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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将依据《红楼梦》的前八十回文本，选取典型人物香菱，运用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从悲剧情节、悲剧性格两个方面，分析香菱“平生遭际实堪伤”的人物悲剧性，寻找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作品的契合点，为不同文化地域的读者提供共享的红学读解空间。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 悲剧理论 香菱
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诗学》中系统地阐发了西方古典美学和文艺理论思想，其中悲剧理论对后世悲剧创作和欣赏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的顶峰之作，曹雪芹改变了既往作品惯用的大团圆结局，颠覆了华夏美学“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庸传统。因此，亚氏悲剧理论和悲剧作品《红楼梦》之间有了对话的可能。本文选取的香菱，虽然不在金陵十二钗之列，但作为小说第一位出场的青春女性，其作用不可小觑。亚里士多德对悲剧创作的一系列要求与曹雪芹塑造的香菱这一人物形象不谋而合。
一、悲剧情节论
亚里士多德对悲剧做出如下定义：“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它的媒介是经过装饰的语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别被用于剧的不同部分，它的模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1}悲剧还必须包括六个决定其性质的成分：情节、性格、言辞、思想、形象和歌曲，在这些成分中，情节是重中之重，人物的性格在行动中得到表现。亚里士多德认为情节中最重要的成分是突转和发现。“突转，指行动的发展从一个方向转至相反的方向，此种转变必须符合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发现，如该词本身所示，指从不知到知的转变，即使置身于顺达之境或败逆之境中的人物认识到对方原来是自己的亲人或仇人，最佳的发现与突转同时发生。”{2}香菱起伏不定的一生中有多起突转和发现。
香菱出身尊贵，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偏偏走失被拐，这是香菱悲剧一生的开始，暗合了江湖游僧说她是“有命无运，累计爹娘”之物。长大后，香菱被小乡宦之子冯渊相中，终于得到一个好归宿。故事在香菱命运即将有所改观时发生转折，薛蟠打死冯渊将香菱生拖死拽弄了去。此刻，突转与发现同时发生，曾受过甄士隐救济的贾雨村恰巧审理此案，他获知香菱就是恩人的女儿，此时甄士隐是由不知到知的转变。情节的突转是贾雨村以怨报德，为了仕途通畅，他不仅没有帮助甄家找回女儿，还修书讨好贾政。亚氏认为“在所有的发现中，最好的应出自事件本身。这种发现能使人吃惊，其导因是一系列按可然的原则组合起来的事件”{3}。围绕这件人命案的始末，伏线早已埋下。贾雨村仕途蹇滞时得到甄士隐的资助考取功名，又护送林黛玉进京，受贾政举荐做了官，才能审理此案。香菱因被拐卖，才会有人命官司。门子告诉贾雨村香菱就是甄老爷的女儿，贾雨村为保乌纱帽糊涂结案。情节出自事件本身，人物行动符合身份，自然可信。香菱人生的最后一处突转是薛蟠娶妻，香菱在薛蟠外出后，随宝钗进入大观园，学诗成痴。薛蟠回来后要娶妻，香菱听闻夏金桂是大家闺秀，认定她是个“有才又有貌的佳人，自然是典雅和平的”。谁知夏金桂一进门就对她百般刁难，大观园里青春快意的生活转而变成苦痛折磨。
