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97年9月到严先生门下做博士后研究的。虽然离开严先生门下已经十多年，但是严先生的很多教诲，我一直铭记在心。今天我就讲几个细节。
　　第一个细节，就是我们当时做博士后的时候，严先生规定我们每两周到他家汇报研究进展。有一次就汇报对汪曾祺的感受，我讲了很长时间，先生最后拿出汪曾祺两篇作品的复印件，一篇是《小学校的钟声》，一篇是《绿猫》，他说你有没有看过这两篇小说？我吓了一跳，说没有。然后他跟我说，做学术研究一定要记得竭泽而渔。
　　第二个，1999年北大举办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当时严先生好像是在法国巴黎东方学院教书，他专门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航空信，告诉我说他为我争取了一个参加会议的名额，然后告诉我会议论文还有哪些地方需要仔细修改，这封信我到现在还保留在身边。
　　第三个，1999年年底我离开了北大回到福建师大工作。回去没多长时间，我就收到了严老师的一笔汇款，两干元钱。那时候，我自己收养了一个孩子，一共有两个孩子。严老师汇款留言说，你刚回去工作，两个孩子生活很困难，你用这个钱打几个书架。他是很婉转地希望我能够收下这笔钱。这两干元钱大概是我将近半年的工资。我非常感动。当然，这个钱我没有拿去打书架，还是贴补了家用。
　　第四个，应该是前年，严先生主编了《穆时英全集》，当时寄了一套给我，但是上边的人名写错了，写成了其他人的名字。当时，先生马上打了个电话到我家来，解释了一下。
　　这些都是非常小的细节，但先生的这些一言一行，先生的道德文章，一直在引领和教育我们走学术的正道，走人生的正道。所以在先生八十华诞之际，我想代表我的家人，代表我们学院，祝賀先生，祝愿先生以及师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
　　（郑家建，教授，博导，福建师范大学副校长。主要Ⅳ事鲁迅研究、中国现代小说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