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用人单位不惜花重金聘请海归、博士等所谓的高精尖的人才来撑立门面，提高名气。社会需求的浮躁引发了急功近利的求学风气。因此难免会出现假学历吃香，真能力无用的尴尬境地。如果社会上多一些对真才实学的敬重，多一些人才施展才华的平台，多一些诚信体系的监制，相信人们的学习会更加从容务实，恪守诚信的人也会越来越多。
　　
　　最近，方鸿渐的名字又一次在网上大热，这位钱钟书小说《围城》中的男一号被人想起，并不是因为“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去”的爱情婚姻定律忽然间又受到了重视，而是因为他职业生涯中的一个小小瑕疵很可能又被现实复制并放大了一回。
　　
　　《围城》一书开篇不久便提到，受名义岳丈大人资助游学欧洲的方鸿渐本来并不在意文凭这样的小节，但为了不使家人失望，他只好从一个在美国的爱尔兰人那里购买了一张“克莱登大学”的假博士文凭。钱钟书先生或许不曾料到，他编织的这情节却使方鸿渐成为某一类人的代名词。
　　
　　世纪困扰
　　
　　近日，除去唐骏事件之外，法国媒体也报道了在法国土伦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涉嫌花钱买文凭的事件。一时间，方鸿渐和“克莱登大学”的小说情节似乎有了更大规模的现实版。尽管法国官方的调查仍在进行中，买文凭说法的真实程度及其细节都还有待进一步确认，但是一场争论已经在中法两国掀起了轩然大波。中国国内的论争似乎可以拿“丢人”当作关键词，一派网友认为新时代的方鸿渐们把弄虚作假这一套带到了法国，实在是丢了中国人的脸；而针锋相对的一派则觉得一个巴掌拍不响，卖文凭的法国人更可耻。其实，如果这样的丑闻被证实，买卖双方都逃脱不掉道德甚至法律的拷问，研究谁更丢人并不是一件太要紧的事情。
　　
　　《围城》描写的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海归”知识分子的爱情和命运，如今历史之车的巨轮早已驶入了新世纪，但是从国内有关部门近年来查处的伪造国外文凭事件不断也可看出，购买洋文凭这一让人不堪的奇观却并没有太大改变，仿佛一切进步都只是流云幻影。洋文凭成了定格在时空取景框中的世纪困扰，如何走出这样一个困境，可能比探讨外国“克莱登”与中国“方鸿渐”的道德高下更有意义。
　　
　　近代的中国，曾在很多方面落后于西方，无论是“开眼看世界”还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和实践，相对于盲目自大和闭关锁国，自有其进步意义。从这一点上说，崇洋是学习西方和追赶先进所必须的认识前提。但是，崇洋一旦僵化为思维定势，真理就变成了谬误。在方鸿渐的时代，留过洋的人中间确实有见多识广的真俊杰，但那些学识和才干均出自悟性与用功，与一纸洋文凭之间并无直接的对等关系。时代演进到今天，中国的进步已是有目共睹，该虚心效仿之处当然仍要勉力笃行，但该有自信时也不妨实事求是。在对待洋文凭的问题上，我们曾经给予了制度化的倾斜，但那是在人才极度匮乏背景下的非常举措。现在已经到了给洋文凭以国民待遇的时候，不能仅凭 “海归”两个字就破坏了对人才的平等对待。
　　
　　让方鸿渐真正成为呆在 《围城》里的过时人物，有赖于整个社会对人才评价标准的扭转。以真才实干识人用人，而不是偷懒地肤浅地拿一张文凭确定一个人的命运，那么假文凭自然丧失了市场，假的洋文凭也同样没有了用武之地。文凭的中与洋、高与低，都只是一种学习经历的证明和评定能力的参考，褪去了神化和狂热，文凭回归了它原本的价值。没有了“赤条条”的眼前利益，反倒有可能因事情败露徒增羞辱，让方鸿渐再做一次选择，想必他也会拒绝“克莱登”的诱惑。中国能否走出洋文凭的世纪困扰，最终将取决于我们这个社会的理性高度和清醒程度。
　　
　　孰是孰非
　　
　　方舟子公开怀疑唐骏的学历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的讨论。这再一次证明我们教育重视的不是培养人才，而是毕业证、学位证。在正不正都得需要证的教育观念下，我们的学校不是教育机构而是印刷机构和盖章机构。
　　
　　的确，只要凭借着国土的面积，确实就可以把我们送入大国的行列，这并不代表我们已经进入强国的行列。判断是不是强国和判断民族的强盛是一个道理，并不仅仅看他的数量到底有多少，更主要的是应该看这个国家的国民素质是什么样的，国民的素质又与国民教育分不开。这和一个家庭的兴旺是一个道理，不是看你这个家庭到底有多少银子，因为这些银子有可能是老祖先留下来的，一如我们的资源和人口。假如这个家庭就算是富可敌国，成员却白天打麻将和吃饭，晚上打麻将和睡觉，然后明天再来一轮，选择后代的标准是会不会打麻将，这样的家庭算兴旺吗？
　　
