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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桥入局
深发展是深圳市政府打造金融中心的重要棋子。深发展股价自1997年以来一路下跌，资产质量更令人堪忧。故政府对重组深发展的主角费尽心思。
2000年，深圳交易所新股停发，金融中心之梦日渐遥远。金融业之萎靡不振，拖累着高科技产业。这两者是深圳的用力点。激活深发展、推出中小企业板成为了深圳重振金融业的两大战略。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再造深发展，被提上了议事日程。2001年，深发展被深圳官方列为国有股退出和本地上市公司重组之首。
这就是新桥进入的背景。
更大的背景为：中国银行业改革提速，监管层考虑引入海外战略投资者,以此改造国内缺乏竞争力的银行体系。在中央高层眼里，深发展是一个可以走得更远的标本。
深发展最大单一股东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仅持股7.08%，相对集中的非流通股和高度分散的总股本，使深发展与新浪（NASDAQ： SINA）一样，成为绝好的收购题材。
新桥的引进，据说归功于时任深发展行长的周林。这也助他成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但整个谈判都由深圳官方来进行，深发展高层没有过多介入。
新桥是什么来头呢？
资料显示，新桥（即Newbridge Asia AIV）是以有限合伙的形式注册的投资基金，主要从事战略性投资，由其无限合伙人Newbridge Asia GenPar行使控制权，而其有限合伙人主要包括金融机构、退休基金、基金会、保险公司等，无任何决定权。Newbridge Asia GenPar是于2000年6月在美国特拉华州以有限合伙的形式注册的一家企业，其无限合伙人为Tarrant Advisors和Blum G.A.。前者的股权由大卫·波德曼（David Bonderman）、詹姆斯·考特（James G.Coulter）和威廉姆·普莱斯（William S.Price III）等3名自然人股东所拥有，持股比例分别为46%、31%和23%，后者由理查德·伯鲁姆个人控制。所以，新桥的最终控制人是大卫·波德曼、詹姆斯·考特、威廉姆·普莱斯和理查德·伯鲁姆等4人。
这“四人帮”都是国际金融界的资深人士。其中，前三人都是德克萨斯州太平洋投资集团合伙人及发起人，大卫·波德曼还担任美国大陆航空、Bell&Howell、美国华盛顿共同银行等多家公司董事，而理查德·伯鲁姆与大卫·波德曼两人还是韩国第一银行、美国喜马拉雅基金会董事会的同事。
2002年9月，新桥8名专家组成的收购过渡期管理委员会成立，“全面监督、控制风险、发展业务，并负责银行经营层的管理和管理机制的改善在内的各项管理职权”，全面接管深发展并进行摸底清查。值得注意的是，8人管委会中，新桥最终控制人之一的大卫·波德曼（David Bonderman）出现在专家名单的第一位，而新桥董事总经理单伟建具体负责与深圳市政府的对话。
两支神秘力量
管委会接管后，几乎对每笔信贷业务都要过问，几乎架空了原有董事会和经营层，并在经营管理上与管理层发生冲突，以致后者不断向深圳市政府告状。而且，随着管委会尽职调查的深入，新桥对最早开出的每股5元进行压价。这使深圳官方发生了动摇。
2003年5月，深发展公告称撤销管委会，不再行使董事会授予的任何职权，双方矛盾公开化。
管委会从2002年9月29日设立，到2003年5月12日撤销，运作了8个月。怀胎8个月，最后以流产告终。
市场总结失败的原因是，新桥的收购价过低，尽职调查以及管委会推行的管理理念引起管理层不满，以及新桥作为投资机构而非专业银行机构的身份遭到质疑。
“新桥出价低是原因之一，但新桥并非唯一买家，深圳市政府还有其他选择。”一位知情人士说。据称，还有汇丰银行、摩根大通等外资银行有意以更高价收购深发展。
其中，来自台湾辜氏家族控制的中华信托商业银行一直没有中断与深圳的谈判，且出价不低。此外，有报道称德隆也欲介入。
但新桥并不甘心退出。2003年5月14日，管委会撤销的第三天，新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对台湾中华信托银行提出诉讼,指控其干扰与深圳方面订立的框架协议的履行并构成侵权。这种打压行为激怒了深圳官方。
2003年9月，深发展选举周林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周原为副董事长（主持董事会工作）兼行长。知情人士向《董事会》透露，深圳官方原有新桥入主后周林另有任用的考虑。聘任何如为行长，政府以此表示强硬态度。同月15日，新桥以双方重组谈判的“排他性”为由，向国际商会仲裁院提出仲裁请求。