悲剧情节除了发现与突转外，第三个成分是苦难，“苦难指毁灭性的或包含痛苦的行动，如人物在众目睽睽之下的死亡、遭受痛苦、受伤以及诸如此类的情况”{4}。香菱从小远离父母，无依无靠，生活艰难。门子向贾雨村说明香菱情况“他是被拐子打怕了的，万不敢说，只说拐子系他亲爹，因无钱偿债，故卖他。我又哄之再四，他又哭了，只说‘我不记得小时之事！’”{5}香菱三岁走失后，这些年过得是转手买卖、挨打挨骂的日子。接着，香菱被迫从人贩子之手跳入薛蟠这个牢坑。薛蟠，人称呆霸王，浮萍心性，喜新厌旧。香菱遇人不淑已是艰难，薛蟠娶妻是她苦难的加剧。夏金桂妒忌她才貌俱佳，对她陷害折磨。夏金桂暗允薛蟠和自己的丫鬟宝蟾偷情，又支使香菱进屋取东西撞破二人苟且之事，香菱因此遭到薛蟠毒打。薛蟠粗俗暴力、夏金桂争强好胜，香菱屈居二人之下，受到的侮辱与损害是毁灭性的，后来香菱酿成干血之症，请医服药无效，最终“致使香魂返故乡”。读者看到香菱受伤、痛苦并且预期到她的死亡，有着深切的苦痛体验。曹雪芹在創作《红楼梦》时“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小说线索繁多且进度不一，伏笔时隐时现，可谓“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亚里士多德认为“事件的结合要严密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若是挪动或删减其中任何一个部分就会使整体松裂和脱节。”{6}香菱的一生起伏不定，这些情节线索就好比是一张网，每一网格都和上下周边紧密结合，共存共生。
二、悲剧性格论
“性格出自实践，也体现在实践之中，也就是说，通过一个人的抉择或行动，人们可以看出他的性格。”{7}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人物的性格要满足四个要求：第一，性格必须要善良，善良人物遭遇不幸才能引起同情；第二，性格必须相适合，指人物言行要符合身份；第三，性格必须相似，应像生活中的人或能在生活中找到原型；第四，性格必须一致，即人物性格前后可能有变，但总体上保持一致。香菱作为悲剧人物，她的性格达到以上四点要求。
香菱美丽聪慧，性格温顺，作者用“烘云托月之法”来渲染香菱的美好。香菱容貌出众，眉心中有米粒大小的一点胭脂痂，周瑞家的赞赏她“好个模样儿，竟有些像咱们东府里蓉大奶奶的品格儿”。凤姐也说“姨妈看着香菱模样儿好还是末则，其为人行事，却又比别的女孩子不同，温柔安静，差不多的主子姑娘也跟他不上呢”。此处脂评道：“何曾不是主子姑娘，盖卿不知来历也，作者必用阿凤一赞，方知莲卿尊重不虚。”{8}喜剧倾向于表现比今天的人差的人，悲剧则倾向于表现比今天的人好的人，香菱如此美丽端庄，她身陷囹圄遭遇不幸，读者才会感到怜悯她。香菱性格适合，言行符合身份，自小流落在外，没有读书的机会，后来学诗成痴，见解独特，进步很大，这说明她秉性聪慧，呼应她出身书香门第。父亲甄士隐“禀性恬淡，不以功名为念，每日只以观花种柳，酌酒吟诗为乐”。甲戌本脂评为：“自是羲皇上人，便可作是书之朝代年纪矣，总写香菱根基，原与正十二钗无异。”{9}母亲封氏“性情贤淑，深明礼义”。甲戌本脂评为：“八字正是写日后之香菱，见其根源不凡。”{10}可见，香菱资质聪颖与父母性情有关，“甄英莲丢失时三岁，中国有‘三岁看大’的古训，是说三岁时孩子的禀赋已基本成型，意味着其父恬淡雅静、以诗书为乐及慷慨好施的善良和仁清的品格对香菱性情品格的影响。”{11}性格相似体现在香菱是封建时代众多丫鬟命运的缩影。大观园里的女儿们都没有好的结局，迎春误嫁中山狼，探春远嫁，惜春出家，金钏跳井，司棋撞壁，晴雯含冤夭亡。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她们都是现实中的人，命运具有普遍的悲剧性。最后，性格具有一致性。香菱有刻苦学诗、性情纯真的一面，又因从小流落在外，无所依靠，其性格中不事反抗、委曲求全的一面是主要的，并且贯穿始终。薛蟠强行霸占，她无力反抗，夏金桂刁难折磨，她默默忍受，这样的性格加强了她命运的悲剧色彩。 亚氏认为“刻画性格就像组合事件一样，必须始终求其符合必然或可然原则。这样，才能使某一类人按必然或可然的原则说某一类话或做某一类事，才能使事件的承继符合必然或可然的原则”{12}。曹雪芹对香菱性格的刻画符合必然或可然的原则，香菱秉承父母气质对学诗情有独钟，幼年失怙养成求全忍让的性格，这样的性格特征体现在她的行动中，情节发展是顺理成章的。
三、总结
