一个男子是女性的彻底奴化；妻对丈夫其他配偶的妒嫉是女性作为人的自我意识未曾泯灭的自然反映；而受害女性之间相互同情则是女性人的意识完全觉醒之后的自觉行为，其中包含着对女性受男权奴役处境的明晰观照、包含着对女性作为人的尊严的共同维护。受害女性同盟的软弱无力状态并不意味着女性对男权的妥协，而是由于社会总体思想意识的落后，它包含着对把女性作为人的新时代的急切呼唤。
从以上三个方面对"五四"文学中觉醒女性形象进行分析后，我们可以看出："五四"女性是怀着"不仅仅做个女人，还要做人"③的理想走向社会的。她们以初步觉醒的青春女性情怀，关注社会人生，体会同性情谊，追求现代爱情。她们的出现是对封建男权传统的激烈否定，是对女性价值的热忱肯定。
注释：
①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上册），第7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②陈衡哲：《衡哲散文集》（下），第197页，开明书店1938年版。
③庐隐：《庐隐选集》（上），第325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参考文献：
[1] 吴中杰、吴立昌：1900-1949：中国现代主义寻踪[M].北京：学林出版社，1995。
[2]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王晓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一卷）[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
[4]黄悦、宋长宏：20世纪中国文学史纲[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3。
[5]许志英：五四文学精神[M].江苏：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
[6]约瑟芬o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关键词：人性的觉醒；意识；封建男权。
一
如果说19世纪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呈现种种变革迹象，但没有取得质的突破，那么进入20世纪没有多久，这种质变发生了，整个中国文化史随之跨入现代阶段。
1915年9月，一批激进的知识者在上海出版的高张"人权"、"科学"大旗，探讨中国社会问题的文化评论杂志--《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不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标志，而且还成为了两年后"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先声。
文学革命的开始是以 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号刊出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以及1917年2月《新青年》第2卷第6号发表的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为标志的。
文学革命的兴起，必然要遭到封建卫道士的反抗。文学革命的阵营对这些封建余孽的进攻给予了坚决地反击。经过新旧思潮的大论战，民主与科学的思想有力地冲破了封建思想和伦理道德樊笼，逐渐深入到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的精神世界，唤醒了他们挣脱封建专制、追求理想社会的热情并由此形成了新的文学观念--即"人的发现"的时代潮流在文学上的投影。
新的文学观念的形成，对题材和主题的演变起着催发作用。在强调广泛表现社会的同时，张扬人性、个性的旗帜是"五四"文学的题材与主题的革新的总趋势。"五四"新文学观主要突出了人作为创作主体、表现主体的地位并在此基础确立了"改造社会"和"人的解放"的主题，并由此产生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创作果实--"社会问题小说"。
"社会问题小说"的主要内容是：暴露封建主义的宗法制度、道德精神、礼教传统的弊害。在暴露宗法、礼教的弊害的过程中把妇女问题作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提出来，几乎是"五四"前后激进知识分子的共同行动。因为，在封建社会里，女子的人格根本没有被人看在眼里，特别是旧家庭中的女子，更被男子当作是一钱不值的"下等的，低能的，多欲的，险狠的人类"。她们不仅被剥夺了做人的权利，成为供男子玩弄的机器，更可悲的是身受痛苦而没有摆脱痛苦的觉悟。因而，"人性的觉醒"这种女性形象几乎贯穿于整个"五四"的文学创作中。由此可以看出，反映妇女问题的文学在反封建礼教的层面上更能体现出"五四"文学革命的成绩，而且也更能显现出那个时代的鲜明特色。
本文正是基于"妇女问题"文学的这种特点而选择了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来观照"五四"的时代特色和风貌。由于这一时期的作家作品过于庞杂，而且本人的能力有限，一一陈述几乎不太可能；所以，本文选择了最能代表"五四"精神的"五四"文学革命时期(1917年-1927年)小说创作中的主要作品作为本文的论述背景，以起到"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效果。
二