此举更加激化了新桥与深圳方面的矛盾。10月31日，深发展称“积极准备应诉及其他准备措施”。11月28日，深发展向国际商会仲裁院提交了答辩和反请求，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等深发展股东随即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法院认定新桥与其及深发展订立的框架协议中的仲裁条款无效。
知情人士透露，表面上双方火药味十足，私下里各支力量也在博弈，既有搅局者，也有斡旋人，“台资的中华信托银行搅局，港资的李嘉诚斡旋”。
坊间猜测，是新桥请李嘉诚出山，因为李氏家族与深圳官方关系密切。
据称，在第二次谈判中，曾经有方案让李嘉诚在深发展股权转让中持一定股份。此方案后来流产，原因不详。但在外界看来，新桥控制深发展后，未来李嘉诚仍有可能进入深发展。
此外，新桥还替换原谈判代表单伟建，以缓和与政府方面的矛盾。单伟建在6年前新桥收购韩国第一银行时作为新桥方谈判代表而一战成名。
银监会的推动，以及李嘉诚的从中斡旋，使深圳官方顺水推舟，加之新桥愿在价格上让步，使双方又重回谈判桌。2004年2月，双方最终选择了“其他准备措施”再开谈判，而没有直接对簿公堂，并于3月19日撤销了前述的仲裁请求和仲裁反请求。
新桥开出了一个适中的价格：每股3.546元，较深发展的每股净资产，溢价75％。以此为基础，2004年5月29日，双方订立《股份转让协议》，新桥将支付12.35亿元，购买深圳市投资、深圳国信、深圳城建和深圳社会保险局四家深发展股东持有17.89％的全部国有股和法人股，成为深发展的第一大股东。2004年前三季度，深发展盈利增长幅度超过70%，前景可期。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新桥承诺在5年内把深发展建成国际一流银行，并承诺5年内不出售或转让目标股份，除非届时银监会另有决定。
董事会“宫廷政变”
新桥重返深发展后，自上而下的第一项工作就是重建董事会，然后再着手“组阁”、架构调整及人员重聘，深发展几乎推倒重来。事实上，根据美国特拉华州法律，新桥作为投资基金本身并不设立董事会，而是由个人最终控制。
2004年6月18日，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新桥同意等股份交割完成后开始提名新董事人选，并不再坚持《股份转让协议》中对安排新董事人选的时间约定。按原先有利于新桥的约定，在《股份转让协议》签署后90天内，选举至少三分之一的新执行董事进入董事会。这些新董事须是新桥同意的被提名人，以及选举一名独立董事进入董事会。该独董也须经新桥同意。
6月30日，深发展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任期届满。由于需要办理股权转让审批手续，新桥需酝酿新的董事人选，双方正值实质性的过渡期，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顺利延长任期。
9月，银监会批复同意这次转让。9月24日，欧巍代表新桥在收购报告书上签字。10月，国务院国资委也批复同意。
此间，新桥与深发展双方各派3人，组成过渡期风险管理顾问委员会，向董事会和经营层提出建议以防止过渡期内的经营风险。
11月13日，经过博弈后，新桥终于公布了市场猜测已久的董事人选。此名单中，深发展董事长周林与行长何如均不在15人名单之列。
在10名执行董事名单中，唐开罗、欧巍、戴德时、约翰·奥尔茨、蓝德彰都是外籍人士。除蓝德彰外，唐开罗系新桥执行合伙人，戴德时、欧巍系新桥董事总经理，约翰·奥尔茨系新桥高级顾问。值得一提的是，唐开罗和欧巍还是此前8人过渡期管理委员会成员。
12月13日上午，深发展在深圳红叶娱乐广场召开200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第六届董事会成员，修改章程，新桥提出的候选董事顺利通过。
临时股东会还通过了独立董事人选。原深发展股东深圳国信投提名的郝珠江、深圳市社会保障局提名的米高·奥汉仑 (Michael OHanlon)、深圳城建集团提名的法兰克·纽曼 (Frank Newman)以及深发展第五届董事会提名的袁成第、郑学定当选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月14日下午，在深发展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举蓝德彰为新一任董事长，接受何如辞去行长，聘任韦杰夫为行长。韦杰夫曾以过渡期风险管理顾问委员会执行工作组主席的身份进入深发展。这意味着他对深发展的现状非常了解。
