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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25日下午，解放军总装备部电影《钱学森》剧组一行三人，在北京航天大院钱学森生前寓所对钱学森夫人、91岁高龄的蒋英教授进行了一次采访。笔者因工作之便有幸参加了此次采访活动。2012年2月5日，蒋英教授与世长辞。此次访谈因而成为蒋英教授生前最后一次接受媒体采访，也是其最后一次关于钱学森人生经历及家庭生活的谈话。笔者现将采访录音部分整理成文，以示缅怀。
记者（下文简称“记”）：您能否介绍一下中央领导同志与钱老交往的情况？
蒋英（下文简称“蒋”）：中央领导同志与钱老的交往，我不知道，他们没有到家里来过。我倒跟周总理有点联系，刚回国时，我担任了三年的演员。有一次开联欢会，我在舞台上又唱又跳，周总理和苏联专家在下面欣赏。唱完后我回到座位上，周总理很远看见我，跑过来坐到我身边对我说：“我很佩服你的父亲蒋百里先生。”周总理知道我是蒋百里的女儿，以后我唱过很多次给周总理听。
记：钱老是科学家，您是音乐家，在事业上你们能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在生活中有什么矛盾吗？
蒋：钱老是科学家，我是音乐教授，不敢称“家”。他懂音乐，懂艺术，他学习理、工、文、艺，会绘画、摄影。我很尊敬他，很佩服他。他给我的影响很大，他支持我的工作，也帮助我。我们两个人64年来从未吵过一次嘴。
记：请您简单介绍一下钱老在美国20年的经历。
蒋：钱老是1935年作为清华留美公费生到美国的，先到麻省理工学院读硕士。在那里待了一年，取得硕士学位。第二年，他听说欧洲最有名的空气动力学家冯·卡门到加利福尼亚来了，他就去拜冯·卡门教授为师，在冯·卡门的手下工作，他的博士论文就包括冯·卡门指导的“卡门—钱学森近似”公式。二战结束后，美国派冯·卡门到德国考察，并审讯德国纳粹科学家，钱学森跟着去了。德国火箭专家中有冯·卡门的老师。他们祖孙三代会见了，这次是审讯德国的纳粹科学家。在回来写的报告中共有十章，其中三章是钱学森写的。后来，冯·卡门又到欧洲工作，钱学森就到麻省理工学院去了，麻省理工学院给他终身教授。1948年，美国政府设立了两个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一个在普林斯顿大学，另一个在加州理工学院，两个中心都请钱学森去做中心主任。钱学森接受了他母校的邀请，回到加利福尼亚担任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这个时候我们的生活很平静、很好！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我们就准备回家。首先把大的书箱、家具交给搬运公司，然后购买了加拿大的机票。钱学森知道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他辞掉了学校的职务，要求亲自去华盛顿会见海军次长金贝尔，金贝尔直接对钱学森说：“你不许离开美国。”于是钱学森就回到加利福尼亚，对我说：“我们的机票还是退了吧。真不行你先带着两个孩子回去，我待在这里再说。”我说：“不行，我还是和你一起待在家里。”这段时间，美国政府也很乱，他们觉得钱学森回来了，怎么老不出来？在这么一个特务包围着的家，就是老见不着他这个人。“他逃跑了，他已经逃跑了，”他们说，“我们看见你那辆汽车跑过墨西哥边境，他一定跑到墨西哥去了。”所以他们就派两个人来找钱学森，我抱着孩子开的门，他们就觉得很奇怪，他们说要见钱学森，我说在，他们就进来了，大吃一惊：“哟，没走！”他们说“你跟我们走吧”，就带走了钱学森。后来我打电话去学校问，学校说钱学森被带到了移民局。