"五四"时期反映最强烈的就是"人"所具有的个体自由意识与人类意识。因此，"五四"时代的最强音是"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的权利"。这是一种完全自觉的个性意识与主体意识的表现，这一意识体现了"五四"运动的彻底反封建性。
特别是作为"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的鲁迅更是热烈地呼唤自然的生命力。鲁迅认为，"人的解放"不仅是思想意义和道德意义上的解放，更是情感意义上的解放。应该允许人们拥有获得情感--喜、乐、悲、愤、爱、恨的自由。对于妇女的问题，鲁迅在《灯下漫笔》里指出"在中国封建等级制度中，压在最下层的是妇女和儿童"，"这不仅是经济的压榨，更是精神上的奴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受压迫最深的也就是最不觉悟的"。因而，"五四"时期强调"人的觉醒"，尤其是女性的觉醒。
“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①。是否介入社会公共生活，实际上是体现女性思想素质、决定女性历史命运的一个妇女解放的根本问题。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妇女生活和女性内心世界绝大多数都在家庭伦理关系、男女两性关系以及日常生活琐事中展开。只有到"五四"时代，妇女解放成为先进思想界的广泛共识后，文学才第一次大量表现了妇女对社会生活的干预、思考，使妇女对社会生活的介入成为一个具有广泛意义的文学母题。主要从三个方面来探讨：
1、重返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争得做人的权利
"五四"作家在直面广阔的社会人生时，首先表达了觉醒女性把握自身命运的自觉意识、表达了她们服务社会的人生理想。女性要重返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争得做人的权利，首先必须收回自己把握命运的权利。第一位以昂扬的气度高唱把握命运之歌的现代女作家，是陈衡哲。"……世上的人对于命运有三种态度，其一是安命，其二是怨命，其三是造命。"②"造命"相对于"安命"和"怨命"而言，是主体对生命意义和生存方式的主动把握。这种蕴含着现代个性主义内涵的人生观，彻底否定了卑弱顺从的传统女性意识。因此，"五四"时期的作家们在自己的创作中正面抒发了肩负社会责任的主人翁情感，彻底反叛了女性"从父"、"从夫"、"从子"的封建礼教。如：许地山《商人妇》中的女性形象--惜官，她的丈夫赌博把家产输光了并且在她去新加坡找到他之后，又将她卖给了一个印度商人。惜官并没有"安命"，她进入学校读书，毕业后又当了一段时间的老师。后来她又去新加坡找她的丈夫，她要知道到底是谁把她卖了？这体现了惜官已经能够摆脱顺从的心理，积极参与广阔的社会生活，重返社会公共生活领域。
此外，"五四"女性要争回做人的权利，还必须摆脱父权专制，向父母要回自己处理个人生活问题的权力。如：鲁迅《伤逝》中的子君，她在婚姻、恋爱问题上坚定而大胆的主张和举动无疑是对封建传统的一次真正勇敢的挑战。"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是中国女性个性觉醒的宣言。她最终冲破了阻碍与涓生结合了。
2、女性性爱意识的现代觉醒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女性主要是作为男人传宗接代的工具和泄欲的玩物而存在。
女奴的女性生存真相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女性根本无力从平等的人的立场出发来审视两性关系，不可能产生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现代性爱意识。所以，"五四"时期表现女性觉醒的另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女性性爱意识的现代觉醒。
女性性爱意识的觉醒首先表现在对自身性爱权利的确认上。如《酒后》中的采苕是一个有思想、有感情的知识分子。在新年前夕的一个晚上，她曾经心仪的一个男子--子仪醉倒在她的家里。这时丈夫问采苕有什么心愿？她说她想亲一亲子仪。虽然最终她没有吻子仪，但是这表明了20世纪初的女性，她们敢于正视自己内心的情感需要，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尤其是在丈夫面前说出自己想吻另一个男人，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真正从心灵、外表多方面综合思考女性性爱标准的是丁玲，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既否定了徒有仪表美的凌吉士，也否定了一味忠厚可靠的苇弟。这二人都是高等院校的学生，但现代书生的名分已经不具备"五四"早期女性文学所赋予的神圣光环了。"我总愿意有那末一个人能了解得我清清楚楚的，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爱，那些体贴做什么？"莎菲的这一段内心独白表明，现代女性对精神共鸣的要求也已经由恋爱立场的一致而发展为整个心灵的相知。女性呼唤男性的理解，只有在女性真正摆脱女奴的心灵阴影时才成为可能。它宣扬了女性不能再做为男性附属品而存在的思想，充分高扬了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意识。而且，受封建"性不洁"观念的影响,"五四"初期的作家，把爱情中灵的因素高扬到无比神圣的位置上，却不敢确认女性的感性欲望。丁玲是第一个大胆正视女性的感性欲望、把灵与肉的统一确认为女性合理的性爱要求的女作家。她认为，性爱意识包含对性爱权利的确认，对异性对象的审视，还包含对爱情中灵与肉关系的思考。
