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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2年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节目掀起了新一轮的音乐视听盛宴，节目收视率屡创新高，本文将浅析《中国好声音》相比于早期同类节目的一些创新和突破，希望能对我国本土的音乐选秀类节目在今后的创作中有所帮助。
[关键词]《中国好声音》 音乐选秀 导师制度 梦想 电影化
[中图分类号]G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9-0082-02
2004年湖南卫视《超级女声》的成功，带动全国众多电视台掀起了一股音乐选秀的热潮，如央视的《梦想中国》，东方卫视《我型我秀》等。从节目制作方面来看，逐级淘汰的节目规则、独具个性的评委老师、去权威化的大众评审以及场外投票形式所带动起的广泛的观众参与，都为居高不下的收视率奠定了基础。从参赛选手来讲，平民化的偶像梦想加上成为签约歌手的奖励，更为这类节目营造了良好的群众参与性与互动性。最后，观众对选手“出丑”状态的窥探心理满足和通过投票所产生的对比赛结果不确定性的心理期待，也使得音乐选秀类节目受到观众的热捧。然而在随后的几年中，此类节目由于高收率背后所引发的一系列利益问题、节目中个别价值取向的扭曲、受众对媒体社会责任感的质疑和对选手的盲目崇拜，加之创新意识匮乏和各电视台的跟风模仿，使得音乐选秀类节目的光彩慢慢黯淡了下去。
2012年，浙江卫视推出的《中国好声音》使音乐选秀类节目重新占据了娱乐节目的市场，节目播出6期，收视突破4个点，百度影视热搜榜持续排行第一，时时热点排行第一，指数突破150万。[1]这无疑为电视观众又呈上了新一轮的音乐视听盛宴，相比于早期同类节目，《中国好声音》有着许多新的尝试和突破。
一、“梦想”先行
电视音乐选秀类节目喜欢走平民化的路线，低门槛的准入制度不限年龄、性别、职业、学历、外貌亦或是否身陷残疾，只要你有一副好嗓子，只要你有对音乐的热忱，这个节目就对你是敞开大门的。比如第一期登场的来自台湾板桥的张玉霞，她双眼失明，却用一首邓丽君的《独上西楼》征服了所有人的耳朵，同时得到了4位导师的高度赞赏。每个人都有拥有梦想的权利，都有去实现梦想的渴望，而唱歌这一梦想恰恰是凡人都可以去追逐的，因为它本身对外界条件的要求就比较低，且唱歌作为普通百姓的娱乐活动由来已久，即便唱歌不好听的人，也具备一定品评和鉴赏歌曲好坏的能力，这也就为音乐选秀类节目提供了众多可能的参赛选手和观众基础。
《中国好声音》这一节目，把“梦想”的概念再度升华，在这里选手参赛的目的更多地被渲染为来实现梦想，而一举成名后的物质奖励被有意弱化。选手怀揣着证明自己、自我肯定和被他人肯定的想法走入这个音乐的考场，他们也许是一直执著于音乐的人，也许是迫于生计而曾经放弃歌唱的人；他们也许外表光鲜亮丽，也许因为某些缺陷而被周遭的人另眼相看；他们也许声音或甜美动人或高亢嘹亮，也许声线与众不同剑走偏锋……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一切似乎都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只有那个发自内心而歌唱出来的声音，和那个声音背后对梦想的执著。那些最终被淘汰的选手，他们勇敢地在这个舞台上证明了自己、展示了自我，对梦想的坚持有时甚至超越了对才艺的比拼，电视机前的受众从他们的故事中找到了与自己生活相重叠的影子，这种共鸣化为积极的正能量，使得选手仿佛有种虽败犹荣的豪情。
二、导师制度