亚氏理论和曹氏作品有充分的对话空间，但在具体运用时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方面是中国小说和西方戏剧理论的异质性。首先，《红楼梦》讲述了香菱的性格悲剧和“有命无运”的命运悲剧，亚氏的悲剧理论用以指导悲剧人物的塑造，前者是创作成品，体现“万艳同悲”的作品主题，后者是创作构思，是一种悲剧创作的方法论。其次，亚氏和曹氏讨论的对象种类不同，亚氏理论针对的是戏剧，而《红楼梦》是小说。读者能够通过阅读来领会小说悲剧，而戏剧是要诉诸舞台表演的，悲剧情节的设计必须要考虑到舞台效果，前者更多是想象性的体验，后者更多是感官直觉的体验。另一方面，跨文化阐释要避免“橘生淮北”之弊。我们运用亚氏悲剧理论阐释香菱这个人物具有可行性，并非是说亚氏的所有悲剧理论都适用于《红楼梦》文本，不能强制阐释。比如，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人物要设定为犯了某种错误的好人，那么香菱就不符合这一条件。香菱的悲剧不是因为她个人犯了错误，而是在封建男权社会的历史条件下，一个弱势女性不能保全自己。在性格与行动谁更重要的问题上，亚里士多德显然认为行动最重要，性格出自实践，根据行动判断人物的属性。到底是行动体现性格，还是性格决定实践，抑或是二者相得益彰，都有合理性，没有优劣之分。
所以，“无论是研究西方的、中国的、古代的或現代的叙事理论，注重其独特性，强调其差异性，在一定的范围内是通行无阻的。如果因此将其片面扩大，只作狭隘和孤立的理解，以至于唯‘桔’好或唯‘枳’好，这样变得不相通了，是可谓为‘相隔’一派。”{13}我们探讨异质文化，目的在于寻找“相通”，不能囿于“相隔”，更不能忽视“相隔”。
{1}{2}{3}{4}{6}{7}{12} 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3页，第89页，第119页，第90页，第78页，第69页，第112页。
{5} 曹雪芹，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0页。
{8}{9}{10} 朱一玄：《红楼梦脂评校录》，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217页，第10页，第10页。
{11} 苏萍：《真应怜爱读香菱》，《红楼梦学刊》2014年第5期，第252页。
{13} 李志雄：《桔枳之辩——论亚里士多德〈诗学〉情节观对现代的借鉴意义》，《东疆学刊》2007年第1期，第40页。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 悲剧理论 香菱
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诗学》中系统地阐发了西方古典美学和文艺理论思想，其中悲剧理论对后世悲剧创作和欣赏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的顶峰之作，曹雪芹改变了既往作品惯用的大团圆结局，颠覆了华夏美学“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庸传统。因此，亚氏悲剧理论和悲剧作品《红楼梦》之间有了对话的可能。本文选取的香菱，虽然不在金陵十二钗之列，但作为小说第一位出场的青春女性，其作用不可小觑。亚里士多德对悲剧创作的一系列要求与曹雪芹塑造的香菱这一人物形象不谋而合。
一、悲剧情节论
亚里士多德对悲剧做出如下定义：“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它的媒介是经过装饰的语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别被用于剧的不同部分，它的模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1}悲剧还必须包括六个决定其性质的成分：情节、性格、言辞、思想、形象和歌曲，在这些成分中，情节是重中之重，人物的性格在行动中得到表现。亚里士多德认为情节中最重要的成分是突转和发现。“突转，指行动的发展从一个方向转至相反的方向，此种转变必须符合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发现，如该词本身所示，指从不知到知的转变，即使置身于顺达之境或败逆之境中的人物认识到对方原来是自己的亲人或仇人，最佳的发现与突转同时发生。”{2}香菱起伏不定的一生中有多起突转和发现。