新桥的这种做法值得关注，因其提名的董事长和行长，既非中国人，也非自己的“嫡系”，而是资深的金融专业人士。
12月30日，股份转让完过户手续，新桥持有的17.89%股份变为外资法人股。一切尘埃落定。
2005年3月，深发展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定重设专门委员会。原先的战略发展与风险管理委员会一分为二，专门委员会由战略发展、风险管理、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薪酬与考核以及提名委员会5个专门委员会组成。新桥入主后的董事会安排，均符合2002年6月央行颁发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该指引第七条规定，“商业银行董事会中至少应当有2名独立董事。商业银行监事会中至少应当有2名外部监事。”第二十四条规定，“商业银行董事会设立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主要由独立董事组成，并由独立董事担任负责人。”
富有意味的是，在3月的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上，李新芳辞去董事，足见董事会斗争激烈。李是深发展前股东深圳城建集团董事长，历任深发展第四、五届董事会董事。
知情人士透露，即便在控制董事会后，外方仍不能消弥与中方的分歧。比如在贷款五级分类制度，深发展虽已与国际接轨，但具体划分上双方意见并不统一。
深发展“西化”
新桥能否在5年内将深发展建成国际一流银行呢？
新桥打消深圳市政府这一狐疑的最有力例证就是韩国第一银行。2000年，新桥击败汇丰银行成功收购韩国第一银行51％股权，并在2年内将这家在金融危机时期饱受起亚汽车、韩宝钢铁破产及大股东三星集团坏账拖累的银行不良资产完全清除。在4年内，濒临倒闭的韩国第一银行成为韩国资产质量最好的银行之一。
此外，新桥管理层管理的其他基金投资过的还有美国储蓄银行、美国国家再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都取得了良好的业绩。新桥在亚洲的分支机构分布于香港、上海、东京、汉城、新加坡及孟买等地，对东亚经济比较了解。
这些经验能复制吗？
据了解，深发展是上市银行中财务数据最不好的一家。新桥会凭自己的丰富经验来处理不良资产。深发展宣传室的刘经理向《董事会》证实，新桥进来后，在风险控制与财务管理方面正在发生变化。“具体业务也不方便说，韦杰夫行长会择机会见媒体并公布很多事项。”
深发展市场人士告诉《董事会》，新桥放贷审查严格，尽力在新增贷款中降低不良贷款的比例，风险控制比原管理层强化很多，“蓝德彰曾写过文章，批评中国银行界扩大贷款做大分母以降低不良贷款比例的做法。”
他还说，比如对不良贷款，新桥会引进美国成熟的理念，在资产证券化上领跑国内其他银行。
新桥还需处理一些遗留问题。比如，深发展资本充足率问题。截至2003年年末，深发展的资本金充足率为6.96％，低于巴塞尔协议中规定的8％。这使深发展向东莞、武汉等主要城市扩张业务受阻。早在2002年5月,为解决资本金充足率问题，深发展股东大会就通过了25.5亿至49.6亿元的配股计划，后因新桥入股一再延后。深发展1993、1994、1996、2000年曾4次配股。深发展内部人士还透露，配股融资计划有望重新启动，新桥还会通过国际金融市场解决充足率问题。
深发展主推零售业务的中长期战略思路将在新桥身上得到延续。新桥甚至提出要将深发展的零售业务增加到信贷业务的70％。深发展前任行长何如曾在2004年3月的会议上做了题为《逐步提高零售业务的战略比重》的报告，表示要用3到5年时间，使深发展的零售业务占全行业务比重达25％。韦杰夫上任后，提出了发展消费金融来平衡和改善银行资产质量的思路。
而在最根本的法人治理结构与制度上，深发展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新桥表示，董事会重建后，将通过董事会的代表，来推动深发展管理层实施新桥的一系列新政，并“增设和重组深发展的分支机构。”
在机构设置上，“几乎是照搬西方的那一套，设置了很多诸如首席财务官之类的CXO。”南京商业银行某人士认为，中国与韩国的市场环境不一样，在韩国第一银行身上取得成功，不代表在深发展身上重现。“尽管蓝德彰和韦杰夫都是中国通，但深发展能否以其新制度打开新局面，还是未知数。”