（一）导师取代以往选秀节目中评委的角色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从评委到导师的角色转换，使评委们除了具有选择学员去留的权利外，也承担起了师者的角色，要对自己的学员给予音乐上的指导，帮助学员进步。而选手也从单纯参赛者的角色，转换成与导师的师生关系。这种巧妙的人际关系转换很好地规避了选秀节目的晋级制度所带来的单纯淘汰结果，节目中你会看到4位导师在抉择时的痛苦和不舍，有时像刘欢老师这样的铮铮铁汉也会泣不成声，更不要说旁人。学员们在离开舞台时，不只收获了知识，也收获了一份浓浓的师生情。
（二）师生互动
4位导师个性张扬，经常可见情绪被选手感染时从座椅上跃起欢呼，完全打破了台上台下的距离感，更有甚时会冲到舞台的中央和选手合唱互动。在师生的谈话中，也时常会听到导师的真情流露，让我们看到了这些明星不为人知的另外一面，有时又不乏导师对自我的调侃，与其他节目的毒舌评委相比，《中国好声音》的气氛更加诙谐幽默、和谐融洽。
（三）学员反选
在当下的选秀节目中，评委大都处于绝对选择的优势地位，而选手处于被选择的状态，《中国好声音》打破了这一成规，实现了导师与学员的双向选择，这意味着当导师转身后，选择权就转换到了学员手中，当有两位或两位以上导师为一位学员转身时，导师们为了争抢心仪的学员往往使出浑身解数，为节目增加了很多的乐趣，也实现了师与徒的权利对等。
三、电影化的制作手法
《中国好声音》呈现给电视观众的不仅是音乐的享受，更是一场视觉的盛宴。节目引自于荷兰成熟的电视节目《The Voice of Holland》，因此在制作手段和整体播出风格上都不失大将风范，再结合我国的本土特色，使得节目更加引人入胜。
（一）镜头的抓取
《中国好声音》共采用了26个机位拍摄，其中10个在场外拍摄花絮，16个在场内拍摄正式节目，现场的舞台，360度无死角，所有细节一览无余。[2]无论是选手投入演唱的状态，导师挣扎着是否按下按钮的表情和动作，还是家人朋友、现场观众在一旁紧张期待的反应镜头，都被摄像机抓取了下来，并且在后期剪辑时合理地穿插使用，使整个节目看起来无论是情节还是节奏都十分自然流畅。同时，节目的时空在舞台上的歌者、导师、台下观众、亲友等候室、幕后主持人和开场的VCR录像几种时空中穿梭，这种拍摄和剪辑的风格更像是电影的制作手法，而《中国好声音》将这一精细化的制作手法延伸到了电视节目的制作当中。 （二）善用叙事手段
无论是开场前的影片介绍，还是在舞台上与导师的对话互动，学员们无不讲述着一个个动人心弦的追梦故事，甚至在比赛之后，还有《酷我真声音》来进行深入的挖掘，观众在欣赏节目的同时，学员们的人生经历也被他们慢慢所熟悉。从整体的叙事结构上看，《中国好声音》是一个由不同叙事文本组合而成的嵌套式结构的大文本。时间统计，挖掘背景故事的时间与音乐的时间几乎齐平[3]，这种故事化的叙事手法可以帮助观众把一个个陌生的学员在心中具象化，消除观众和选手之间的隔阂感，并且通过人物故事让观众产生情感共鸣，有时甚至能带动观众的观赏情绪。比如第一期的学员徐海星，当她说“我觉得我爸爸也来了”，得知她爸爸已经生病去世时，许多观众和导师一样，都眼眶湿润了。
（三）悬念的制造
首先，《中国好声音》的一大看点便是对导师转身的猜测，会不会有导师为选手转身？什么时候转身？会有几个导师转身？观众的好奇心此时被极大地放大，紧张的程度堪比场上选手，而导师们按下转椅按钮前挣扎的神态，似按非按的夸张动作，更加剧了悬念的张力。选手反选导师的过程同样如此，尤其在有多位导师同时转身的情况下，最终的选择结果也调动着观众的观赏胃口。
其次，通过剪辑制造悬念。节目大致分为选手的开场VCR介绍，歌曲演唱，导师与学员互选3个环节，在转椅转过之前，4位导师完全不知道选手的容貌，有时只通过声音甚至无法准确认定性别，而观众通常是看得见选手样貌的，这时就会对导师转身后的表情和反应产生心理期待。而在处理一些特点鲜明的选手时，甚至在导师转身之前，连观众都无法看清歌手的样貌，就会对选手充满期待。比如第一期的学员张伟，在开场的VCR中我们听到他的声音，看到他手、嘴、头发的特写，画面中有他清晰的背影和暗光下模糊的正面镜头，但就是看不清他的长相。在他走上舞台后，也是组接一些背景镜头和局部特写镜头，出现的正面镜头不是大全景，就是和导师前后呼应的景深镜头，还是无法清晰辨认面容，此时他的歌声和导师欣喜的表情越来越调动着观众的好奇心，直到那英老师率先转身后，才出现关于选手的第一个清晰的近景镜头，观众和导师一起终于看清选手的庐山真面目。