香菱出身尊贵，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偏偏走失被拐，这是香菱悲剧一生的开始，暗合了江湖游僧说她是“有命无运，累计爹娘”之物。长大后，香菱被小乡宦之子冯渊相中，终于得到一个好归宿。故事在香菱命运即将有所改观时发生转折，薛蟠打死冯渊将香菱生拖死拽弄了去。此刻，突转与发现同时发生，曾受过甄士隐救济的贾雨村恰巧审理此案，他获知香菱就是恩人的女儿，此时甄士隐是由不知到知的转变。情节的突转是贾雨村以怨报德，为了仕途通畅，他不仅没有帮助甄家找回女儿，还修书讨好贾政。亚氏认为“在所有的发现中，最好的应出自事件本身。这种发现能使人吃惊，其导因是一系列按可然的原则组合起来的事件”{3}。围绕这件人命案的始末，伏线早已埋下。贾雨村仕途蹇滞时得到甄士隐的资助考取功名，又护送林黛玉进京，受贾政举荐做了官，才能审理此案。香菱因被拐卖，才会有人命官司。门子告诉贾雨村香菱就是甄老爷的女儿，贾雨村为保乌纱帽糊涂结案。情节出自事件本身，人物行动符合身份，自然可信。香菱人生的最后一处突转是薛蟠娶妻，香菱在薛蟠外出后，随宝钗进入大观园，学诗成痴。薛蟠回来后要娶妻，香菱听闻夏金桂是大家闺秀，认定她是个“有才又有貌的佳人，自然是典雅和平的”。谁知夏金桂一进门就对她百般刁难，大观园里青春快意的生活转而变成苦痛折磨。
悲剧情节除了发现与突转外，第三个成分是苦难，“苦难指毁灭性的或包含痛苦的行动，如人物在众目睽睽之下的死亡、遭受痛苦、受伤以及诸如此类的情况”{4}。香菱从小远离父母，无依无靠，生活艰难。门子向贾雨村说明香菱情况“他是被拐子打怕了的，万不敢说，只说拐子系他亲爹，因无钱偿债，故卖他。我又哄之再四，他又哭了，只说‘我不记得小时之事！’”{5}香菱三岁走失后，这些年过得是转手买卖、挨打挨骂的日子。接着，香菱被迫从人贩子之手跳入薛蟠这个牢坑。薛蟠，人称呆霸王，浮萍心性，喜新厌旧。香菱遇人不淑已是艰难，薛蟠娶妻是她苦难的加剧。夏金桂妒忌她才貌俱佳，对她陷害折磨。夏金桂暗允薛蟠和自己的丫鬟宝蟾偷情，又支使香菱进屋取东西撞破二人苟且之事，香菱因此遭到薛蟠毒打。薛蟠粗俗暴力、夏金桂争强好胜，香菱屈居二人之下，受到的侮辱与损害是毁灭性的，后来香菱酿成干血之症，请医服药无效，最终“致使香魂返故乡”。读者看到香菱受伤、痛苦并且预期到她的死亡，有着深切的苦痛体验。曹雪芹在創作《红楼梦》时“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小说线索繁多且进度不一，伏笔时隐时现，可谓“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亚里士多德认为“事件的结合要严密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若是挪动或删减其中任何一个部分就会使整体松裂和脱节。”{6}香菱的一生起伏不定，这些情节线索就好比是一张网，每一网格都和上下周边紧密结合，共存共生。
二、悲剧性格论
“性格出自实践，也体现在实践之中，也就是说，通过一个人的抉择或行动，人们可以看出他的性格。”{7}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人物的性格要满足四个要求：第一，性格必须要善良，善良人物遭遇不幸才能引起同情；第二，性格必须相适合，指人物言行要符合身份；第三，性格必须相似，应像生活中的人或能在生活中找到原型；第四，性格必须一致，即人物性格前后可能有变，但总体上保持一致。香菱作为悲剧人物，她的性格达到以上四点要求。