收购方（新桥投资集团）的无限合伙人负责收购方的投资和投资管理并对收购方实施控制权，而其有限合伙人对收购方的管理及投资决策并无决定权。收购方的无限合伙人是Newbridge Asia GenPar AIV III,L.P.。
购方的最终控制权由DavidBonderman、James G.Coulter、William S.PriceIII及Richard C.Blum先生拥有。
收购方是在美国特拉华州以有限合伙形式注册成立的投资基金，基金的合伙人认缴了7.24亿美元的资本。收购方的所有投资和运营决策均由作为其无限合伙人的Newbridge Asia GenPar AIV III,L.P.决定，而Newbridge Asia GenParAIVIII,L.P.的投资和运营决策均由作为其无限合伙人的Tarrant Advisors,Inc.和BlumG.A.,LLC（其中Blum G.A.,LLC由其管理合伙人Blum Investment Partners,Inc.管理）决定。
新桥投资收购深发展过程
2002年9月，Newbridge Asia AIV（新桥）拟收购深圳投资、深圳国投、深圳城建、深圳市劳保局四家所持深发展（000001，SZ）的国有及法人股，深圳市政府同意以新桥主导的收购过渡期管理委员会全面接管深发展；
2003年5月，深发展撤销管委会；
9月，新桥投资向国际商会提请仲裁，请求国际商会仲裁深发展及上述四家股东承担违约责任；
11月，深发展向国际商会仲裁院提交答辩和反请求，并向深圳中级法院起诉要求框架协议中的仲裁条款无效；
2004年2月，双方重回谈判桌，并于2004年4月所有当事方撤回仲裁请求与反请求；
5月，双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新桥投资拟受让四家股东持有的17.89％股权，成为深发展第一大股东；
9月，银监会批复同意股权转让;
10月，国务院国资委批复同意；
12月，由新桥主导的深发展第六届董事会产生，蓝德彰为董事长，韦杰夫取代何如成为行长；
2005年3月，深发展董事会下设战略发展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以及提名委员会，这五个专门委员会的临时召集人分别由几位外籍董事和独立董事担任……
深发展是中国第一家上市银行，也是第一家被外资控制的中国银行企业，《华尔街日报》还将新桥入主称为“创造了历史”。
深发展是深圳市政府打造金融中心的重要棋子。深发展股价自1997年以来一路下跌，资产质量更令人堪忧。故政府对重组深发展的主角费尽心思。
2000年，深圳交易所新股停发，金融中心之梦日渐遥远。金融业之萎靡不振，拖累着高科技产业。这两者是深圳的用力点。激活深发展、推出中小企业板成为了深圳重振金融业的两大战略。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再造深发展，被提上了议事日程。2001年，深发展被深圳官方列为国有股退出和本地上市公司重组之首。
这就是新桥进入的背景。
更大的背景为：中国银行业改革提速，监管层考虑引入海外战略投资者,以此改造国内缺乏竞争力的银行体系。在中央高层眼里，深发展是一个可以走得更远的标本。
深发展最大单一股东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仅持股7.08%，相对集中的非流通股和高度分散的总股本，使深发展与新浪（NASDAQ： SINA）一样，成为绝好的收购题材。
新桥的引进，据说归功于时任深发展行长的周林。这也助他成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但整个谈判都由深圳官方来进行，深发展高层没有过多介入。
新桥是什么来头呢？
资料显示，新桥（即Newbridge Asia AIV）是以有限合伙的形式注册的投资基金，主要从事战略性投资，由其无限合伙人Newbridge Asia GenPar行使控制权，而其有限合伙人主要包括金融机构、退休基金、基金会、保险公司等，无任何决定权。Newbridge Asia GenPar是于2000年6月在美国特拉华州以有限合伙的形式注册的一家企业，其无限合伙人为Tarrant Advisors和Blum G.A.。前者的股权由大卫·波德曼（David Bonderman）、詹姆斯·考特（James G.Coulter）和威廉姆·普莱斯（William S.Price III）等3名自然人股东所拥有，持股比例分别为46%、31%和23%，后者由理查德·伯鲁姆个人控制。所以，新桥的最终控制人是大卫·波德曼、詹姆斯·考特、威廉姆·普莱斯和理查德·伯鲁姆等4人。