在移民局，钱学森被告知是因为他是共产党员，属非法入境，被捕还要拘留。拘留在什么地方呢？就在海边上一个小岛上的监狱，专门关押墨西哥非法过境和犯罪人员，四面都是海，不容易跑出去。这个监狱坐落在一个叫特米诺的地方，我们就找律师和他们打官司，他们说要交1500美金，才可以保释带他出去。不是有些书上说的15000美金，是1500美金。那个时候1500美金就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一个教授也拿不出几百美金。正好在筹备钱款的时候，他有一个学生的夫人是百万富翁，名叫Poly Miles（波利·米尔斯）。她跑来跟我说：“你不要着急，咱们到银行去，我可以取1500美金出来。”我们开着车到银行去取出1500美金，送到律师那里。
钱学森在那里待了15天，第14天的时候我被允许去看了他一次。这个监狱很远，离我们家有从北京到天津那么远。他一下子瘦了15磅，我都不认识他了。我进去，不能跟他握手，四个士兵看着。我就轻轻地跟他说：“你放心吧，现在事情已经解决，你明天可以出狱了。”第二天他出来了，回到家，我问他：“你怎么样啊？”他不说话，失声了。
这个时候，很巧，我们打电话到中国城买菜，我要买大白菜、买粉丝，我让他们给我送来，美国的华侨就把菜给我送来了，这送菜的人藏了一本《人民画报》在篮子底下，上面有开国大典上毛主席和陈叔通在一起的照片。陈叔通我们是很熟悉的，我们叫他太老师。他是求是书院的老师，是我和钱学森两个人的父亲的老师，所以我们看到陈叔通的照片，高兴极了。我们得想办法跟他联系，钱学森就给陈叔通写了一封信。我们的信件都是被查检的，怎么办呢？我就用左手照小孩笔迹写好信封，寄给在比利时的妹妹。我们开车到一个黑人最多的超市，悄悄地我就把那封信寄出了。那个时候想，特务不会检查到那儿去。果真，这封信寄到了比利时，我妹妹也很聪明，知道这个事，赶快将这封信寄给钱学森的爸爸，他在上海。钱学森的爸爸就把信寄给陈叔通，再由陈叔通将信转给周总理。
那个时候，王炳南大使正在日内瓦同美国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正在会谈的时候，这封信转到了王炳南大使手上，当时美国大使正否认美国政府迫害钱学森一事。王炳南大使把这封信拿出来，美方也着急啦，赶快打电话给华盛顿，说不要迫害钱学森，让钱学森回国。第二天，我就接到一个电话：你们可以回去啦！这样我们赶快去买船票。美国方面还耍小动作，说一等舱没有票啦，要坐就坐三等舱，他们认为我们不会坐三等舱，能拖一拖，坐后面的船。我们说，我们就坐三等舱，买了三等舱的票，离开美国。在一等舱里有一位妇女协会的主席，很有名望，她去找船长，说：“你们怎么让这样有名的教授住三等舱？”船长没有办法，到夏威夷时，把我们请到一等舱来。其间钱学森的父亲有电报来，说：“不要下船，不要下船！”这些都是陈叔通安排好的。我们明白这个意思，如果我们下船，出了事情美国是不负责的。到了日本、菲律宾，我们都没有下船。到了九龙，形势也是很紧张。坐小船到罗湖桥，看见红旗了。大家都不说话，激动得流眼泪。看见我们的人（迎接我们的有朱兆祥，但是当时我们不认识）后，互相握手、拥抱，高兴极了。到了广州，把我们送到宾馆后，他们带着钱学森看市容。然后从广州到上海、杭州，最后到北京。
记：外面写了很多有关钱老的一些文章和书籍，您看了后，觉得哪些东西是不符实的？
蒋：我就说叶永烈的那本书（指叶永烈著《走近钱学森》一书——笔者注），在他的书中，他说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人造卫星，第二是送人上天，第三是讲哲学。送人上天不是钱学森做的，而是王永志做的。搞卫星是保密的，具体情况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钱老做事情是拼命的，我相信他在其中的表现是很好的，国家也表扬他。但是这都是保密的，我也不问他。他退出一线后，他的思想就腾飞了，一切为国、为人民。例如沙草产业思想，他说要发展，中国有31亿亩沙土，我们要把它真正的管理起来，这对国家有好处的。再就是关心教育，他去世前，还说“我做过的事情我不去想，我只是想我还需要做什么”。