香菱美丽聪慧，性格温顺，作者用“烘云托月之法”来渲染香菱的美好。香菱容貌出众，眉心中有米粒大小的一点胭脂痂，周瑞家的赞赏她“好个模样儿，竟有些像咱们东府里蓉大奶奶的品格儿”。凤姐也说“姨妈看着香菱模样儿好还是末则，其为人行事，却又比别的女孩子不同，温柔安静，差不多的主子姑娘也跟他不上呢”。此处脂评道：“何曾不是主子姑娘，盖卿不知来历也，作者必用阿凤一赞，方知莲卿尊重不虚。”{8}喜剧倾向于表现比今天的人差的人，悲剧则倾向于表现比今天的人好的人，香菱如此美丽端庄，她身陷囹圄遭遇不幸，读者才会感到怜悯她。香菱性格适合，言行符合身份，自小流落在外，没有读书的机会，后来学诗成痴，见解独特，进步很大，这说明她秉性聪慧，呼应她出身书香门第。父亲甄士隐“禀性恬淡，不以功名为念，每日只以观花种柳，酌酒吟诗为乐”。甲戌本脂评为：“自是羲皇上人，便可作是书之朝代年纪矣，总写香菱根基，原与正十二钗无异。”{9}母亲封氏“性情贤淑，深明礼义”。甲戌本脂评为：“八字正是写日后之香菱，见其根源不凡。”{10}可见，香菱资质聪颖与父母性情有关，“甄英莲丢失时三岁，中国有‘三岁看大’的古训，是说三岁时孩子的禀赋已基本成型，意味着其父恬淡雅静、以诗书为乐及慷慨好施的善良和仁清的品格对香菱性情品格的影响。”{11}性格相似体现在香菱是封建时代众多丫鬟命运的缩影。大观园里的女儿们都没有好的结局，迎春误嫁中山狼，探春远嫁，惜春出家，金钏跳井，司棋撞壁，晴雯含冤夭亡。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她们都是现实中的人，命运具有普遍的悲剧性。最后，性格具有一致性。香菱有刻苦学诗、性情纯真的一面，又因从小流落在外，无所依靠，其性格中不事反抗、委曲求全的一面是主要的，并且贯穿始终。薛蟠强行霸占，她无力反抗，夏金桂刁难折磨，她默默忍受，这样的性格加强了她命运的悲剧色彩。 亚氏认为“刻画性格就像组合事件一样，必须始终求其符合必然或可然原则。这样，才能使某一类人按必然或可然的原则说某一类话或做某一类事，才能使事件的承继符合必然或可然的原则”{12}。曹雪芹对香菱性格的刻画符合必然或可然的原则，香菱秉承父母气质对学诗情有独钟，幼年失怙养成求全忍让的性格，这样的性格特征体现在她的行动中，情节发展是顺理成章的。
三、总结
亚氏理论和曹氏作品有充分的对话空间，但在具体运用时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方面是中国小说和西方戏剧理论的异质性。首先，《红楼梦》讲述了香菱的性格悲剧和“有命无运”的命运悲剧，亚氏的悲剧理论用以指导悲剧人物的塑造，前者是创作成品，体现“万艳同悲”的作品主题，后者是创作构思，是一种悲剧创作的方法论。其次，亚氏和曹氏讨论的对象种类不同，亚氏理论针对的是戏剧，而《红楼梦》是小说。读者能够通过阅读来领会小说悲剧，而戏剧是要诉诸舞台表演的，悲剧情节的设计必须要考虑到舞台效果，前者更多是想象性的体验，后者更多是感官直觉的体验。另一方面，跨文化阐释要避免“橘生淮北”之弊。我们运用亚氏悲剧理论阐释香菱这个人物具有可行性，并非是说亚氏的所有悲剧理论都适用于《红楼梦》文本，不能强制阐释。比如，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人物要设定为犯了某种错误的好人，那么香菱就不符合这一条件。香菱的悲剧不是因为她个人犯了错误，而是在封建男权社会的历史条件下，一个弱势女性不能保全自己。在性格与行动谁更重要的问题上，亚里士多德显然认为行动最重要，性格出自实践，根据行动判断人物的属性。到底是行动体现性格，还是性格决定实践，抑或是二者相得益彰，都有合理性，没有优劣之分。
所以，“无论是研究西方的、中国的、古代的或現代的叙事理论，注重其独特性，强调其差异性，在一定的范围内是通行无阻的。如果因此将其片面扩大，只作狭隘和孤立的理解，以至于唯‘桔’好或唯‘枳’好，这样变得不相通了，是可谓为‘相隔’一派。”{13}我们探讨异质文化，目的在于寻找“相通”，不能囿于“相隔”，更不能忽视“相隔”。
{1}{2}{3}{4}{6}{7}{12} 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3页，第89页，第119页，第90页，第78页，第69页，第112页。
{5} 曹雪芹，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0页。
{8}{9}{10} 朱一玄：《红楼梦脂评校录》，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217页，第10页，第10页。
{11} 苏萍：《真应怜爱读香菱》，《红楼梦学刊》2014年第5期，第252页。
{13} 李志雄：《桔枳之辩——论亚里士多德〈诗学〉情节观对现代的借鉴意义》，《东疆学刊》2007年第1期，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