这“四人帮”都是国际金融界的资深人士。其中，前三人都是德克萨斯州太平洋投资集团合伙人及发起人，大卫·波德曼还担任美国大陆航空、Bell&Howell、美国华盛顿共同银行等多家公司董事，而理查德·伯鲁姆与大卫·波德曼两人还是韩国第一银行、美国喜马拉雅基金会董事会的同事。
2002年9月，新桥8名专家组成的收购过渡期管理委员会成立，“全面监督、控制风险、发展业务，并负责银行经营层的管理和管理机制的改善在内的各项管理职权”，全面接管深发展并进行摸底清查。值得注意的是，8人管委会中，新桥最终控制人之一的大卫·波德曼（David Bonderman）出现在专家名单的第一位，而新桥董事总经理单伟建具体负责与深圳市政府的对话。
两支神秘力量
管委会接管后，几乎对每笔信贷业务都要过问，几乎架空了原有董事会和经营层，并在经营管理上与管理层发生冲突，以致后者不断向深圳市政府告状。而且，随着管委会尽职调查的深入，新桥对最早开出的每股5元进行压价。这使深圳官方发生了动摇。
2003年5月，深发展公告称撤销管委会，不再行使董事会授予的任何职权，双方矛盾公开化。
管委会从2002年9月29日设立，到2003年5月12日撤销，运作了8个月。怀胎8个月，最后以流产告终。
市场总结失败的原因是，新桥的收购价过低，尽职调查以及管委会推行的管理理念引起管理层不满，以及新桥作为投资机构而非专业银行机构的身份遭到质疑。
“新桥出价低是原因之一，但新桥并非唯一买家，深圳市政府还有其他选择。”一位知情人士说。据称，还有汇丰银行、摩根大通等外资银行有意以更高价收购深发展。
其中，来自台湾辜氏家族控制的中华信托商业银行一直没有中断与深圳的谈判，且出价不低。此外，有报道称德隆也欲介入。
但新桥并不甘心退出。2003年5月14日，管委会撤销的第三天，新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对台湾中华信托银行提出诉讼,指控其干扰与深圳方面订立的框架协议的履行并构成侵权。这种打压行为激怒了深圳官方。
2003年9月，深发展选举周林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周原为副董事长（主持董事会工作）兼行长。知情人士向《董事会》透露，深圳官方原有新桥入主后周林另有任用的考虑。聘任何如为行长，政府以此表示强硬态度。同月15日，新桥以双方重组谈判的“排他性”为由，向国际商会仲裁院提出仲裁请求。
此举更加激化了新桥与深圳方面的矛盾。10月31日，深发展称“积极准备应诉及其他准备措施”。11月28日，深发展向国际商会仲裁院提交了答辩和反请求，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等深发展股东随即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法院认定新桥与其及深发展订立的框架协议中的仲裁条款无效。
知情人士透露，表面上双方火药味十足，私下里各支力量也在博弈，既有搅局者，也有斡旋人，“台资的中华信托银行搅局，港资的李嘉诚斡旋”。
坊间猜测，是新桥请李嘉诚出山，因为李氏家族与深圳官方关系密切。
据称，在第二次谈判中，曾经有方案让李嘉诚在深发展股权转让中持一定股份。此方案后来流产，原因不详。但在外界看来，新桥控制深发展后，未来李嘉诚仍有可能进入深发展。
此外，新桥还替换原谈判代表单伟建，以缓和与政府方面的矛盾。单伟建在6年前新桥收购韩国第一银行时作为新桥方谈判代表而一战成名。
银监会的推动，以及李嘉诚的从中斡旋，使深圳官方顺水推舟，加之新桥愿在价格上让步，使双方又重回谈判桌。2004年2月，双方最终选择了“其他准备措施”再开谈判，而没有直接对簿公堂，并于3月19日撤销了前述的仲裁请求和仲裁反请求。
新桥开出了一个适中的价格：每股3.546元，较深发展的每股净资产，溢价75％。以此为基础，2004年5月29日，双方订立《股份转让协议》，新桥将支付12.35亿元，购买深圳市投资、深圳国信、深圳城建和深圳社会保险局四家深发展股东持有17.89％的全部国有股和法人股，成为深发展的第一大股东。2004年前三季度，深发展盈利增长幅度超过70%，前景可期。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新桥承诺在5年内把深发展建成国际一流银行，并承诺5年内不出售或转让目标股份，除非届时银监会另有决定。
董事会“宫廷政变”
新桥重返深发展后，自上而下的第一项工作就是重建董事会，然后再着手“组阁”、架构调整及人员重聘，深发展几乎推倒重来。事实上，根据美国特拉华州法律，新桥作为投资基金本身并不设立董事会，而是由个人最终控制。