　　强大的国家是需要人才的，人才是培养出来的，没有一个好的教育观是不可能培养出好的人才的。在中国的求职机构，随便找一份工作，面试的时候，第一个问题就是方舟子式的问题，“你是什么学历？”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大学成绩表带来了吗？”如果学历上达不到要求，只有一个结果，对不起，我们的工作不适合你。
　　
　　这本身就是错误的教育观，而大家却都默认了这样的评选标准，家长要求孩子上学就是为了那张毕业证，企业和政府要求招聘的员工一定要高学历的毕业生，越高越好，哪怕弄过来一点用也没有，至少是炫耀的资本。不比谁的能力更大，只比谁的学历更高。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的话，比尔·盖茨在中国绝对不可能就业，说不定他这会儿正在某处工地上推沙子扛砖头。在这样的教育观下，我们是不可能出现微软的，出来的却是很软的，民主意识很软，平等法制观念很软，这些都是教育观的产品。不要拿什么我们高速发展的30年说事，那是靠血汗和消耗资源堆积来的，这与中国的教育观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在社科、人文等领域出现过令世界注目的人才。
　　
　　这与方舟子质疑唐骏有关吗？这是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质疑唐骏的学历潜意识里是在说，你的学历没有那么高，根本就不配做到那个职位，你今天的职位和取得的成绩是骗来的，而根本就不考虑唐骏的才能。传递出一个信息，就是惟学历是才，大家居然跟着起哄，很是有意思。
　　
　　在唐骏学历造假的表象之下，其实暗含的是国人教育观的错误观念，好的教育应该培养的是人才，不是为了专门发放学历证明。社会不应该只是围绕着学历来判断人才，更不能将这作为一种真理定下来。
　　
　　造假之痛
　　
　　事实上，中国留学生学历造假，在海外不是个别情形。它也绝不仅仅局限于海外的某几所大学或是几十个学生之间。可以说，这种现象蔓延于世界各地许多高校，甚至有中国留学生的地方，就有学历造假现象。
　　
　　中国留学生学历造假现象形成原因，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种属于纯学历造假，学生本身不具备高等教育文凭，出国后就读语言学校，因专业技能差距较大，又急于升学，于是从国内购买假学历，以“无中生有”的造假方式欺骗所在国的申请学校。第二种情况是一些具有大学或同等学历文凭者，为了省时省力，或是专业范围的限制，将原有的学历“拔高”，比如本科学历造假为研究生假学历等等。还有一种情况，有些人学历即便不造假，也会把学分和成绩等涂改注水。总之，海外学历造假就成为中国学子急功近利的“学习”捷径，情况令人担忧。
　　
　　海外中国留学生学历造假的风潮源于何时何处？从时间上来说，它的异军突起该与国内大批未受过高等教育的自费留学生蜂拥出国开始。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放留学政策到90年代末，30年的时间里，海外中国留学生学历造假现象极少。它的源头活水，该是根植于中国学历造假的氛围和沃土。如今，中国学界假大学生、假研究生、假学者、假教授、假专家博导、假研究成果、假论文专著……无奇不有，无处不在，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甚至各种造假现象不只是个人与私人的事情，有的是学校、集体合谋造假，使得中国本该高雅洁净的象牙塔被搅腾的浑浊不堪，乌烟瘴气。
　　
　　仅从假文凭方面来说，它的制作质量极高，精细程度不亚于造“伪币”，而且制造销售各方面配套一条龙。试想学生长期如此耳濡目染于浮躁虚假“学风”之中，前后逢源于急功近利的社会侵染之内，不造假反倒成了另类，这是个多么令人担忧的现象。中国留学生学历造假之风蔓延至国外，它的直接后果是损害了中国教育长期建立起来的较好形象，助长后留学者的造假之风。更为重要的是，它正迅速破坏整个海外华人群体的良好形象，最终致使西方社会对中国整体信任与品质产生怀疑，杀伤力不可小觑。
　　
　　目前，惟一有效制止中国学界各种造假现象的路途，就是要迅速建立起完整的法律制度，通过不断健全的相关法制，制裁约束各种各样的学界造假行为。如果对此仅仅停留于道德谴责和行政处分层面，那么中国学界各种造假现象必将愈演愈烈，给全球整个华人群体造成巨大危害。不久前，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开除中国学历造假学生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因此，立法解决学界各种造假现象的形势迫在眉睫。