四、全新的制作观念
《中国好声音》由浙江卫视和灿星传媒联合制作，《中国好声音》之所以称得上“首次真正意义的制播分离”，就在于灿星传媒和浙江卫视都把“市场”作为合作的关键。正是看到了“市场”的无限可能性，浙江卫视和灿星传媒选择了“共同投入、共担风险、共享利润”的合作模式，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风险，提高了利润。[4]制播分离最大的好处就是能极大地保证节目质量，从线上到线下，从前期到后期，有更多的资源来为节目服务，其中网络推广与微博的营销手段，包括邀请明星为节目助阵，都使得《中国好声音》的影响力快速攀升。
由《中国好声音》所带动起的音乐选秀热潮仍在继续，而我们在完全复制国外成熟制作模式的同时，也应该思考我国的选秀节目如何取别人之所长，为我之所用。所以，除了对国外好的节目“拿来”，我们的电视人更应该立足于创造出既体现民族文化传统，又反映当代社会现实的节目；创造出既符合民族欣赏习惯，又具有国际通行表达方式的节目形态。[5]希望不久的将来，我国本土的音乐选秀类节目，也能走出一条自己的创新之路。
【参考文献】
[1]许继锋.《中国好声音》爆发性传播效应的模式要素[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2年，第10期.
[2]孙琳，杨玉洁.解密《中国好声音》幕后生产线[J].影视制作，2012年，第12期.
[3]程耿，金妍，冯尚钺.“好声音”中“好故事”的叙事学分析——以《中国好声音》为例[J].中国传媒科技，2013年，第02期.
[4]王丹，《中国好声音》成功的样本价值[J].传媒 Media，2012年，第11期.
[5]李跃森.要“拿来”，更要原创[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2年，第09期.
[关键词]《中国好声音》 音乐选秀 导师制度 梦想 电影化
[中图分类号]G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9-0082-02
2004年湖南卫视《超级女声》的成功，带动全国众多电视台掀起了一股音乐选秀的热潮，如央视的《梦想中国》，东方卫视《我型我秀》等。从节目制作方面来看，逐级淘汰的节目规则、独具个性的评委老师、去权威化的大众评审以及场外投票形式所带动起的广泛的观众参与，都为居高不下的收视率奠定了基础。从参赛选手来讲，平民化的偶像梦想加上成为签约歌手的奖励，更为这类节目营造了良好的群众参与性与互动性。最后，观众对选手“出丑”状态的窥探心理满足和通过投票所产生的对比赛结果不确定性的心理期待，也使得音乐选秀类节目受到观众的热捧。然而在随后的几年中，此类节目由于高收率背后所引发的一系列利益问题、节目中个别价值取向的扭曲、受众对媒体社会责任感的质疑和对选手的盲目崇拜，加之创新意识匮乏和各电视台的跟风模仿，使得音乐选秀类节目的光彩慢慢黯淡了下去。
2012年，浙江卫视推出的《中国好声音》使音乐选秀类节目重新占据了娱乐节目的市场，节目播出6期，收视突破4个点，百度影视热搜榜持续排行第一，时时热点排行第一，指数突破150万。[1]这无疑为电视观众又呈上了新一轮的音乐视听盛宴，相比于早期同类节目，《中国好声音》有着许多新的尝试和突破。
一、“梦想”先行