2004年6月18日，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新桥同意等股份交割完成后开始提名新董事人选，并不再坚持《股份转让协议》中对安排新董事人选的时间约定。按原先有利于新桥的约定，在《股份转让协议》签署后90天内，选举至少三分之一的新执行董事进入董事会。这些新董事须是新桥同意的被提名人，以及选举一名独立董事进入董事会。该独董也须经新桥同意。
6月30日，深发展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任期届满。由于需要办理股权转让审批手续，新桥需酝酿新的董事人选，双方正值实质性的过渡期，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顺利延长任期。
9月，银监会批复同意这次转让。9月24日，欧巍代表新桥在收购报告书上签字。10月，国务院国资委也批复同意。
此间，新桥与深发展双方各派3人，组成过渡期风险管理顾问委员会，向董事会和经营层提出建议以防止过渡期内的经营风险。
11月13日，经过博弈后，新桥终于公布了市场猜测已久的董事人选。此名单中，深发展董事长周林与行长何如均不在15人名单之列。
在10名执行董事名单中，唐开罗、欧巍、戴德时、约翰·奥尔茨、蓝德彰都是外籍人士。除蓝德彰外，唐开罗系新桥执行合伙人，戴德时、欧巍系新桥董事总经理，约翰·奥尔茨系新桥高级顾问。值得一提的是，唐开罗和欧巍还是此前8人过渡期管理委员会成员。
12月13日上午，深发展在深圳红叶娱乐广场召开200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第六届董事会成员，修改章程，新桥提出的候选董事顺利通过。
临时股东会还通过了独立董事人选。原深发展股东深圳国信投提名的郝珠江、深圳市社会保障局提名的米高·奥汉仑 (Michael OHanlon)、深圳城建集团提名的法兰克·纽曼 (Frank Newman)以及深发展第五届董事会提名的袁成第、郑学定当选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月14日下午，在深发展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举蓝德彰为新一任董事长，接受何如辞去行长，聘任韦杰夫为行长。韦杰夫曾以过渡期风险管理顾问委员会执行工作组主席的身份进入深发展。这意味着他对深发展的现状非常了解。
新桥的这种做法值得关注，因其提名的董事长和行长，既非中国人，也非自己的“嫡系”，而是资深的金融专业人士。
12月30日，股份转让完过户手续，新桥持有的17.89%股份变为外资法人股。一切尘埃落定。
2005年3月，深发展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定重设专门委员会。原先的战略发展与风险管理委员会一分为二，专门委员会由战略发展、风险管理、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薪酬与考核以及提名委员会5个专门委员会组成。新桥入主后的董事会安排，均符合2002年6月央行颁发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该指引第七条规定，“商业银行董事会中至少应当有2名独立董事。商业银行监事会中至少应当有2名外部监事。”第二十四条规定，“商业银行董事会设立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主要由独立董事组成，并由独立董事担任负责人。”
富有意味的是，在3月的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上，李新芳辞去董事，足见董事会斗争激烈。李是深发展前股东深圳城建集团董事长，历任深发展第四、五届董事会董事。
知情人士透露，即便在控制董事会后，外方仍不能消弥与中方的分歧。比如在贷款五级分类制度，深发展虽已与国际接轨，但具体划分上双方意见并不统一。
深发展“西化”
新桥能否在5年内将深发展建成国际一流银行呢？
新桥打消深圳市政府这一狐疑的最有力例证就是韩国第一银行。2000年，新桥击败汇丰银行成功收购韩国第一银行51％股权，并在2年内将这家在金融危机时期饱受起亚汽车、韩宝钢铁破产及大股东三星集团坏账拖累的银行不良资产完全清除。在4年内，濒临倒闭的韩国第一银行成为韩国资产质量最好的银行之一。
此外，新桥管理层管理的其他基金投资过的还有美国储蓄银行、美国国家再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都取得了良好的业绩。新桥在亚洲的分支机构分布于香港、上海、东京、汉城、新加坡及孟买等地，对东亚经济比较了解。