再就是系统工程，组织管理技术，如果系统工程能够普遍运用，他说可以和相对论并提，所以在他后半辈子，他做了很多事情。他确实是非常用功，我举一个例子，我刚到美国，还是新娘子，有一天他堂哥到我们家里来，是生人，不熟悉。我说：“你下午带着你的堂哥到波士顿看一看！”钱学森说：“下午我要看书。”他对着他堂哥就是这么说的。我当时觉得，你怎么这样不客气，不礼貌啊！但这是他的真话。人家说他很怪，就怪在这些方面。他堂哥也很好，吃碗面就走啦！他拿着一杯茶，笑眯眯地到书房里，关上门，下午四五点钟才出来。家里的事，像厨房里的事，他都不管。他一有空就去书房，8点钟吃完晚饭，他就倒一杯茶到书房去，不到12点不出来。
我们结婚以后，他每天都是早出晚归，常常下午5点钟回来。礼拜天只有半天休息，上半天陪我去散散步，下半天便要看书，或者说他礼拜天下午陪我去玩玩，上午他一定要看书。他是非常用功的，我在边上看着，所以说我很尊敬他，我很佩服他。他的学识、学问不是完全凭天赋，他是后天努力的，流了大汗，像他这样用功的人可是不多的。
记：在以前的书中介绍到，您很小的时候就过继给钱家了，请问您有没有这回事？
蒋：蒋百里和钱钧夫是我们两个人的父亲，他们都在求是书院读书，是好朋友，两个人同时留日，到日本去。钱钧夫学教育，蒋百里学军事，多少年以后，他们都回到了北京，做官了。蒋百里生了五个女儿，钱钧夫只生了一个儿子，钱钧夫喜欢女孩，他没有女儿，看见我们家这么多女孩，他就对我父亲说：“你给我一个吧。”我母亲很大方，说：“你挑吧。”钱钧夫说：“我要老三。”也就是我。于是就办了酒席，给我的奶妈做了新衣服，把我正式过继给钱家了。他们给我取了个名字叫钱学英，我就到他们家去了。可是我在他们家待不住，我们是一大户，五姐妹，有五个奶妈，很热闹。我到他们家去，钱学森是大哥，也不会跟我玩。没人跟我玩，我就老哭。钱钧夫也觉得不大好。我爸爸想想也是后悔了，就又把我要回来了。但他们有一个协定，他（钱钧夫）说：“给我做干女儿得了，将来长大了给我做媳妇。”所以钱学森后来说我是个童养媳，就是这么一个事情。
这个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多年了，他到美国去读书，我到欧洲去读书，也没有联系。很巧的是，我1947年回到上海，他也回到上海。两个人一见面，好像熟人似的。第三天，他就提出来了：“你跟我到美国去吧。”我说：“我干吗跟你到美国去呢，我刚从欧洲回来，我要在家待着。”他说：“明年一块再回来。”我这才听懂他的意思。我说我有很多男朋友，他说，那不算。他说我一定得跟他到美国去。他说了三句话，我就妥协了。我们俩就很快结婚了。我俩认识很突然，也真是很巧。我们是先结婚，后恋爱。之前根本没有交流，我们一点不了解，信都没通过，但是结婚了以后，我们一直很好，一直没有吵过，几十年都是很好的。
记：您和钱老从美国回国前，去看望冯·卡门，和冯·卡门辞行，当时的情景是怎样的？您能回忆一下吗？
蒋：卡门当时是从欧洲旅行回来。钱学森拿着《工程控制论》和《物理力学讲义》这两本书，去看冯·卡门，他说：“我送您两本书，这是我在最困难的时候写的，我要回国了，来向您辞行。”卡门就一边看书一边看着钱学森，有点不高兴的样子，并对钱学森说：“钱，你已经在学术上超过了我。”说完，就拍拍钱学森的肩膀。我也在旁边说：“我们也要走了，再见！”他还是摸着钱学森的脑袋，眼泪就流出来了。他一个人住着一套大房子，很孤独。他站在门口，看着我们的汽车开过去，我们心里也难过极了。卡门很可怜，就一个人留在了美国，没结婚，他妹妹又去世了，一套大房子就他一个人住。离开时我们心里也舍不得。