电视音乐选秀类节目喜欢走平民化的路线，低门槛的准入制度不限年龄、性别、职业、学历、外貌亦或是否身陷残疾，只要你有一副好嗓子，只要你有对音乐的热忱，这个节目就对你是敞开大门的。比如第一期登场的来自台湾板桥的张玉霞，她双眼失明，却用一首邓丽君的《独上西楼》征服了所有人的耳朵，同时得到了4位导师的高度赞赏。每个人都有拥有梦想的权利，都有去实现梦想的渴望，而唱歌这一梦想恰恰是凡人都可以去追逐的，因为它本身对外界条件的要求就比较低，且唱歌作为普通百姓的娱乐活动由来已久，即便唱歌不好听的人，也具备一定品评和鉴赏歌曲好坏的能力，这也就为音乐选秀类节目提供了众多可能的参赛选手和观众基础。
《中国好声音》这一节目，把“梦想”的概念再度升华，在这里选手参赛的目的更多地被渲染为来实现梦想，而一举成名后的物质奖励被有意弱化。选手怀揣着证明自己、自我肯定和被他人肯定的想法走入这个音乐的考场，他们也许是一直执著于音乐的人，也许是迫于生计而曾经放弃歌唱的人；他们也许外表光鲜亮丽，也许因为某些缺陷而被周遭的人另眼相看；他们也许声音或甜美动人或高亢嘹亮，也许声线与众不同剑走偏锋……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一切似乎都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只有那个发自内心而歌唱出来的声音，和那个声音背后对梦想的执著。那些最终被淘汰的选手，他们勇敢地在这个舞台上证明了自己、展示了自我，对梦想的坚持有时甚至超越了对才艺的比拼，电视机前的受众从他们的故事中找到了与自己生活相重叠的影子，这种共鸣化为积极的正能量，使得选手仿佛有种虽败犹荣的豪情。
二、导师制度
（一）导师取代以往选秀节目中评委的角色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从评委到导师的角色转换，使评委们除了具有选择学员去留的权利外，也承担起了师者的角色，要对自己的学员给予音乐上的指导，帮助学员进步。而选手也从单纯参赛者的角色，转换成与导师的师生关系。这种巧妙的人际关系转换很好地规避了选秀节目的晋级制度所带来的单纯淘汰结果，节目中你会看到4位导师在抉择时的痛苦和不舍，有时像刘欢老师这样的铮铮铁汉也会泣不成声，更不要说旁人。学员们在离开舞台时，不只收获了知识，也收获了一份浓浓的师生情。
（二）师生互动
4位导师个性张扬，经常可见情绪被选手感染时从座椅上跃起欢呼，完全打破了台上台下的距离感，更有甚时会冲到舞台的中央和选手合唱互动。在师生的谈话中，也时常会听到导师的真情流露，让我们看到了这些明星不为人知的另外一面，有时又不乏导师对自我的调侃，与其他节目的毒舌评委相比，《中国好声音》的气氛更加诙谐幽默、和谐融洽。
（三）学员反选
在当下的选秀节目中，评委大都处于绝对选择的优势地位，而选手处于被选择的状态，《中国好声音》打破了这一成规，实现了导师与学员的双向选择，这意味着当导师转身后，选择权就转换到了学员手中，当有两位或两位以上导师为一位学员转身时，导师们为了争抢心仪的学员往往使出浑身解数，为节目增加了很多的乐趣，也实现了师与徒的权利对等。
三、电影化的制作手法
《中国好声音》呈现给电视观众的不仅是音乐的享受，更是一场视觉的盛宴。节目引自于荷兰成熟的电视节目《The Voice of Holland》，因此在制作手段和整体播出风格上都不失大将风范，再结合我国的本土特色，使得节目更加引人入胜。
（一）镜头的抓取
《中国好声音》共采用了26个机位拍摄，其中10个在场外拍摄花絮，16个在场内拍摄正式节目，现场的舞台，360度无死角，所有细节一览无余。[2]无论是选手投入演唱的状态，导师挣扎着是否按下按钮的表情和动作，还是家人朋友、现场观众在一旁紧张期待的反应镜头，都被摄像机抓取了下来，并且在后期剪辑时合理地穿插使用，使整个节目看起来无论是情节还是节奏都十分自然流畅。同时，节目的时空在舞台上的歌者、导师、台下观众、亲友等候室、幕后主持人和开场的VCR录像几种时空中穿梭，这种拍摄和剪辑的风格更像是电影的制作手法，而《中国好声音》将这一精细化的制作手法延伸到了电视节目的制作当中。 （二）善用叙事手段