这些经验能复制吗？
据了解，深发展是上市银行中财务数据最不好的一家。新桥会凭自己的丰富经验来处理不良资产。深发展宣传室的刘经理向《董事会》证实，新桥进来后，在风险控制与财务管理方面正在发生变化。“具体业务也不方便说，韦杰夫行长会择机会见媒体并公布很多事项。”
深发展市场人士告诉《董事会》，新桥放贷审查严格，尽力在新增贷款中降低不良贷款的比例，风险控制比原管理层强化很多，“蓝德彰曾写过文章，批评中国银行界扩大贷款做大分母以降低不良贷款比例的做法。”
他还说，比如对不良贷款，新桥会引进美国成熟的理念，在资产证券化上领跑国内其他银行。
新桥还需处理一些遗留问题。比如，深发展资本充足率问题。截至2003年年末，深发展的资本金充足率为6.96％，低于巴塞尔协议中规定的8％。这使深发展向东莞、武汉等主要城市扩张业务受阻。早在2002年5月,为解决资本金充足率问题，深发展股东大会就通过了25.5亿至49.6亿元的配股计划，后因新桥入股一再延后。深发展1993、1994、1996、2000年曾4次配股。深发展内部人士还透露，配股融资计划有望重新启动，新桥还会通过国际金融市场解决充足率问题。
深发展主推零售业务的中长期战略思路将在新桥身上得到延续。新桥甚至提出要将深发展的零售业务增加到信贷业务的70％。深发展前任行长何如曾在2004年3月的会议上做了题为《逐步提高零售业务的战略比重》的报告，表示要用3到5年时间，使深发展的零售业务占全行业务比重达25％。韦杰夫上任后，提出了发展消费金融来平衡和改善银行资产质量的思路。
而在最根本的法人治理结构与制度上，深发展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新桥表示，董事会重建后，将通过董事会的代表，来推动深发展管理层实施新桥的一系列新政，并“增设和重组深发展的分支机构。”
在机构设置上，“几乎是照搬西方的那一套，设置了很多诸如首席财务官之类的CXO。”南京商业银行某人士认为，中国与韩国的市场环境不一样，在韩国第一银行身上取得成功，不代表在深发展身上重现。“尽管蓝德彰和韦杰夫都是中国通，但深发展能否以其新制度打开新局面，还是未知数。”
收购方（新桥投资集团）的无限合伙人负责收购方的投资和投资管理并对收购方实施控制权，而其有限合伙人对收购方的管理及投资决策并无决定权。收购方的无限合伙人是Newbridge Asia GenPar AIV III,L.P.。
购方的最终控制权由DavidBonderman、James G.Coulter、William S.PriceIII及Richard C.Blum先生拥有。
收购方是在美国特拉华州以有限合伙形式注册成立的投资基金，基金的合伙人认缴了7.24亿美元的资本。收购方的所有投资和运营决策均由作为其无限合伙人的Newbridge Asia GenPar AIV III,L.P.决定，而Newbridge Asia GenParAIVIII,L.P.的投资和运营决策均由作为其无限合伙人的Tarrant Advisors,Inc.和BlumG.A.,LLC（其中Blum G.A.,LLC由其管理合伙人Blum Investment Partners,Inc.管理）决定。
新桥投资收购深发展过程
2002年9月，Newbridge Asia AIV（新桥）拟收购深圳投资、深圳国投、深圳城建、深圳市劳保局四家所持深发展（000001，SZ）的国有及法人股，深圳市政府同意以新桥主导的收购过渡期管理委员会全面接管深发展；
2003年5月，深发展撤销管委会；
9月，新桥投资向国际商会提请仲裁，请求国际商会仲裁深发展及上述四家股东承担违约责任；
11月，深发展向国际商会仲裁院提交答辩和反请求，并向深圳中级法院起诉要求框架协议中的仲裁条款无效；
2004年2月，双方重回谈判桌，并于2004年4月所有当事方撤回仲裁请求与反请求；
5月，双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新桥投资拟受让四家股东持有的17.89％股权，成为深发展第一大股东；
9月，银监会批复同意股权转让;
10月，国务院国资委批复同意；
12月，由新桥主导的深发展第六届董事会产生，蓝德彰为董事长，韦杰夫取代何如成为行长；
2005年3月，深发展董事会下设战略发展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以及提名委员会，这五个专门委员会的临时召集人分别由几位外籍董事和独立董事担任……
深发展是中国第一家上市银行，也是第一家被外资控制的中国银行企业，《华尔街日报》还将新桥入主称为“创造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