(责任编辑/齐 风)
(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
记者（下文简称“记”）：您能否介绍一下中央领导同志与钱老交往的情况？
蒋英（下文简称“蒋”）：中央领导同志与钱老的交往，我不知道，他们没有到家里来过。我倒跟周总理有点联系，刚回国时，我担任了三年的演员。有一次开联欢会，我在舞台上又唱又跳，周总理和苏联专家在下面欣赏。唱完后我回到座位上，周总理很远看见我，跑过来坐到我身边对我说：“我很佩服你的父亲蒋百里先生。”周总理知道我是蒋百里的女儿，以后我唱过很多次给周总理听。
记：钱老是科学家，您是音乐家，在事业上你们能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在生活中有什么矛盾吗？
蒋：钱老是科学家，我是音乐教授，不敢称“家”。他懂音乐，懂艺术，他学习理、工、文、艺，会绘画、摄影。我很尊敬他，很佩服他。他给我的影响很大，他支持我的工作，也帮助我。我们两个人64年来从未吵过一次嘴。
记：请您简单介绍一下钱老在美国20年的经历。
蒋：钱老是1935年作为清华留美公费生到美国的，先到麻省理工学院读硕士。在那里待了一年，取得硕士学位。第二年，他听说欧洲最有名的空气动力学家冯·卡门到加利福尼亚来了，他就去拜冯·卡门教授为师，在冯·卡门的手下工作，他的博士论文就包括冯·卡门指导的“卡门—钱学森近似”公式。二战结束后，美国派冯·卡门到德国考察，并审讯德国纳粹科学家，钱学森跟着去了。德国火箭专家中有冯·卡门的老师。他们祖孙三代会见了，这次是审讯德国的纳粹科学家。在回来写的报告中共有十章，其中三章是钱学森写的。后来，冯·卡门又到欧洲工作，钱学森就到麻省理工学院去了，麻省理工学院给他终身教授。1948年，美国政府设立了两个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一个在普林斯顿大学，另一个在加州理工学院，两个中心都请钱学森去做中心主任。钱学森接受了他母校的邀请，回到加利福尼亚担任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这个时候我们的生活很平静、很好！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我们就准备回家。首先把大的书箱、家具交给搬运公司，然后购买了加拿大的机票。钱学森知道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他辞掉了学校的职务，要求亲自去华盛顿会见海军次长金贝尔，金贝尔直接对钱学森说：“你不许离开美国。”于是钱学森就回到加利福尼亚，对我说：“我们的机票还是退了吧。真不行你先带着两个孩子回去，我待在这里再说。”我说：“不行，我还是和你一起待在家里。”这段时间，美国政府也很乱，他们觉得钱学森回来了，怎么老不出来？在这么一个特务包围着的家，就是老见不着他这个人。“他逃跑了，他已经逃跑了，”他们说，“我们看见你那辆汽车跑过墨西哥边境，他一定跑到墨西哥去了。”所以他们就派两个人来找钱学森，我抱着孩子开的门，他们就觉得很奇怪，他们说要见钱学森，我说在，他们就进来了，大吃一惊：“哟，没走！”他们说“你跟我们走吧”，就带走了钱学森。后来我打电话去学校问，学校说钱学森被带到了移民局。