无论是开场前的影片介绍，还是在舞台上与导师的对话互动，学员们无不讲述着一个个动人心弦的追梦故事，甚至在比赛之后，还有《酷我真声音》来进行深入的挖掘，观众在欣赏节目的同时，学员们的人生经历也被他们慢慢所熟悉。从整体的叙事结构上看，《中国好声音》是一个由不同叙事文本组合而成的嵌套式结构的大文本。时间统计，挖掘背景故事的时间与音乐的时间几乎齐平[3]，这种故事化的叙事手法可以帮助观众把一个个陌生的学员在心中具象化，消除观众和选手之间的隔阂感，并且通过人物故事让观众产生情感共鸣，有时甚至能带动观众的观赏情绪。比如第一期的学员徐海星，当她说“我觉得我爸爸也来了”，得知她爸爸已经生病去世时，许多观众和导师一样，都眼眶湿润了。
（三）悬念的制造
首先，《中国好声音》的一大看点便是对导师转身的猜测，会不会有导师为选手转身？什么时候转身？会有几个导师转身？观众的好奇心此时被极大地放大，紧张的程度堪比场上选手，而导师们按下转椅按钮前挣扎的神态，似按非按的夸张动作，更加剧了悬念的张力。选手反选导师的过程同样如此，尤其在有多位导师同时转身的情况下，最终的选择结果也调动着观众的观赏胃口。
其次，通过剪辑制造悬念。节目大致分为选手的开场VCR介绍，歌曲演唱，导师与学员互选3个环节，在转椅转过之前，4位导师完全不知道选手的容貌，有时只通过声音甚至无法准确认定性别，而观众通常是看得见选手样貌的，这时就会对导师转身后的表情和反应产生心理期待。而在处理一些特点鲜明的选手时，甚至在导师转身之前，连观众都无法看清歌手的样貌，就会对选手充满期待。比如第一期的学员张伟，在开场的VCR中我们听到他的声音，看到他手、嘴、头发的特写，画面中有他清晰的背影和暗光下模糊的正面镜头，但就是看不清他的长相。在他走上舞台后，也是组接一些背景镜头和局部特写镜头，出现的正面镜头不是大全景，就是和导师前后呼应的景深镜头，还是无法清晰辨认面容，此时他的歌声和导师欣喜的表情越来越调动着观众的好奇心，直到那英老师率先转身后，才出现关于选手的第一个清晰的近景镜头，观众和导师一起终于看清选手的庐山真面目。
四、全新的制作观念
《中国好声音》由浙江卫视和灿星传媒联合制作，《中国好声音》之所以称得上“首次真正意义的制播分离”，就在于灿星传媒和浙江卫视都把“市场”作为合作的关键。正是看到了“市场”的无限可能性，浙江卫视和灿星传媒选择了“共同投入、共担风险、共享利润”的合作模式，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风险，提高了利润。[4]制播分离最大的好处就是能极大地保证节目质量，从线上到线下，从前期到后期，有更多的资源来为节目服务，其中网络推广与微博的营销手段，包括邀请明星为节目助阵，都使得《中国好声音》的影响力快速攀升。
由《中国好声音》所带动起的音乐选秀热潮仍在继续，而我们在完全复制国外成熟制作模式的同时，也应该思考我国的选秀节目如何取别人之所长，为我之所用。所以，除了对国外好的节目“拿来”，我们的电视人更应该立足于创造出既体现民族文化传统，又反映当代社会现实的节目；创造出既符合民族欣赏习惯，又具有国际通行表达方式的节目形态。[5]希望不久的将来，我国本土的音乐选秀类节目，也能走出一条自己的创新之路。
【参考文献】
[1]许继锋.《中国好声音》爆发性传播效应的模式要素[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2年，第10期.
[2]孙琳，杨玉洁.解密《中国好声音》幕后生产线[J].影视制作，2012年，第12期.
[3]程耿，金妍，冯尚钺.“好声音”中“好故事”的叙事学分析——以《中国好声音》为例[J].中国传媒科技，2013年，第02期.
[4]王丹，《中国好声音》成功的样本价值[J].传媒 Media，2012年，第11期.
[5]李跃森.要“拿来”，更要原创[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2年，第0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