从大胆肯定爱情的合理性，到逐步展开性爱标准的思考；从禁欲的爱情观到建立灵肉相统一的性爱观念，"五四"文学在发展中渐渐培养出健全的女性性爱意识。以此健全的性爱心理为基础，后来的文学才有可能进一步去烛照女性性爱生活中的合理性与异化现象。
3、抒写女性之间的同性情谊
中国古代，女性之间的同性情谊在实际生活中是被否定的，在文学创作中是被隐匿的。这是因为在男性中心主义的眼光中，没有男人介入的女性生活侧面是没有意义的。"五四"作家第一次在创作中大量抒写了女性之间的同性情谊，以同性结盟的姿态反叛了封建礼教对女性角色的限定，开拓了文学表现生活的一个崭新领域。
"五四"作家笔下的女性情谊主要有三种形态：一是青年女子之间的真挚友情；二是女性同性恋；三是受男权伤害的女性之间相互同情。
青年女子之间的真挚友情在冰心与庐隐、石评梅、陆晶清笔下具有迥然相异的内质和表现形态。
获益于得天独厚的家庭背景和人生经历，冰心明朗健全的心灵中没有受过封建男权的伤害，她对女性友情的呼唤不是旧营垒里的反戈一击，而是女性健康人性的自然流露，所以既没有由于周遭荒芜而产生的苍凉、孤寂，也没有清算历史、批判现实的冷峻、犀利，而具有令人羡慕的单纯、明亮。在小说《最后的安息》、散文《六一姊》中，冰心歌咏超越贫富界限的女性友谊，表现出可贵的现代人道主义思想；在小说《秋风秋雨愁煞人》、散文《好梦》、《寄小读者》、《往事》、《山中杂记》中，冰心又赋予女学生之间的友谊以"服务社会"、维系国际和平的理想基础。冰心正面发掘女性美好品格、表现女性之间真挚友情的热忱表明了女性要像男性们一样独立于社会的决心。
女子之间真挚情谊的另一种表现方式是女性同性恋，这是女性弱者同盟发展的极端。这里所谓的"同性恋"指的是女性在精神方面的惺惺相惜。"五四"时代，多数第一批冲出家庭牢笼的女性只是走到女子学校中，并没有立即走到一个男女可以完全自然交往的社会里，由（下转第69 页）（上接第66页）于异性交往的相对匮乏和同性交往的相对自由，再加上对女性事业与婚姻难以两全处境的恐惧，有一部分女性的青春冲动就可能指向同性伙伴。庐隐的中篇小说《丽石的日记》、石评梅的散文《玉薇》、凌叔华的短篇小说《说有这么一回事》均以细腻的感情描写宽容地表现了女性之间的同性恋情。
她们固然把女性同性恋摆在不为社会所容的位置上，但并没有把它当作一种变态心理来揭示，而是把它作为青春女性在特定条件下可能产生的一种正常的特殊心态来表现，写出它在异性爱面前的无力，并把它的最终失败当作女性的一种人生痛苦来同情。它的不为社会所容是异性情爱、婚姻对它的自然瓦解，而不是新旧道德舆论的谴责、强制。这种宽容的态度既源于价值重建时代的思想自由，也源于作家对特定时代生活真相的忠实。此前、此后的中国文学中都没有对该主题作如此集中的表现。女性同性恋是"五四"文学中的一道特殊景观。它从一个层面表现了女性刚刚踏上解放之途时的特殊心态，同时也在对她们精神痛苦的理解中批判了从现实处境和内在精神两方面压抑女性的不合理社会。
女性弱者同盟的第三种表现形式是受男性侮辱的女子之间的精神同盟。在庐隐的小说《兰田的怅悔录》、《时代的牺牲者》中，受男子朝三暮四行为侮辱的女性兰田、李秀贞、何仁夫人等，以人的眼光审视其他女子与自己恋人、丈夫的关系，已经不会再把自己的苦难迁怒于女性同类，而是自觉地与同受伤害的女性同胞结成精神同盟，相互慰藉。尽管这种受害女性间的弱者同盟，相对于猖獗的男权势力来说，还显得十分无力，根本不足以形成改变女性处境的现实力量。但其中所包含的现代思想内涵却是以往女性文学所不可能达到的。
妻妾相安、共同服侍一个男子是女性的彻底奴化；妻对丈夫其他配偶的妒嫉是女性作为人的自我意识未曾泯灭的自然反映；而受害女性之间相互同情则是女性人的意识完全觉醒之后的自觉行为，其中包含着对女性受男权奴役处境的明晰观照、包含着对女性作为人的尊严的共同维护。受害女性同盟的软弱无力状态并不意味着女性对男权的妥协，而是由于社会总体思想意识的落后，它包含着对把女性作为人的新时代的急切呼唤。
从以上三个方面对"五四"文学中觉醒女性形象进行分析后，我们可以看出："五四"女性是怀着"不仅仅做个女人，还要做人"③的理想走向社会的。她们以初步觉醒的青春女性情怀，关注社会人生，体会同性情谊，追求现代爱情。她们的出现是对封建男权传统的激烈否定，是对女性价值的热忱肯定。
注释：
①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上册），第7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②陈衡哲：《衡哲散文集》（下），第197页，开明书店1938年版。
③庐隐：《庐隐选集》（上），第325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参考文献：
[1] 吴中杰、吴立昌：1900-1949：中国现代主义寻踪[M].北京：学林出版社，1995。
[2]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王晓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一卷）[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
[4]黄悦、宋长宏：20世纪中国文学史纲[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3。
[5]许志英：五四文学精神[M].江苏：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
[6]约瑟芬o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