在移民局，钱学森被告知是因为他是共产党员，属非法入境，被捕还要拘留。拘留在什么地方呢？就在海边上一个小岛上的监狱，专门关押墨西哥非法过境和犯罪人员，四面都是海，不容易跑出去。这个监狱坐落在一个叫特米诺的地方，我们就找律师和他们打官司，他们说要交1500美金，才可以保释带他出去。不是有些书上说的15000美金，是1500美金。那个时候1500美金就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一个教授也拿不出几百美金。正好在筹备钱款的时候，他有一个学生的夫人是百万富翁，名叫Poly Miles（波利·米尔斯）。她跑来跟我说：“你不要着急，咱们到银行去，我可以取1500美金出来。”我们开着车到银行去取出1500美金，送到律师那里。
钱学森在那里待了15天，第14天的时候我被允许去看了他一次。这个监狱很远，离我们家有从北京到天津那么远。他一下子瘦了15磅，我都不认识他了。我进去，不能跟他握手，四个士兵看着。我就轻轻地跟他说：“你放心吧，现在事情已经解决，你明天可以出狱了。”第二天他出来了，回到家，我问他：“你怎么样啊？”他不说话，失声了。
这个时候，很巧，我们打电话到中国城买菜，我要买大白菜、买粉丝，我让他们给我送来，美国的华侨就把菜给我送来了，这送菜的人藏了一本《人民画报》在篮子底下，上面有开国大典上毛主席和陈叔通在一起的照片。陈叔通我们是很熟悉的，我们叫他太老师。他是求是书院的老师，是我和钱学森两个人的父亲的老师，所以我们看到陈叔通的照片，高兴极了。我们得想办法跟他联系，钱学森就给陈叔通写了一封信。我们的信件都是被查检的，怎么办呢？我就用左手照小孩笔迹写好信封，寄给在比利时的妹妹。我们开车到一个黑人最多的超市，悄悄地我就把那封信寄出了。那个时候想，特务不会检查到那儿去。果真，这封信寄到了比利时，我妹妹也很聪明，知道这个事，赶快将这封信寄给钱学森的爸爸，他在上海。钱学森的爸爸就把信寄给陈叔通，再由陈叔通将信转给周总理。
那个时候，王炳南大使正在日内瓦同美国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正在会谈的时候，这封信转到了王炳南大使手上，当时美国大使正否认美国政府迫害钱学森一事。王炳南大使把这封信拿出来，美方也着急啦，赶快打电话给华盛顿，说不要迫害钱学森，让钱学森回国。第二天，我就接到一个电话：你们可以回去啦！这样我们赶快去买船票。美国方面还耍小动作，说一等舱没有票啦，要坐就坐三等舱，他们认为我们不会坐三等舱，能拖一拖，坐后面的船。我们说，我们就坐三等舱，买了三等舱的票，离开美国。在一等舱里有一位妇女协会的主席，很有名望，她去找船长，说：“你们怎么让这样有名的教授住三等舱？”船长没有办法，到夏威夷时，把我们请到一等舱来。其间钱学森的父亲有电报来，说：“不要下船，不要下船！”这些都是陈叔通安排好的。我们明白这个意思，如果我们下船，出了事情美国是不负责的。到了日本、菲律宾，我们都没有下船。到了九龙，形势也是很紧张。坐小船到罗湖桥，看见红旗了。大家都不说话，激动得流眼泪。看见我们的人（迎接我们的有朱兆祥，但是当时我们不认识）后，互相握手、拥抱，高兴极了。到了广州，把我们送到宾馆后，他们带着钱学森看市容。然后从广州到上海、杭州，最后到北京。
记：外面写了很多有关钱老的一些文章和书籍，您看了后，觉得哪些东西是不符实的？
蒋：我就说叶永烈的那本书（指叶永烈著《走近钱学森》一书——笔者注），在他的书中，他说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人造卫星，第二是送人上天，第三是讲哲学。送人上天不是钱学森做的，而是王永志做的。搞卫星是保密的，具体情况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钱老做事情是拼命的，我相信他在其中的表现是很好的，国家也表扬他。但是这都是保密的，我也不问他。他退出一线后，他的思想就腾飞了，一切为国、为人民。例如沙草产业思想，他说要发展，中国有31亿亩沙土，我们要把它真正的管理起来，这对国家有好处的。再就是关心教育，他去世前，还说“我做过的事情我不去想，我只是想我还需要做什么”。
再就是系统工程，组织管理技术，如果系统工程能够普遍运用，他说可以和相对论并提，所以在他后半辈子，他做了很多事情。他确实是非常用功，我举一个例子，我刚到美国，还是新娘子，有一天他堂哥到我们家里来，是生人，不熟悉。我说：“你下午带着你的堂哥到波士顿看一看！”钱学森说：“下午我要看书。”他对着他堂哥就是这么说的。我当时觉得，你怎么这样不客气，不礼貌啊！但这是他的真话。人家说他很怪，就怪在这些方面。他堂哥也很好，吃碗面就走啦！他拿着一杯茶，笑眯眯地到书房里，关上门，下午四五点钟才出来。家里的事，像厨房里的事，他都不管。他一有空就去书房，8点钟吃完晚饭，他就倒一杯茶到书房去，不到12点不出来。
我们结婚以后，他每天都是早出晚归，常常下午5点钟回来。礼拜天只有半天休息，上半天陪我去散散步，下半天便要看书，或者说他礼拜天下午陪我去玩玩，上午他一定要看书。他是非常用功的，我在边上看着，所以说我很尊敬他，我很佩服他。他的学识、学问不是完全凭天赋，他是后天努力的，流了大汗，像他这样用功的人可是不多的。
记：在以前的书中介绍到，您很小的时候就过继给钱家了，请问您有没有这回事？
蒋：蒋百里和钱钧夫是我们两个人的父亲，他们都在求是书院读书，是好朋友，两个人同时留日，到日本去。钱钧夫学教育，蒋百里学军事，多少年以后，他们都回到了北京，做官了。蒋百里生了五个女儿，钱钧夫只生了一个儿子，钱钧夫喜欢女孩，他没有女儿，看见我们家这么多女孩，他就对我父亲说：“你给我一个吧。”我母亲很大方，说：“你挑吧。”钱钧夫说：“我要老三。”也就是我。于是就办了酒席，给我的奶妈做了新衣服，把我正式过继给钱家了。他们给我取了个名字叫钱学英，我就到他们家去了。可是我在他们家待不住，我们是一大户，五姐妹，有五个奶妈，很热闹。我到他们家去，钱学森是大哥，也不会跟我玩。没人跟我玩，我就老哭。钱钧夫也觉得不大好。我爸爸想想也是后悔了，就又把我要回来了。但他们有一个协定，他（钱钧夫）说：“给我做干女儿得了，将来长大了给我做媳妇。”所以钱学森后来说我是个童养媳，就是这么一个事情。
这个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多年了，他到美国去读书，我到欧洲去读书，也没有联系。很巧的是，我1947年回到上海，他也回到上海。两个人一见面，好像熟人似的。第三天，他就提出来了：“你跟我到美国去吧。”我说：“我干吗跟你到美国去呢，我刚从欧洲回来，我要在家待着。”他说：“明年一块再回来。”我这才听懂他的意思。我说我有很多男朋友，他说，那不算。他说我一定得跟他到美国去。他说了三句话，我就妥协了。我们俩就很快结婚了。我俩认识很突然，也真是很巧。我们是先结婚，后恋爱。之前根本没有交流，我们一点不了解，信都没通过，但是结婚了以后，我们一直很好，一直没有吵过，几十年都是很好的。
记：您和钱老从美国回国前，去看望冯·卡门，和冯·卡门辞行，当时的情景是怎样的？您能回忆一下吗？
蒋：卡门当时是从欧洲旅行回来。钱学森拿着《工程控制论》和《物理力学讲义》这两本书，去看冯·卡门，他说：“我送您两本书，这是我在最困难的时候写的，我要回国了，来向您辞行。”卡门就一边看书一边看着钱学森，有点不高兴的样子，并对钱学森说：“钱，你已经在学术上超过了我。”说完，就拍拍钱学森的肩膀。我也在旁边说：“我们也要走了，再见！”他还是摸着钱学森的脑袋，眼泪就流出来了。他一个人住着一套大房子，很孤独。他站在门口，看着我们的汽车开过去，我们心里也难过极了。卡门很可怜，就一个人留在了美国，没结婚，他妹妹又去世了，一套大房子就他一个人住。离开时我们心里也舍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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